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观涛 ：道德形而上学的局限是什么？｜双体实验室

大家好，我是船长。

在信息爆炸的今天，人们更追逐即时答案而非根本性问题。金观涛老师 从20世纪哲学的“语言学转向”谈起，指出这一转向对传统形而上学的致命打击。曾经的语言哲学家们认为，语言只是符号系统，符号与对象之间的关系是任意的约定，而非某种神秘的本质。然而，维特根斯坦通过揭示语言与世界的同构性，彻底颠覆了传统形而上学的根基。金 老师指出，形而上学的命题大多源于自然语言的含混性，一旦用严格的符号逻辑进行分析，这些命题便失去了意义。因此，20世纪哲学的一个重要结论是：形而上学应当退出理论研究的舞台。

金观涛老师通过两个具体的例子来说明这一观点。首先是黑格尔的辩证法，黑格尔认为“玫瑰是红的”这一命题本身就蕴含矛盾，第二个例子是卡尔纳普对笛卡尔“我思故我在”的批评。这两个例子都表明，形而上学的命题往往建立在自然语言的含混性之上，缺乏严格的逻辑基础。

然而，康德哲学却在这场“形而上学解体”中展现出独特韧性。其“先验观念论”将数学与自然科学的基础归于先验逻辑，避开了语言学批判的锋芒。金老师犀利指出，康德的道德形而上学面临现代性适配的深层矛盾：他将自由等同于道德自律，却无法解释自由作为现代社会正当性基石的独立地位。更关键的是，康德的道德规范被预设为永恒不变，这与中国文明中道德规范巨变而向善意志不变的历史经验直接冲突。金老师比喻道，现代学者试图在康德哲学中“打桩”以支撑现代价值大厦，却只看到“冻土层”不断融化，始终找不到稳 固地基。因此需要超越传统形而上学，在解构中寻找新的思想基础。

道德形而上学的局限是什么？

文/金观涛

哲学的“语言学转向”及其后果

虽然我强调康德哲学具有当代色彩，但这并不意味着其与20世纪哲学新方向存在着直接的关系，而是指语言分析和数学基础研究都直接对准 康德的先验观念论。相比其他哲学， 康德哲学更容易接受语言分析和数学基础研究的检验。如果在检验之后，它依然屹立不倒或有意义，则更能说明康德哲学在寻找现代性基础中的地位。

哲学的语言学转向带来了怎样的后果？在语言哲学家看来，语言存在的前提是用符号指涉对象，任何一个符号和被指涉对象之间的对应关系只是约定，而不是符号本身有什么神秘的性质。约定有任意性，语言只能用符号系统中符号之间的关系来表示对象之关系，用符号系统的结构(语法)来描述外部世界的法则。维特根斯坦正是通过这一点发现我们的语言和世界同构，并实现了20世纪哲学革命的：任何语言表达的命题和推理要能成立，其相应的符号指涉必须有意义。一旦拿这个标准检查形而上学，就会发现其大多数命题和论证都不能成立。20世纪哲学研究最重大的发现就是形而上学的错误，除了在哲学史探讨中还能有一席之地外，形而上学应该退出理论研究。

图：赫拉克利特

简而言之，既然语言是用符号系统表达对象，逻辑推理实为符号系统中符号的包含关系和符号的等价所取代。人们通常认为把握对象的符号系统存在着两种类型：第一类是(指涉和推理)严密而准确的，数理逻辑是典型代表；第二类是含混不准确的，即自然语言。自然语言包含逻辑语言，即两者是有重叠的。形而上学问题及其思辨大多是自然语言含混造成的结果，一旦将符号所指、能指及推理严格化和准确化，形而上学的论证和命题几乎都不成立。形而上学命题必须被取消，因为其来自自然语言的误用。

举两个例子。一个是黑格尔的辩证法，他主张矛盾无处不在，认为随便用一个现实例子都能对此予以证明。例如“玫瑰是红的”，他强调这一论断本身就蕴含矛盾。“攻瑰”是某个东西，“红的”是另外一个东西。一个东西居然可以同时是两个东西，这不正是“矛盾无处不在”的明证吗？

黑格尔的思想很深刻，但在上述举例中犯了一个重大错误，他没有想到上述“矛盾”是自然语言含混造成的。在“‘玫瑰’是某个东西”和“‘红的’是另外一个东西”这两个句子中，“是”都表达了“同一性”。但“是”还可表达“类属性”，即所指对象属于某一类，并非具有同一性。“攻瑰是红的”这一论断中的“是”，是指类属性，而非同一性。黑格尔认为“一个东西同时是两个东西”，是自然语言含混(“是”有两种意义)带来的错觉，而非真实如此(即“一个东西同时是两个东西”)。这种逻辑含混所引发的错觉在中国战国时期公孙龙的“白马非马”说中就有所体现，辩证逻辑利用自然语言的含混提出的问题和推出的结论毫无价值。

另一个例子是鲁道夫·卡尔纳普对笛卡儿的“我思故我在”论断的批评。他举过一个例子：“I am hungry”是一个符号串，它包含符号串“I am”。根据逻辑，可以从一个符号串为真推出其包含的符号串也为真。但这并不意味着后一个短语“I am”可以从前一个短语“I am hungry”推出。原因何在？前一个短语中“am”是谓词，后一个短语中“am”是动词。这里“动词”(am)在没有“谓词”的地方冒充“谓词”，造成推导的错觉。卡尔纳普论证道：“从‘我思’得到的结论不是‘我在’，而是存在着思维的东西。”这个例子暗示笛卡尔“我思故我在”也犯了形而上学思考的错误。

图：黑格尔和他的德国学生们

作者： F. T. Kugler

笛卡儿“我思故我在”的论断代表了独立主体意识之发现，其内容深刻而复杂。作为欧陆理性哲学的开山鼻祖，笛卡儿虽然对数学的清晰性赋予理性，但在“何为自我”的论证中仍然使用了形而上学的方法，这种思辨模式通过康德哲学一直延续到20世纪。卡尔纳普的批评对笛卡儿虽然是不公正的，但他指出的问题在以形而上学为基础的哲学著作中比比皆是。形而上学和辩证思辨中的大多数概念和问题是自然语言含混造成的，作为一种理性论证完全没有意义。

在数理逻辑和语言分析中，哲学命题成为语言分析的组成部分，形而上学被取消了。正因如此，在今天的学科分类中，哲学被划分至人文(历史)语言的研究类别中。

如前所述，20世纪哲学之死，指的是哲学语言学转向导致人文世界真实性的解体。所有人文历史及哲学讨论用的都是自然语言，20世纪哲学革命的主要观点就是符号离开其指涉对象便无真实性可言，既然自然语言包含逻辑语言，逻辑语句的真实性来自自然科学，那么人文世界就并不存在自然科学之外的真实性结构。这样，不同于自然科学的其他理论还有必要存在吗？

换言之，就哲学发展的内在动力而言，哲学之死的直接原因正是语言分析指出了形而上学没有意义。康德提出的先验观念论，引发出一系列重要哲学流派，构成了洋洋大观的德国观念论传统，无论是黑格尔哲学还是存在主义，其基本论述都是形而上学式的。因此，作为哲学语言学革命的代表人物，维特根斯坦就成为哲学死刑的宣判者，故其后再无形而上学的哲学家可选。

图：油画《奥菲利亚》

作者：约翰·埃弗里特·米莱斯

形而上学“冻土层”的融解

这时，康德哲学又如何呢？形而上学的认识论转型仍然是形而上学，上述所有批评对康德哲学同样成立！康德哲学中存在相当多概念如“物自身”“合目的性”“质料”“绝对”等，虽然从形而上学的角度看来十分严密和深奥，但是这些词汇和相应观念(论断)要么让人根本不知道在指涉什么，要么实际上都没有意义。奇怪的是，20世纪形而上学的否定，很少涉及康德，特别是没有波及康德哲学的基本结构。

为什么会如此？我们必须意识到 康德哲学中的形而上学论述和一般形而上学有所不同。康德“三大批判”的基石是“第一批判”，用先验观念论证数学和自然科学(物理学)同源是康德哲学的出发点，正是通过该论断，康德实现了理性中心的转化。康德哲学大厦是否成立，取决于先验观念是否真的存在。只要数学即逻辑这一论断正确，先验观念论把数学视为先天综合判断，这一观点即使有问题，也可以通过再解释和数学基础研究达成一致。

这样一来，康德哲学的整体结构就和其他形而上学拉开了距离。换言之，尽管依附在 康德哲学整体结构上的很多命题和论述是自然语言含混造成的，它们可能没有意义，但其结构本身有着深刻的内涵，是值得今天进一步 研究的对象。因此，尽管20世纪逻辑经验主义者在攻击形而上学的同时，也在质疑数学是 先天综合判断的观点，如弗里德里希·弗雷格认为数学(算数)是先天的和分析的，但其依旧延续了 康德先验逻辑论规定的逻辑结构，用弗雷格自己的说法是“成功地改进了 康德的观点。”

图：《浪子生涯》

作者：威廉·霍加斯

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从19世纪以来康德学说的核心一直被认为是道德哲学。在关于道德基础的研究中，因为从“实然”不能推出“应然”，道德哲学不能用研究实然世界即科学使用的准确符号语言，故直至今日仍必须依靠形而上学分析。20世纪70年代后政治哲学和道德哲学向康德的回归，即证明了这一点。换言之，由于道德哲学研究尚未找到可以取代康德形而上学的分析工具，道德形而上学至今仍存在于大学哲学系伦理学教学和研究中。

我可以这样形容 康德哲学在今日世界的处境：一方面，在形而上学纷纷解体的历史潮流中，康德的道德形而上学本是出于道德哲学的需要而被特意封存的冻土层;另一方面，人们认为在先验观念论中可能蕴含着支撑现代性并实现真善美互相整合的基本结构。正因如此，从20世纪70年代到今天，人们都在通过对康德哲学的现代诠释，力图使得现代价值系统的大厦能通过形而上学的冻土层找到自身的基础，但令人深思的是，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这方面的努力乏善可陈。

如果总结以 康德哲学为基础的现代性探讨，可以发现：虽然 康德哲学今天仍是代表真善美互相整合的宏伟体系，但它离我们的时代越来越远。为什么会如此？自20世纪70年代政治哲学家试图在其中打入支撑现代性大厦的柱石，以重建现代普世价值和道德的基础以来，常常会出现一种吊诡的情况：在施工过程中，会看到冻土的迅速融化，却没有找到支撑现代性的结构。这时必须将柱石建立在更深的地层中，但随着打桩的进一步深入，同样只见冻土的融化而找不到其立足的结构。

康德用道德哲学来论证个人自由。从“第一批判”推出“第二批判”出于如下思路：既然宇宙法则(物理世界的规律)和数学法则同源，它们都立足于先验观念，那么人应该自觉遵守来自理性的规范(道德)。这里，个人自由等同于道德自律。如果用该观点来探讨个人自由的基础，立即就会碰到不可判定的问题：追求个人自由和追求道德，哪一个更为基本？

显而易见，没有自由就不会有道德。每个人只有意识到自己是自由的，个人意志才能指向善(因为自由意志也可以指向恶)。如果个人是不自由的，道德自律毫无意义。康德将自由与道德自律视作等价，这里的所有论证都立足于先验观念论。但是，在先验观念论中，作为价值的自由和向善的意志不能区分。这时，自由(而不是道德)作为应然的前提是什么？康德哲学不能回答。如果从“第三批判”的判断的“合目的性”中寻找答案，会出现同样的问题。也就是说，政治哲学不能在康德的道德形而上学中找到个人权利作为不等同道德的现代社会正当性的基石。

同样的困境也发生在 康德的道德形而上学本身之中。在 康德哲学中的道德规范和自然法则都来自先天观念，他们是永恒不变的，所以 康德的道德形而上学无法讨论道德规范变迁的问题。 康德通过理性围绕中心的转化，界定人应该自觉遵循代表理性的道德规范，在这一推理模式中，“善”这一价值是由道德规范产生的，故康德在道德形而上学中强调“善”不能独立于普遍的道德规范而存在，且认为这是“善”无可改变的属性。

此外，康德为了把道德规范和法律都吸纳进实践理性，认为两者在价值上同源，法律（自然法权）从属于道德，根据中国文明的历史经验，向善的意志和某种普遍规范之间没有必然的逻辑联系，否则我们就无法理解为什么以道德为终极关怀的中国文明在2000年历史中曾发生两次道德规范的巨变，而向善的意志(以善为终极关怀)却从未变过。中国作为一个道德哲学极为发达的文明，其历史经验早已证明：一旦法律从属于道德，法律就变味了。中国传统社会的法律一直从属于道德，现代极权主义则把法律等同于立法者的意志，个人自由在其中荡然无存。而且法律只能是被制定出来的，西方法治传统中最重要的原则“法律必须被发现”也就丧失了基础。

本文系摘选自《 消 失的真实：现代社会的思想危机》一书第五章二、三两节，为便于阅读，部分段落做了拆分和删减，推文标题为编者所拟，学术讨论请以原文为准。文中部分配图来源于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公众号后台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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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编校：梦丹

编发 审定：船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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