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思不得其解：“意识”究竟是什么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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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维坦按：

2018年，瑞士通过了“活煮龙虾违法”的相关法案，曾引发了一阵公众的热议。因为有研究表明，像龙虾这样的甲壳类动物或许能感受到疼痛。因此，为了避免龙虾在死前遭受到痛苦，应该用更人道的方式让其死亡。这似乎是在说，如果我们要定义“意识”（consciousness），“痛感”是其中的一项衡量指标——但这又牵涉出一个问题：龙虾的所谓痛感，是类似于我们人类的痛感，还是说仅仅是一种条件性反射行为？

今天的文章为这个主题提供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视角：当我们问“机器人、蜜蜂或婴儿是否有意识”时，这其实不是一个关于知识的问题，而是一个语义问题。

不仅仅是人工智能系统引发了关于意识的问题——合成生物学的产物也同样如此。近年来，研究人员发现了如何培养“大脑类器官”（cerebral organoids）——这是一种源自人类多能干细胞或（最近）人类胎儿细胞的自组织三维细胞系统。越来越多的大脑类器官被融合在一起，形成所谓的“组装体”（assembloids），即由多个互相作用的大脑类器官构成的复合体。

模拟人类前脑回路的组装体示例图像。© Sergiu Pasca

例如，斯坦福大学塞尔吉乌·帕斯卡（Sergiu Pasca）的实验室就创造出一个模拟人类脊髓丘脑通路的组装体，该神经回路对身体向大脑传递感官信息至关重要。那么，这个组装体仅仅是在模拟感官信息的生成与传递过程，还是说它可能实际上具有属于自己的意识体验？

尽管有关组装体与人工智能系统是否拥有意识的问题是新颖的，它们却是一个古老问题的变体：什么样的实体具备意识的能力？

如今，人们普遍认为哺乳动物和鸟类是有意识的，但对于鱼类、爬行动物、两栖动物、头足类动物或昆虫是否有意识则仍无定论。甚至在人类自身内部，关于意识分布的问题也同样引人关注。例如，长期以来，人们争论意识是否自出生起（甚至在出生之前）就已经存在，抑或是要在出生数周、甚至数月之后才逐渐产生[1]。

关于意识分布的问题，大多数讨论集中在我们如何识别那些与“我们”差异极大的系统是否具备意识。然而，这个分布性问题还提出了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当我们问“机器人、蜜蜂或婴儿是否有意识”时，我们到底是什么意思？这不是一个关于知识的问题，而是一个语义问题。虽然语义问题常常被视作空洞无趣（“那不过是语义问题而已”，通常伴随着翻白眼的嘲讽），但它们是不可回避的。

如果我们要认真对待“什么样的系统可以与我们共同被划入‘意识俱乐部’”这个问题，我们就必须探究不仅“意识”是什么意思，而且还要探究它为什么意味着这样的意思。

就像许多自然语言术语一样，“意识”（consciousness）是一个一词多义的词汇，拥有多个（尽管彼此相关的）含义。在“意识”的一个意义上，它是“清醒”（wakefulness）的同义词。例如，苏格兰哲学家W·L·戴维森（W. L. Davidson）在其《定义的逻辑》（

The Logic of Defin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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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很明显，关于意识分布的争论并不是在谈论清醒状态。当计算机科学家杰弗里·辛顿（Geoffrey Hinton）声称人工智能系统已经拥有意识时[2]，他显然并不是在说它们“清醒”了；反过来，那些否认新生儿具备意识可能性的人，也并不会否认新生儿有清醒的时刻。

那么，如果意识分布的问题不在于清醒，它所关注的究竟是什么呢？

有两种策略可以用来回答这个问题。一种策略是诉诸同义词：也就是那些据说能捕捉到“意识”这一术语所指意义的词汇。在这种意义下，“意识”的常见同义词包括“觉察”（awareness）、“感知能力”（sentience）和“主观体验”（subjective experience）。另一个被频繁引用的同义表达，是由哲学家托马斯·内格尔（Thomas Nagel）所提出并广为流传的一句话：拥有意识意味着“对你而言有某种感觉”（there is ‘something it’s like’ to be you）。

诉诸同义词或许有助于澄清我们不是在谈论什么，但这种方式所能带来的启发是极其有限的。

首先，如果某个词或短语真的与“意识”是同义词，那它本身就应该和“意识”一样神秘，这种情况下，诉诸它到底能有多大帮助就很值得怀疑了。从更根本的层面讲，同义词只是将我们从一种语言表达带向另一种语言表达，而我们真正想要的是一种能将我们从语言引向某种现实本身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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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正是定义“意识”的第二种策略出现的地方。如果你不知道“意识”是什么意思，那它就是“明与暗的体验……单簧管的声音，樟脑丸的气味……情绪的感受品质；以及有意识思维流的体验”（大卫·查尔默斯[3]）。是与“尝柠檬的滋味、闻玫瑰的香气、听到巨大噪音”相关的体验（弗兰克·杰克逊[4]）。是“赤脚被砖头砸到后感到的疼痛，或是夏日晴空的蓝色”（帕特里夏·丘奇兰）。

这是一种“指点式定义”。它不是通过把“意识”与另一个语言片段联系起来来解释其含义，而是通过把它与某种非语言性的事物——明暗的体验、柠檬的滋味、晴朗夏日中天空的蓝——联系起来来捕捉它的意义。

这种定义“意识”的方式直观上颇具吸引力，但它究竟是如何起作用的？又能为我们带来何种对意识的洞见？

一种广泛持有的观点认为，关注意识体验的实例能使人把握它的本质。这个观点并不是说，我们仅凭关注自身经验就能判断某个东西是否有意识。相反，它的意思是，关注我们自身的经验使我们得以掌握“意识”的概念，而掌握了“意识”的概念就能揭示“意识”是什么。作为类比，可以考虑掌握“三角形”这一概念所涉及的内容：如果你掌握了“三角形”这个概念，那么你就知道什么是三角形。我们可以将这种观点称作“显性理解”（manifest understanding）对意识的理解，因为它认为指出意识的实例能够显现其本质。

这种对意识的理解方式有许多吸引人的地方。正如无数哲学家所指出的，对自身体验的内省似乎确实提供了对意识本质的直接通道。不过，尽管如此，这种“显性”意识观可能仍是错误的。要看出原因，可以来考虑一下“爵士乐”。

假设有人问你什么是爵士乐。你大概不会通过提供一些同义词来定义“爵士乐”，而更可能会给他们听一些这个流派的作品。“听这个，”你可能对你的听众说，同时播放（比如）艾拉·菲茨杰拉德（Ella Fitzgerald）的《Like Someone in Love》、迈尔斯·戴维斯（Miles Davis）的《Kind of Blue》、或约翰·柯川（John Coltrane）的《A Love Supreme》——“这就是爵士。”

正如哲学家内德·布洛克（Ned Block）曾指出的那样，“什么是意识？”这个问题的回答方式，很像路易斯·阿姆斯特朗据说曾对“什么是爵士乐？”这个问题的回答：“如果你非得问，那你永远也不会懂。”

不过，尽管把爵士乐视为一个“显性概念”无疑很诱人，这种看法却与历史事实相矛盾。什么算是“爵士乐”——从它诞生之日起就一直是争论不休的话题，有些争论是轻松幽默的，但大多数是激烈的。（在接下来的内容中，我得益于格雷姆·布恩[Graeme Boone]与迈克尔·乌尔曼[Michael Ullman]的研究。）

“正宗迪克西兰爵士乐队”（Original Dixieland Jazz Band）在1917年录制的《Livery Stable Blues》通常被认为是史上第一张爵士唱片，但谁是爵士乐最早的演奏者却存在很大争议。1938年，广播节目《信不信由你》中曾称威廉·汉迪（William Handy）是20世纪初爵士乐的开创者。他的对手杰利·罗尔·莫顿 (Jelly Roll Morton）否认了这一说法，并在《DownBeat》爵士杂志上发信称自己才是最早演奏爵士的人。汉迪乐于把“开创者”这个名号让给莫顿，并在《DownBeat》上回应了一封题为《即便我能演奏爵士，我也不会演》的信。争论的焦点并不在于谁最早演奏了某个音符，而是他们演奏的内容是否可以被称为“爵士”。（顺带一提，“如果你非得问，那你永远也不会懂”这句话有时也被归于莫顿，而非阿姆斯特朗。）

1930年代的“摇摆热潮”再次引发了对爵士边界的争论。格伦·米勒（Glenn Miller）的《In the Mood》算爵士吗？有人认为它不算；也有人毫不怀疑它是——而且还是优秀的爵士。1940年代中期“比波普”（bebop）登场时，关于爵士定义的争论又一次被点燃。许多人认为，爵士本质上是舞厅音乐，而不管比波普是什么，它肯定不适合跳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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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950年代后期，“什么算作爵士”这一问题从比波普移向了我们今天所说的“自由爵士”（free jazz）。奥涅特·科尔曼（Ornette Coleman）在1959年发表的专辑《The Shape of Jazz to Come》名字就极具挑衅性，受到很多人称赞：“（他）自40年代中期以来，是爵士唯一真正的创新者”，钢琴家约翰·刘易斯（John Lewis）曾如此评论——这张专辑也经常出现在最伟大的爵士专辑榜单上。然而，在当时，很多人拒绝承认它是爵士。“我不知道他在演奏什么，”迪齐·吉莱斯皮（Dizzy Gillespie）说，“但那不是爵士。”

这些争论削弱了“爵士乐具有本质”的观念——也就是说，削弱了这样一种观念：有某种东西决定了我们是否应该将“爵士乐”这一术语适用于新的案例。相反，它们暗示了，“爵士乐”这一概念是由一组松散相关的属性所支配的——即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所说的“家族相似性”。有时这些相似性非常强，某一案例显然属于这一相关范畴。戴维斯的《Kind of Blue》和约翰·柯川的《Giant Steps》是与科尔曼的《The Shape of Jazz to Come》在同一年录制的高度创新的专辑，它们显然符合“爵士乐”的范畴，因为它们的创新仍处于熟悉的框架之内。而科尔曼作品的创新——正如查尔斯·明格斯（Charles Mingus）所说，是一种“有组织的解构”——则更加根本，真正引发了这样的问题：是否应该将“爵士乐”这一标签用于其上。

我认为，“爵士乐”这一概念并不是一种“显性概念”，而是一种“约定概念”。虽然爵士乐的具体实例无疑是真实存在的，但将这些实例捆绑在一起、归为“爵士乐”类别的做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的判断。事实证明，相关的守门人（音乐评论家、爵士乐音乐家、唱片公司高管）决定将《The Shape of Jazz to Come》认定为爵士乐作品，但如果他们当时拒绝赋予它这一荣誉，也不会算是搞错。在他们作出这一决定之前，是否应将《The Shape of Jazz to Come》归为爵士乐，根本没有客观事实可言。

虽然“爵士乐”看起来像是一个显性概念，但我已经论证，它更应被视为一个约定俗成的概念。那么，“意识”又如何呢？也许内德·布洛克曾提出的观点是对的：他认为“意识”和“爵士乐”之间存在类比关系，不过，这种类比不是因为它们都是显性概念，而是因为两者都不是（显性概念）。

虽然“意识”的约定主义观点没有“显性论”那样有影响力，但它同样应该被严肃对待。如我们已经指出的，“意识”并不是某种专门的科学术语（比如“基因”“质子”或“量化宽松”），而是英语中一个普通词汇。而普通语言术语通常具有约定性——或者至少在某些方面具有很强的约定性。它们旨在处理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我们不应想当然地认为它们适用于所有可能的情况。或许，规范“意识”使用的规则只适用于我们（以及与我们相关的系统），而非维特根斯坦所说的“无形地铺设到无限的轨道”。

如果约定主义是对的，那么，即使我们完全了解一个系统的物理和功能属性，也可能仍无法回答“它是否有意识”这个问题。这并不是因为判断某物是否有意识涉及某种“不受物理和功能属性约束的额外事实”（比如它是否有灵魂），而是因为“意识”这一概念的使用规则根本就不适用于它。如果这是真的，那么，是否接纳机器人、蜜蜂或婴儿进入“意识俱乐部”的决定，与其说取决于世界的实际状况，不如说取决于我们如何决定使用语言。

在考虑是否将意识归属于某个系统时，许多因素可能都有影响，但主要的驱动因素很可能是意识的规范性维度：即意识对一个实体的道德和法律地位所产生的影响。在这一点上，约定主义颠倒了人们对自然秩序的普遍假设。我们直觉上倾向于认为，确定谁属于“意识俱乐部”是科学的任务，而伦理学家、法律专家和政策制定者则应对科学的结论作出响应（无论其结果如何）。而约定主义则允许规范性考虑反过来驱动我们关于意识分布的判断。想要为人类新生儿提供一整套伦理和法律保护吗？那就赋予他们意识。想要对最新的人工智能系统拒绝这些保护？那就不要赋予它们意识。

因此，关于“意识”这一概念，我们现在有了两个模型：一个是显性论（“意识如同三角形”），一个是约定论（“意识如同爵士乐”）。如果你觉得这两种观点都不具说服力，你并不孤单——但另一个替代性思路会是什么样的呢？

我们可以从生物学史的一段插曲中获得一些线索。

公元前347年，柏拉图去世后，他的学生亚里士多德曾在爱琴海的莱斯博斯岛（诗人萨福的故乡）居住过一段时间。莱斯博斯岛拥有一个巨大的潟湖，如今被称为“亚里士多德的潟湖”。在这里，亚里士多德遇到了鲸目动物中的三种成员：海豚（很可能是条纹海豚和普通海豚）、港湾鼠海豚，以及长须鲸。

鲸目动物让亚里士多德感到困惑。虽然他有时把它们称作鱼类，但他也意识到它们有肺，呼吸空气（不像鱼那样），还记载说人们曾观察到海豚露出鼻子在水面上“打鼾”。他也知道，这些动物和我们人类以及其他哺乳动物一样，是胎生的，并且用乳汁哺育后代。但尽管他知道这些事实，亚里士多德仍然无法下决心将鲸目动物归入哺乳动物之列，而是将它们视为一个独立的类别，与鱼类、鸟类以及他所称的“胎生四足动物”（即陆生哺乳动物）并列。

克里特岛克诺索斯宫的王后寝宫。海豚壁画原作现藏于伊拉克利翁博物馆。© Andy Montogomery/Flickr

尽管人们对鲸目的解剖结构了解得越来越详细，但它们在亚里士多德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仍令科学家感到困惑。举例来说，16世纪法国博物学家皮埃尔·贝隆（Pierre Belon）将“有血之鱼”与“无血之鱼”加以区分。前一类包括鲸目动物以及鱼类、海龟、鳍足类、鳄鱼和河马；后一类则包括诸如鱿鱼和章鱼等水生无脊椎动物。事实上，直到卡尔·林奈（Carl Linnaeus）于1758年出版《自然系统》（Systema Naturae）第十版时，科学才最终将鲸目动物认定为哺乳动物，尽管正如20世纪古生物学家乔治·盖洛德·辛普森（George Gaylord Simpson）所言，它们是“最特殊、最不同寻常的哺乳动物”。

是什么促成了这一认定？将鲸目动物归为哺乳动物的行为是否类似于将奥内特·科尔曼的音乐归为爵士乐的做法？还是说这两种情况本质上是不同的？

标准观点（我本人也持这一观点）认为，这两种情况非常不同。将鲸目动物归为哺乳动物，是基于一种认识：鲸目动物与（其他）哺乳动物之间的共性要比它们与其他水生动物的共性更为基本、更为广泛。林奈实际上发现，“哺乳动物”这一类别反映了自然界的一条“裂缝”，鲸目动物落在这条裂缝的一侧，而其他水生动物则落在另一侧。鲸目动物在1758年之前就是哺乳动物，即便生物学家从未意识到这一点，它们仍然是哺乳动物。相比之下，爵士乐之类的音乐范畴并不像生物学术语那样受自然界“裂缝”的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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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我们得出一种观点，即“意识”指称的是自然界中的真实裂缝——哲学家称之为“自然种类”。自然种类的观点与显性观点相同，认为意识具有某种“本质”；但它拒绝这样一种假设：掌握“意识”这一概念本身就能让我们认识这一本质。相反，该观点认为，我们当前对意识的理解处境，类似于亚里士多德当年对鲸目动物的理解。正如对鲸目动物的本质需要借助经验性调查加以揭示，意识的自然种类观认为，意识的本质也需要借助经验性调查才能揭示。

在我们对意识尚无科学理解之前，我们实际上并不清楚，说某个机器人、蜜蜂或婴儿“有意识”或“无意识”到底意味着什么。

“意识”是自然种类概念，这一观点或许听上去显而易见。毕竟，有人可能会认为，对自然种类观的承诺本身就隐含于“意识科学”这一理念中。（毕竟，“三角形科学”或“爵士乐科学”这样的想法并无太大意义。）当然，即便我们使用“意识”这一词汇时意图指称某个自然种类，该意图本身也未必就一定能成功。或许，“意识”最终会被证明类似于“鱼”或“树”这类日常语言词汇——它们在日常情境中确实非常有用，但并未切中自然界的深层裂缝。也可能，“意识”并非指称一种自然种类，而是指称多个自然种类，就像日常语言中的“重量”这一概念其实涵盖了质量与重力这两个自然属性一样。现阶段，我们尚不清楚意识科学将会揭示出什么内容。从这个意义上说，关于“意识”的语言，在某种程度上受制于意识科学的命运。

细心的读者或许已经猜到，我的立场偏向自然种类的观点。但我主要的目的并非是论证该观点优于其他观点，而是解释这一争论的核心所在，以及它为何与“意识如何分布”这一问题息息相关。这个问题不仅仅是一个认识论问题（“我们如何判断某个事物是否有意识？”），同时也是一个语义学问题（“说某物有意识到底意味着什么？”）。这个语义学问题之所以棘手，不只是因为它引出了一个元语义学问题（“是什么决定了‘意识’一词的意义？”），还因为这个元语义学问题又引出了一个元元语义学问题（“我们应当以什么方式来弄清楚是什么决定了‘意识’的意义？”）。

语义学的争论（更不用说元语义学或元元语义学了）似乎远离了那些严肃而日益紧迫的问题，比如机器人、蜜蜂和婴儿是否具有意识。人们常说，与其沉溺于心灵哲学与语言哲学的探索，不如专注于了解这些系统的功能与能力。这种愿望可以理解，但却是一种误解，它忽视了我们语言本身的复杂性以及其中蕴含的概念。哲学本身无法解决意识问题，但如果你认真想弄清“谁属于意识俱乐部”，你就不能忽视“语言如何与世界对应”这一问题。

参考文献：

[1]psyche.co/ideas/when-does-the-first-spark-of-human-consciousness-ignite

[2]www.psychologytoday.com/us/blog/the-mind-body-problem/202502/have-ais-already-reached-consciousness

[3]selfawarepatterns.com/2019/07/07/chalmers-theory-of-consciousness/

[4]rintintin.colorado.edu/~vancecd/phil201/Jackson.pdf

文/Tim Bayne

译/天妇罗

校对/兔子的凌波微步

原文/aeon.co/essays/how-jazz-and-dolphins-can-help-explain-consciousness

本文基于创作共享协议（BY-NC），由天妇罗在利维坦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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