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德镇，一部浓缩的国运史

泓睿达原创382，本文4000字。

“夜阑惊起还乡梦，窑火通明两岸红”，清人郑凤仪这句诗成了歌曲《我在景德镇等你》的点睛之笔。

徐千雅有两首作品我经常听，一首是《丝绸之路》，听着听着就去了敦煌。另一首是《我在景德镇等你》，这次去江西时间很紧，也挤出一天到景德镇打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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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发前，爸说“既然你去，就买套瓷碗碟回来吧。”妈说“这东西容易碎，带那么远哪里方便？”老爸瞪了一眼老妈“景德镇的瓷一般人家有吗，你懂什么！”

信仰这东西，太珍贵了。我当然知道网上景德镇瓷器价格不贵，还包运费，甚至还是原产地。但老人家的信仰，还难得的停留在郭沫若所说“中华向号瓷之国，瓷业高峰是景都”的印象中。所以，第一，你就不要打破它，你告诉他真相景德镇的瓷器满大街，已经不是皇家象征啦，打破一个美好的信仰，求得一个客观真相，有必要较这个真吗？第二，信仰的物化不在于是不是景德镇生产，而在于是从景德镇带回。哪怕它是佛山贴牌的，或者网上订购，再塞进背包进门说是带回的，都不重要，他坚信来自景德镇，就圆了心愿。

我和太太说“除了碗筷，咱再买个茶杯。”太太问“点解？”“客人来吃饭多还是坐坐喝杯茶多？不吃饭时爸拿个饭碗出来跟人吹啊？”

果然，老爸把眼前这个玲珑瓷茶杯捧在手里，看着底部的“景德镇制”，仿佛和千年瓷都就搭上关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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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儿也跟着去了，到达景德镇的那天晚上咱们逛了“陶溪川文化创意园”，没表现出太大兴趣，倒是弟弟发现一个写着“黄”字的瓷酒杯非要买下来。

陶溪川文创街区前身是景德镇国营宇宙瓷厂，始建于1958年，曾是景德镇十大国营瓷厂之一，于2002年9月在国营厂中最后一家倒闭。2013年启动改造，保留了22栋老厂房、8.9万平方米的建筑以及166亩厂区，包括锯齿形厂房、高耸的烟囱、水塔、老窑炉等工业遗存，修旧如旧，现在已成为全国最大的“景漂”聚集地，2024年直播基地营收超60亿元，成为抖音全国首个陶瓷直播基地，被誉为“年轻人的造梦空间”和“工业遗产活化典范”。

所谓“景漂”，是对应“北漂”。从全国各地来到景德镇的年轻人从事陶瓷艺术创作、设计、生产和销售。目前“景漂”人数已超过6万人，其中在陶溪川的创客就有3万余人，30岁以下的年轻人占比超一半。

历史上“景漂”比“北漂”悠久得多，清代曾任浮梁知县的沈嘉徵曾说“工匠来八方，器成天下走”，景德镇自古就是移民之城，来自波斯的商人与元朝的官商走街串巷，买卖青花瓷，瓷窑沿着昌江两岸延绵几公里，呈现出“火光烛天，夜不能寝”的繁华景象。特别是明代中期后，随着瓷器畅销海内外，吸引了江西其他地区贫困农民到此谋生，各地商贩也纷纷聚集，到清末全国18省68县20余万人在此谋生，外来人口达到95%以上。

第二天咱们到了“景德镇雕塑瓷厂”，该厂也是十大国营瓷厂之一，占地11公顷，创立于1956年，2008年起设立“周六创意市集”，邀请年轻创作者入驻，如今成为景德镇最大的瓷器集散场所，每周六的市集吸引了大量游客。女儿开始对种类繁多的装饰类瓷器产生兴趣，虽然都是些从几块钱到十几块钱的小玩意，但反复挑选后还是舍不得买。

直到下午我们到了“中国陶瓷博物馆”，这里是景德镇陶瓷发展历史和精品展示最全的集大成者，完整介绍从汉唐以来景德镇超过1700年陶瓷的发展历史，你会发现景德镇的瓷业兴衰和国家命运完全重叠，简直就是一部浓缩的国运史。女儿开始很认真的逐个展厅观看，看完后直呼后悔上午没有买到纪念品。我和太太商量后，发现回南昌的沿途在上高速前会经过“景德镇陶博城”，于是决定驱车前往看看。

景德镇陶博城是景德镇耗资百亿打造的陶瓷文化、旅游和交易中心，占地面积2平方公里，总建筑面积150余万平方米。从规模和档次看，陶博城远超雕塑瓷厂，但从售价看，陶博城比瓷器厂还要低廉一些，瓷器品类一应俱全，中档各有特色，低档堆积如山，有的摊位打出了“论斤卖”的口号。

女儿在这里逛了一个多小时，挑了一个小瓷瓶子和四朵小瓷花，消费20元，心满意足的结束了景德镇之行。

一颗小小的种子在女儿心中发芽，也许将来也会长成和爷爷心目中的千年瓷印象，形成对china的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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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好的故事总免不了有一段凄婉，景德镇瓷器史既然是一部浓缩的中国史，就注定跟随大历史一同沉沦。

欧洲人太喜欢中国瓷器了，而这当中出口的绝对主力是景德镇。大量进口中国瓷器导致欧洲各国的白银疯狂外流，自己造瓷成为欧洲人当务之急。

康熙在位的1712年和1722年十年间，法国传教士佩里·昂特雷科莱（中文名殷弘绪）在详尽考察景德镇制瓷业后的，写下两封万言长信寄回欧洲，详细介绍了景德镇瓷器原材料配方和烧制工艺，首次为欧洲提供了全面准确的中国制瓷工艺。18世纪欧洲仿烧中国瓷成功，从此开启了属于自己的制瓷时代。经过不断学习加上工业化的优势，欧洲瓷器很快在国际市场崭露头角，中国瓷器长达1000多年垄断地位被打破。1792年，也就是欧洲人偷师70年后，最后一批以英国东印度公司名义进口的中国瓷器输入英国，政府随即宣布停止进口。欧洲、日本、美国的制瓷业逐渐垄断了高端瓷器市场，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中国外销瓷走到尽头，最终被挤出国际市场，民国末期，景德镇只有私营瓷厂2540户，平均每户不足5人，规模最大的瓷厂也只有137人，最小的仅有雇工1人，瓷业生产奄奄一息。

读到这里，不由疑问，为什么一千多年的产业短短一百多年就被打趴了？

看到的理由有六条。一是西方工业革命与机械化生产的冲击，导致景德镇技术持续落后，欧洲瓷器如英国韦奇伍德、德国迈森通过殖民贸易占领全球市场，甚至反向倾销中国。二是太平天国与清军在景德镇反复拉锯，导致窑厂、作坊、原料产地被毁，工匠流散，生产链条和运输链条断裂。三是清末国库空虚，朝廷对御窑厂的资金投入锐减，御用瓷订单减少，“官搭民烧”制度难以为继。固守传统未主动引进西方技术改良。四是原料危机与成本上升，高岭土枯竭，燃料短缺，需从外地运输，成本攀升。五是行会垄断阻碍创新，行业内又是小作坊分散生产，缺乏规模化经营，难以应对工业化竞争。六是搪瓷、玻璃制品等替代品兴起且更为廉价，取代了陶瓷的实用功能。

如果历史只到这里，景德镇瓷业的衰败原因看似很充分了，是不是有了和平环境，有了国家支持，有了技术进步，有了原材料和物流供给，有了放下身段直面新材料竞争的勇气，就能复兴千年瓷都荣光呢？

历史还在延续着，它告诉我们哪怕六条原因都破除了，也不能挽救失败。在上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十大国营瓷厂（实际上十是虚指，数量多达二三十家）设立后，政府对技术资源，人才资源，原料资源，物流资源，采购大力扶持，经历短暂繁荣后还是回归衰败。所以，一定有更深层的原因。

从晚清和上世纪末两次的瓷业失败看，原因在于瓷业和国家计划（皇帝喜好，计划指令）做了深度绑定。瓷业寄托于适应政策，而不是适应市场，政策变化而市场又不认可时，瓷业衰败就不可避免。

所以景德镇瓷业成也御窑厂，它建立稳定的官采渠道，败也御窑厂，它脱离了市场。

比如元代青花瓷出名，因为草原统治者对蓝天白云有着信仰，青花瓷也是白色为底调，蓝色为主调。明代开始，就进入了官府设御器厂，派官员直接管理时期，皇家喜欢气势宏伟，胎体厚重的大件瓷，特别是宣德皇帝朱瞻基不光文治武功好，玩儿心也特别重，他任内官窑除了烧出五彩，斗彩品种，还烧了大量的蟋蟀罐，鸟食罐，官窑根本烧不过来。到了清朝，御器厂改名御窑厂，管官的等级更高了，最著名的康熙，雍正，乾隆爷仨儿每个人的品味都不一样，又都特别喜欢瓷器，官搭民烧就盛行起来。而在十大瓷厂时期，企业烧什么，烧多少，以及来自市场的需求反馈均来自行业管理部门，产品和计划的深度捆绑，造成了与市场的脱节。这种脱节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一是重技艺而不重工艺。外观技艺一直创新，烧造工艺却停滞不前，导致无法大批量生产，降低成本，也就飞不进海外寻常百姓家。

二是重上级指定而不重市场需求。外销瓷器一度销量很大，市场占比很高，利润丰厚，却始终没有培育出销售—反馈—改良—再销售的商业体系，窑的核心使命还是服务于宫廷制造。

三是重外观而不重实用。审美重于摆设，实用则在大众消费，在碗和勺是深一点还是浅一点，圆一点还是方一点做外观改良，并不能满足日常家庭的实用耐用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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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新世纪，随着十大瓷厂的隐去，景德镇的瓷业发展有了新起色，关键是适应了市场需求和个性化需求，但在陶博城我看到“论斤卖”的瓷器时多少心生遗憾。截至2024年，景德镇瓷业产值为939亿元，较上一年增长9.1%，首次突破900亿元大关，2025年有望突破1000亿大关，相比其他佛山，潮州，唐山等瓷都，景德镇的产值算是再度夺回优势。但一般而言，一座城市的支柱产业是以1000亿为起点。当前1200亿左右的GDP总量要衬得起“千年瓷都”“世界上第一座工业城市”“依靠单一产业繁荣一千年”这些荣誉，还需努力。

这让我想起另一个国字号品牌，红旗轿车，一度官车印记牢不可破，它想迎合市场时设计一款就赔钱一款。今天的红旗已经成功从官车变为国民豪车，它媚俗但不庸俗，硕大的车头和灵动的灯带既保留了不怒自威的风格，也迎合了新生代的拉风需求，今年上半年的销售就超过6万台。

景德镇不可能放弃血统，瓷即中国，但和红旗一样，国家代表也能成为国民豪瓷，一是从质量上分层。二是从受众上分层。三是从品牌上分层，景德镇制是地理标志，还需要打造具体的品牌。四是从跨界上开拓。比如收藏类的“敦煌+景德镇”“故宫+景德镇”，器用类的“瓷器汽车内饰”“瓷器手机外壳”“瓷器+红木家具”，“瓷器＋灯饰”，定制类的“个人藏品”“企业礼品”等。

国人对景德镇瓷器的信仰，不应只停留在记忆里，更需要用产业重振来证明。

江西行之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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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1.《景德镇瓷业发展简史》魏望来、王丽心，中国文史出版社

2.《传统产业生产模式的转型与发展——以景德镇民窑变迁为个案》吴艳、李兴华，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学报

3.《传统区域品牌资产流失与社会资本变迁》江旺龙，改革与战略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