“私生子”凭什么能继承遗产？

围绕着娃哈哈创始人宗庆后的遗产争夺战，有一个争论火了起来，甚至登上了热搜：“私生子”凭什么能继承遗产？

凭什么？凭法律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071条明文规定：非婚生子女享有与婚生子女同等的权利，不得歧视。第1127条进一步规定：非婚生子女与婚生子女一样，属于第一顺序继承人，在无遗嘱情况下可直接参与法定继承。

换句话说，非婚生子女只要能证明与被继承人有亲子关系，就能依法继承遗产。这就是宗庆后那三个非婚生子女争夺财产最大的依仗。

然而这一法条遭遇了广泛质疑。法律规定就合理吗？很多网友为宗馥莉鸣不平。

质疑者认为，这个旨在保护非婚生子女继承权的法律侵犯了婚生子女权益，鼓励了婚外情，对婚姻制度造成了严重破坏。

真的有那么严重吗？

围绕这场非婚生子女平等继承权的争论，实际上是一场关于进步主义与保守主义的争论。

在进步主义者看来，主张人人平等，维护个体权益尤其是妇女儿童等弱势群体的权益，才是现代文明观念。

而非婚生子女平等继承权正是进步主义的产物。

其背后的核心观念就是儿童权利本位——子女不应为父母的行为承担后果。

这一原则符合国际人权公约精神，《儿童权利宣言》强调“一切儿童无论婚生或非婚生，享受同等社会保护”。

而DNA检测技术的成熟也让确认亲子关系变得非常容易，这就让血缘关系取代婚姻形式成为亲子关系的核心。

然而在保守主义者看来，非婚生子女平等继承权对传统婚姻制度造成了巨大冲击。

首先是婚姻的经济价值被稀释。传统婚姻被视为财产整合与传承的保障，但非婚生子女平等继承权削弱了婚内生育的“排他性收益”。

有调查显示，23%的年轻女性因该政策考虑“不结婚只生子”，她们认为这样做既可以摆脱婚姻带来的困境（如夫妻关系、婆媳关系），又能够保留财产继承权。

非婚生子女平等继承权对传统婚姻制度的另一个冲击是权利与责任失衡。

婚内配偶需承担共同债务、赡养义务及婚姻约束。而婚外配偶则可通过非婚生子女继承权间接享有同等权益，却无需承担相应婚姻责任，导致权利与责任不对等。

而这种权责不对等，又进一步刺激了人性贪婪，“借子夺产”成为可能策略。有律师指出，部分人利用“母凭子贵”实现阶层跃迁，这进一步动摇了传统婚姻的稳定性。

正因为非婚生子女平等继承权存在巨大争议，因此它的确立也是十分晚近的事情。

法国在1972年修订《亲子关系改革法》，废除了“私生子”概念，赋予非婚生子女完全平等继承权，同时确立赡养义务对等原则。

美国则在1973年颁布《统一父母身份法案》：取消“非婚生子女”分类，所有子女统称“child”，继承权完全平等。

而日本表现得相对保守。他们长期保留明治时期的不平等条款：非婚生子女所能继承的财产只有婚生子女的50%。

直至2013年，日本最高法院裁定该条款违宪。但在违宪判决后，仅有61%民众支持平等继承，保守派指责判决“助长不伦风气”。

相比之下，中国在非婚生子女平权问题上可谓遥遥领先。

1950年我国第一部婚姻法便规定：“非婚生子女享受与婚生子女同等的权利，任何人不得加以危害或歧视。”

这当然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先进性，其核心任务之一便是打破封建宗法伦理。

传统中国以“宗祧继承”为核心，非婚生子女长期处于继承权边缘化地位。

比如元代法律规定，非婚生子女所能继承财产只有婚生子女的四分之一，到了明清，这一比例变成了二分之一。

但在爵位继承、祭祀仪式、家产管理等象征宗族身份的权利上，非婚生子女始终受到排斥。

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要彻底否定儒家的“血缘正统论”，将亲子关系从“婚姻合法性”中剥离，代之以血缘事实与儿童权利本位。

当然，这一观念的确立，也借鉴了苏联老大哥的司法实践。1926年，《苏俄婚姻家庭法典》确立“非婚生子女与婚生子女权利平等”，成为社会主义法系的标杆。

而同时期的西方国家仍受宗教伦理束缚。比如英国同样在1926年颁布的《准正法》只是有限承认继承权。法律规定非婚生子需经父母结婚才能获得继承权。

但是耐人寻味的是，苏俄法律在1944年反而出现倒退，对婚生子女与非婚生子女重新作出区分。

其背后的直接原因是二战带来的人口巨大损失和经济崩溃。

这使得苏联既迫切需要人口繁衍又无力承担大规模单亲补贴，所以只能用这种方法将人们重新赶回婚姻。

而根本原因则是斯大林主义的保守转向：1936年苏联已禁止堕胎，1944年法令进一步将家庭重构为“国家稳定的细胞”，强调婚姻的神圣性。

俄国非婚生子女继承权直到1990年才重新确立。但1944年法令的影响却是长期的——2020年民调显示，有32%的民众认为非婚生子女“低人一等”。

无论是俄国的民调还是日本的民调，都显示出非婚生子女平等继承权问题存在巨大争议。

而这一次宗庆后遗产争夺案所引发的舆论讨论，也证明这样的争议在中国同样存在。

这或许可以看作是这些年进步主义狂飙突进带给保守主义的情绪积压，借由某一个案件猛烈爆发出来。

就如同当年美国的罗伊诉韦德案，赋予了女性堕胎权，但同时也激怒了美国福音派信徒，他们把持保守主义观念的里根选上台。

而2015年美国最高法院批准同性恋婚姻合法，再一次激怒福音派教徒，这成为特朗普当选总统的重要原因之一。

反过来特朗普2020年败选，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把反对堕胎的保守派大法官巴雷特送进了最高法院，结果得罪了占选民比例26%的育龄女性。

但是美国最高法院仍然推翻了罗伊诉韦德案，把判定堕胎是否合法的权力下放给各州。

从美国女性堕胎权的反复拉锯，就能看出很多观念上的问题并没有标准答案，保守主义与进步主义会根据自身利益或（他们认为的）公共福祉反复拉扯。

但这些年来，人类社会的发展趋势还是趋向于进步主义，而代价则是婚姻和家庭正在趋于瓦解。

在欧洲，各国政府正在越过成年男性，直接向妇女儿童提供补贴，政府所扮演的“公共父亲”正在取代传统家庭中的父亲。

比如在北欧国家，非婚生育率超过50%，为之兜底的则是高福利待遇（如全民育儿津贴），高福利剥离了婚姻与生存资源的强关联。

而在美国，婚姻本身都面临着困境。34岁以下的未婚成年人占到了46%，29岁以前结婚的年轻女性不到20%。人类几千年来的婚姻制度貌似走到了尽头。

但我们也应该看到，能够保障进步主义不断进步的是政府所提供的公共福利。因此进步主义的发展与国家经济的持续繁荣正相关。

可一旦经济下行，公共福利便会成为整个国家的负担，政府就需要家庭重新承担起抚养和赡养的责任。

而这个时候保守主义观念就会回潮，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就曾公开表态：“把孩子和整个家庭拉出贫困泥沼的最好办法，不是福利，而是婚姻。”

有意思的是，非婚生子女平等继承权尽管看上去属于进步主义观念，但在实际操作中却是将社会责任内化回家庭。

保障非婚生子女平等继承权可迫使生父母承担抚养责任，从而降低公共成本，减少社会负担。只不过是以冲击传统婚姻制度为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