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驻匪帮的困境

01.

八十年代以来在后发展国家中，持续的国家经济建设成功例子不会超过十个，其中大部分集中在东亚，如韩国、台湾、新加坡、泰国等，马来西亚一度也被纳入这个行列中。

马来西亚首相马哈迪曾在80年代提出了“宏愿2020”（Wawasan2020），即2020年马来西亚要在经济、教育、科技、社会等方面皆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

马哈迪采取国家主导与积极介入经济建设的模式，由政府规划，以政策领航，争取外资与经济转型。

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初期，马来西亚以廉价劳动力和基本设施，借助东风(日本、韩国、台湾)的资金外移，出卖劳力帮人打工，一度造就蓬勃气象。

1982年，重工业的皇冠明珠，强国的象征汽车产业在马来西亚开始发展，成立了第一家国产汽车公司普腾，1996年更是收购了英国老牌跑车公司莲花。

马来西亚的经济发展可谓日新月异、自1987年便保持着每年8%以上的高速经济增长，也因此与泰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并成为亚洲四小虎，

当时，马来西亚建成了世界第一高楼吉隆坡国油双峰塔，他们开始兴建地铁、现代化机场，甚至玩起发达国家才搞得起的F1赛车比赛，举办高规格地区运动会。

一切似乎都在往很好的方向发展。可不出意外，意外出现了。

马来西亚在这段借来的时间和空间，没有意识到应尽快提升自己的教育、技术、制度、思维与官僚能力，当信息科技和全球化的席卷而来，以及1992年中国推进市场经济，马哈迪的“宏愿2020”，化为泡影，年均8-9%的gdp增速一夜之间成为-7.36%。

许多国际组织的数据，显示马来西亚的经济与社会发展在近年来停滞不前。马来西亚经济学者林德宜就曾指出：“我们再也不是亚洲雄师，更像是亚洲病猫”。

他批评在新经济政策底下，原本应该用在国家发展的钱，流入至少四个与新经济政策信托人有联系，并具有分配功能的集团，即执政党、政府官僚、军事与宗教机构。

这四个集团所使用的工具和手段主要是选择性的私营化，即“盈利私有化、亏损社会化”。其它的手段还有贪污、无抵押贷款、多重股东制、索取过高的咨询费用、佣金、贿赂，以及公司信托。

最令马来人感受深刻的国家榨取式行为，无疑是高速公路的收费一再暴涨，这源于统治集团内部与朋党之间的连接，透过未经投标也不曾公开的秘密合约，签订不合理的公路私营化协议。

如同当时的反对党人安华所说：“从前骑马的强盗只会一年一度地洗劫我们的村子，但是现在的‘强盗’却是通过大道每天‘掠夺’我们一次，不幸运的话，一天还可能会打抢几次。”

马哈迪试图令国家机关扮演经济建设推手的角色，可是无论他本人，还是统治集团内部，都无意建构有助国家成长的制度，反而控制不了榨取的欲望，guo家成为其运用权力寻租与暴虐的黑手。

02.

民国时期，中国军阀遍地，这些军阀带着自己的武装占山为王，强取豪夺。在西北，冯玉祥动用自己的军队镇压当地的盗贼，并击败当地颇有影响的叫“白狼”的匪帮。在冯控制的地盘中的老百姓都希望他能一直作为军阀呆在那里。

美国经济学家曼瑟·奥尔森在《权力与繁荣》一书中指出，冯玉祥击败了一些有实力的“流窜匪帮”而“获得地盘”，此时，“冯玉祥地盘上的大多数人感到他比流窜匪帮更可取”。

曼瑟·奥尔森认为独裁政府的起源与社会契约或自愿交易无关，而是“流窜匪帮”出于理性自利之目的而变成了“常驻匪帮”。

通过将“暴力”和“盗窃”垄断化、常规化、合法化，“一个常驻匪帮在他所控制的土地上有自己的共同利益，因此愿意提供国内秩序与其他公共物品”。

于是，人民得以从众多的“流窜匪帮”随机的、扫荡的、“三光政策”式的劫掠中解放出来，从此对生存和收益分配有了稳定的预期，安全地成为这个强大的“常驻匪帮”的被保护者和供养者。

在榨取性制度中，统治者独占了暴力和公共财货，榨取式行为是非常普遍的现象。

理论上，出于统治者自我利益的估算会限制榨取程度，不会杀鸡取卵。

因为他是“常驻匪帮”，若过度榨取反会损害未来收益，所以还会考虑国家利益。

但在现实中，榨取的行为时常会溢出。

统治精英的贪婪，令他们和朋党之间串谋，毫无节制地攫取财富，将国家的自然资源、经济产出和财富转化为个人利益。

上述行为还只是精英阶层，如果扩大为中下层各个系统都投入榨取，后果更不堪设想。

“常驻匪帮”就会逐渐成为“流窜匪帮”。

03.

吴思在《潜规则》里总结出一个“崇祯死弯”的理论：即统治者过高的征收率使农民造反成为合理选择，而为了养官练兵、镇压造反，统治者又需要更高的征收率，于是愈征愈反、愈反愈征、恶性循环、不可救药。

征税的压力越大，反叛的规模越大。

帝国新增的暴力敌不过新生的反叛暴力，全国形势到了这种地步，崇祯便走投无路了。

崇祯和明朝就是被这个U形弯勒死的，故称其为崇祯死弯。

这个死湾的谷底，就是李自成这块硬石头。

在榨取性制度国家，往往缺乏有效的政治制度或监督机制约束，以遏制国家的榨取欲望。

在这种制度下，产权不清、法治不明、权力不受约束。它只会成为少数人掠夺多数人的工具。

统治精英会为了自肥而扭曲市场，制造寻租机会，向社会攫取财富。

这样的国家不可能有持续的经济发展，更不必期待泡沫式的经济成长会带来政治转型，因为榨取式制度国家与经济发展之间，两者是相互拒斥，毫不兼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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