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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危机重重
1992年6月,如日中天的宗庆后迎来了人生中的至暗时刻。
就在那年的三月,娃哈哈新研发的果奶成功打入南京市场,最高日销70万瓶,火的一塌糊涂。为了更快提货,南京的经销商干脆派车堵在娃哈哈的大门口,成品车间一出货就被一抢而空。
到了六月份,南京日报和南京电视台同时发表南京防疫站的公告,宣称娃哈哈果奶为不合格产品,即日起停止销售。理由是果奶不符合1989 年!国家制定的《含乳饮料卫生标准》。
这份公告如同重磅炸弹,立即把南京市场炸的人仰马翻,娃哈哈的果奶一下子没人买了,公司损失惨重。更要命的是,去他城市的果奶市场也受到了这份公告的影响,销量断崖式下降。
宗庆后何止是倒吸一口凉气,他彻夜难眠,无比焦虑。甚至还会胡思乱想:这个庞大的饮料帝国不会就此陨落吧?难道我的好运气只有短短四年时间?
南京市卫生防疫站依据的国家标准是《含乳饮料卫生标准》,这一标准针对的产品是:“以鲜牛乳为主要原料,加入适量辅料而制成的含乳饮料”。
但娃哈哈果奶并不属于这类产品。它用的不是鲜奶,而是奶粉,同时添加有部分发酵奶。这是一款全新的产品类别。《含乳饮料卫生标准》并不适用娃哈哈果奶。对于这类非标产品,一般来说由企业牵头提出一个卫生标准,然后提交当地的卫生机构,只要审核通过就能作为行业标准。南京卫生防疫站这么做,显然有点不合情理。
宗庆后只能去找杭州市政府,希望政府帮忙解决这件事。娃哈哈可是杭州市的纳税大户,市政府一口应承下来,立即派遣工作组去南京,可协调了半天,那边就是不松口。
不得已,宗庆后只能派了个工作组去北京的部委申诉,那个工作组的组长叫杜建英,毕业于浙江大学。
杜建英把娃哈哈的材料整理的井井有条,无论是质量检测报告还是申诉材料,她都一丝不苟认真核对,别说错别字,就连标点符号也不能出错。
杜建英和同事在北京跑了两个多月,她的精明与干练给很多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最终,国家技术监督局作出了书面批复,认定“娃哈哈果奶有质量问题依据不妥”,转告南京方面重新认定。同时,卫生部卫生监督司也专门发文,同意娃哈哈果奶可以继续生产销售。
既然拿到了尚方宝剑,接下来的事应该一路顺风了吧?不,事情远比想象的复杂。
南京方面接到这两个文件之后,迅速在《南京日报》上出了这么一个公告:“根据卫生部最新的文件精神,娃哈哈果奶可以继续生产、销售。因此,同意娃哈哈果奶继续在南京市场销售,并于八月十五日后使用新的标签和说明书。”
这份公告阳奉阴违,同意娃哈哈销售,却又让娃哈哈公司更改商标,明显是摆了宗庆后一刀,宗当然不接受这样的条件。看到这份公告之后,他勃然大怒,发誓要讨回公道。
诡异的是,在娃哈哈遭遇产品危机的时候,乐百氏的一款类似的果奶却可以在南京销售,卫生部门并没禁止这款配方与娃哈哈果奶高度雷同的产品。
宗庆后心知有一股巨大而无形的力量正在掐着他的脖子,他必须反击,但又找不到反击的方式。他再次去找杭州市政府的领导,希望用政府协商的方式解决此问题。
就在宗庆后寄希望于政府的时候,一件意外的事发生了。
赴南京工作组的员工小孙看到南京方面的最新公告之后,情绪异常激动,他回到酒店写了一份带血遗书,然后吞下了一瓶安眠药。他想用这样的方式表达不满,可谓死谏。
幸亏另一个同事及时发现了昏迷中的小孙,急忙把他送到了医院。宗庆后听闻此事,不禁悲从中来,急火攻心的他想组织一辆大巴车去南京市区挂横幅鸣冤,可这个提议被清醒的杜建英否决了。
此时的杜建英显示出了与年龄不符合的成熟与机智,她觉得官方这条路既然走到了死胡同,不如求助一下媒体,兴许能打开局面。
于是她将娃哈哈和小孙的遭遇告诉了浙江的媒体,这类新闻显然很吸引眼球,再说了娃哈哈是杭州的优秀企业,为自家企业鸣不平难道不是浙江媒体的责任么?
于是浙江的大小媒体开始报道此事,过了几天,《人民日报》也在头版刊发了《石头城里的“果奶风波”》,力撑娃哈哈公司。报道中这样写道:“一个防疫站的误判,导致企业上千万损失,难道公开认个错也不行吗?企业走向市场,肯定会有风险,可怕的是人为制造的风险。这场风波再次说明,改革呼唤法律的保障,改革需要法制的环境。”
《人民日报》的报道相当于一锤定音,既然这件事能登上宝贵的头版头条,南京方面如果再僵持下去,卫生部门的领导恐怕会吃不了兜着走。于是这件事就这样平息了,娃哈哈果奶再次回到了南京市场,宗庆后擦擦头上的汗,长舒了一口气。
他后来说道:“南京的事情差点把娃哈哈折腾死,这件事解决之后,前面就再也没有什么困难能阻挡娃哈哈了。”
完美解决南京果奶风波的第一功臣非杜建英莫属,这是她第一次走入了风暴中心,她凭借自己的冷静、睿智与果敢,独当一面,为化解危机立了大功。
对于实干家老宗来说,他最喜欢的就是处理问题的高手,因为他的创业经历几乎是在处理一个又一个难题中度过的。杜建英虽然谈不上多美貌,但她身上的那股劲儿确实让老宗刮目相看,于是两个惺惺相惜的人慢慢走在了一起。
【二】暗火
杜建英出生于1966年,比老宗小整整21岁。她于1988年毕业于浙江大学光学仪器工程系。在那个考上中专都要杀猪宰牛庆祝的年代,这个浙江大学的毕业生是个不折不扣的超级学霸。
目前网上关于她的消息很多,比如有文章说她1985年就与陈某登记结婚,后来还为陈某生了一个儿子。我觉得这类消息应该是杜撰的假消息。1985年的杜建英还在读大二,结婚生子的概率微乎其微,那毕竟是个保守的年代。
1988年毕业后,杜建英先是进入杭州医用光学仪器厂从事专业技术工作。1991年,杜建英凭借优秀的英文能力进入娃哈哈。起初,她被委以娃哈哈罐头食品出口的业务。
要不是南京事件当中她脱颖而出,可能她也未必被老宗特别注目。人就是这样,只有你自带光环的时候,命运才会格外关照你。
杜建英日渐成为了宗庆后最得力的助手,后来升任了娃哈哈公司的党委书记。每当老宗不在公司的时候,她就会成为“看守宰相”,担当起娃哈哈的运行责任。
1996年,14岁的宗馥莉想要去美国读书,宗庆后派遣杜建英操办此事,并让她以“看护人”的身份在美照顾宗馥莉。
这段隐秘往事的细节不为人们所知,但那时候所有人都知道了杜建英和宗庆后的关系,14岁的宗馥莉应该不会不知道。不知道老宗为啥要让杜建英去美国照顾宗馥莉,很显然这是一步臭棋。
从施幼珍的角度来说,年轻的高材生杜建英天天和老宗黏在一起,哪怕两个人不发生故事,施也应该对杜充满敌意,何况两个人的故事众人皆知。
施的态度不可能不影响到女儿,宗馥莉势必有一天会和杜争夺老宗的“宠爱权”。老宗是个聪明人,他大概是想让杜和长女在美国建立一种亲密关系——他觉得杜照顾长女,两个人之间就慢慢有了情感。
实际的情况应该截然相反,充满敌意的宗馥莉不可能因为杜建英的照顾就态度大变,母亲在她耳边说一个字的分量超过杜建英一百句安慰的话。
更何况,杜建英赴美两年后就为老宗生下了闺女,她把心思都用在了照顾自己的孩子身上,她和宗馥莉的关系极有可能在那时候就势同水火了。
网络上说2000年左右,老宗就和原配离了婚。这条消息的真假没法核实。按照老宗一贯的风格,为维护自己的个人形象,他向来对各种秘密保守很严格。网上的很多说法以猜测居多。
但他在2005年与杜建英在美国结婚应该是真的,因为这次诉讼当中杜出具了证明文件。
2004年,宗馥莉从洛杉矶的佩珀代因大学毕业,她就像一只蛰伏了八年的蝉,到了破土而出的日子,她一回国就被父亲安排在娃哈哈工作,从车间到销售,各个部门都让她熟悉了一遍。老宗的目的很明确,明显是要把宗馥莉当做接班人来培养。
对于长女,老宗的确有一份别样的情感。上文说过,当老宗还是个大龄穷逼的时候,长女的出生给了他莫大的精神慰藉。随着女儿的成长,忙于工作的他却没多少时间陪同孩子。宗馥莉放学之后只能在娃哈哈公司的食堂吃饭,吃完饭自己写作业,有时候,父母没法陪她,她也会去公司的女大学生员工宿舍玩耍。
在这样一种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宗馥莉,并没享受到太多的父爱。于老宗而言,这不得不说是一件伤心的事,所以他只能在物质上对女儿加倍补偿。当14岁的女儿提出来要去美国读书的时候,老宗当即就同意了,并且立即购买了洛杉矶最好的学区房。
大多数的中国父母就是这样,他们以为给孩子更多的物质奖励就是爱。这种爱难免过于单薄。毕竟作为孩子的宗馥莉首先需要的是情感的养分,在缺乏情感的情形下长大的孩子,难免有点缺憾,而这种缺憾是多少钱也弥补不了的。
此时的杜建英继续在美国过着惬意的生活,除了继续诞下两个孩子,还花巨资成了一所知名文理学院的校董。她的人生是如此的完美,年轻时候就遇上了霸道总裁,并且成功俘获了对方,过上了大多数人不敢想象的富豪生活,尽管她也是个杰出的管理人才,但她为了孩子的发展,慢慢退出了公众视线。
严格上说,杜的野心并不大。自从2004年宗馥莉回国任职,杜就知道长女将来一定会接班,她并没有试图越位,让自己的孩子去争接班人的地位。
2009年的时候,宗家曾想把杜的长子列入族谱,但出于老宗个人形象考虑,最终还是放弃了。但宗庆后的父亲总是念叨此事。由此可见,对于宗家人来说,儿子的分量显然还是要更重一些。
假如杜建英让儿子回国守在自己父亲身边,宗馥莉能否接班都是个未知数,哪怕她真的接班,长子所分得的股份一定会比现在多的多。
杜不过是想做个安逸的富太太,毕竟老宗留给她的股份和钱财足够她和孩子过上顶级精英的生活。但她显然低估了长女那双潜藏暗火的眼睛。
老宗留下的这份信托显然是留给杜所生的三个孩子的,但他留下了一个漏洞,控制这份信托的那家公司的实控人乃宗馥莉。难道杜建英不知道实情吗?论手腕和能力,蜜罐里长大的宗馥莉压根不是杜建英的对手,杜和老宗一样,出生卑微,都是靠着个人奋斗走到今天,杜既然能把老宗这种强人搞的服服帖帖,自然有其过人之处。她不是不知道内幕,而是老宗有些秘密不能公开说。
这得从达能和老宗的合作开始说。
当时娃哈哈看中了达能的液态奶和发酵奶技术,于是在徐新的撮合下,娃哈哈和达能搞起了合作。新公司由达能和百富勤共同成立的金加公司持股51%。老宗、国资以及职工持股49%。
这49%的股份表决权都在老宗手里,其实合资公司始终没脱离老宗控制。但老宗没想到达能摆了他一刀,金加公司的股份里,达能占比超过70%,达能在娃哈哈的股份超过了老宗个人持有的股份,所以达能在日后不停动用否决权干涉老宗的决策。
在一个瞬息万变的时代,达能的管理层压根不懂中国市场。这种没必要的内耗从一定程度上挫伤了老宗的进取心。
更要命的是,达能并没把关键的核心技术转让给娃哈哈,但却享受到了全部的发展红利。
老宗极其恼火,所以他只能另想他策。于是2002年之后,老宗搞了很多围绕娃哈哈的体外公司。在2003年,娃哈哈还成立了由管理层单独持股的宏胜公司,主要从事娃哈哈产品代加工,2007年开始宗馥莉完全执掌宏胜集团。
公开信息显示,截止2024年初,宏胜集团在全国有19个生产基地,48家子公司,拥有104条现代化生产线。事实上这些体外公司早已掏空了娃哈哈,娃哈哈早就呈现一种“穷庙富和尚”的状态。
尽管达能在2007年已经与娃哈哈和平分手,但国资毕竟还是第一股东,持股高达46%,可这些资产仅仅占整个“娃哈哈系”总资产的15.67%。缩水如此之大也就算了,问题是国资的净利润少到不可思议,仅占0.39%。
这也就意味着国有资产其实是在大量流失,如果政府认真追究起来,宗家所有人必定都是输家。
杜建英深谙此理,要不是大小姐复仇的暗火烧到这份信托协议,她断然不会将无数的秘密抖搂出来。她内心不知道骂了多少傻哔。
这个充满恩怨情仇的豪门故事,不过才刚刚开始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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