叛徒的“歪理”：重读《江姐》第一版唱词

民族歌剧《江姐》中，叛徒甫志高劝降江姐时的原本唱词是：

“多少年政治圈里较短长，到头来为谁辛苦为谁忙？武装革命是空流血，贡铲主义太渺茫。常言道英雄豪杰识时务，何苦再出生入死弄刀枪？倒不如抛开名利锁，逃出是非乡。醉里乾坤大，笑中岁月长，莫管他成者王侯败者寇，再休为他人去做嫁衣裳！”

刘少奇、刘志坚、刘亚楼看过后都觉得这段唱词会迷惑观众，有副作用，因此要求修改。

时任空军总司令的刘亚楼将编剧闫肃带到家中“关禁闭”，逼闫肃重写一版。并说道：“我们3个人提出意见，你都不改，难道我们3个姓刘的还抵不过你一个姓阎的？今天我要关你的禁闭！你就在我家里改，改出来我才放你走。”

很快，闫肃改写出第二版：

“你如今一叶扁舟过大江，怎敌他风波险恶浪涛狂；你如今身陷牢狱披枷锁，细思量何日才能出铁窗。常言说活着总比死了好，何苦再宁死不屈逞刚强？倒不如，激流猛转舵，悬崖紧勒缰，干戈化玉帛，委屈求安康，人逢绝路当回首，退后一步道路更宽广！” 《江姐》

私以为第一版唱词写得极好，从文艺创作角度出发，第一版唱词思想冲突更深刻、语言更有文采，塑造了一个更为立体丰满的叛徒甫志高形象，他不是一个单纯因怕死而叛变的小人，而是有一整套“合理化背叛”逻辑，他的狡黠、世故更显人物的真实性，也更危险。

这一点，《江姐》和原著《红岩》处理的都不好。

甫志高在小说中最初以地下党员的身份出现，负责重庆地区地下党的部分联络和组织工作，他急于做出成绩，因而轻信了伪装成进步青年的军统人员，导致地下联络站暴露。

上级命令甫志高立刻离城躲避，但他不舍妻子，再次违背组织纪律，回家与妻子告别时被捕。他被抓捕时仍极力维护妻子。

甫志高猛醒过来，但是，一只冰冷的枪管，立刻抵住了他的背脊：“不准动！”……接着，又一个可怕的声浪冲进了他的耳膜：“把他的老婆也带走！” 甫志高颤抖着，被特务拖曳着，茫然不知所措地从嘴角吐出了几个绝望的字：“她……不……是……”“什么？” 拿蒙帕的人松了松手，甫志高不敢再叫了，只乞求地低声申辩道：“她……不是……共产党……” 可是，散发着霉臭味的蒙帕突然捂得更紧。 几条暗影一闪，径直向闪着亮光的门口奔去，按响了叫门的电铃。 《红岩》（罗广斌，杨益言）

小说中甫志高被捕后立刻叛变招供，导致江姐（江竹筠）、许建业等人被捕牺牲。

甫志高如此轻易地叛变，不仅使得戏剧冲突大为减弱，也偏离了其历史原型所经历的残酷现实。

据徐远举交代，任达哉（甫志高的原型）是不堪酷刑拷打才招供的，这一过程在小说中被简单处理，并未描写其经受酷刑的经历。

原著中，甫志高被捕后再次出场是他亲自带领特务去抓捕昔日的同志和战友。

不过，这种处理方式也并非不可理解。毕竟在那个年代，文艺作品的宣传功能往往凌驾于其思想深度之上，因此在审核时，更看重作品的革命教育效果。

但世事难料，即便当时符合宣传标准的文艺作品，后来那十年也被批为大毒草，比如《红旗谱》、《红日》、《铁道游击队》等等。

第一版唱词的另一大优点，是它超越了时代的局限，向我们抛出一个关乎信仰与选择的永恒命题。

《红岩》的作者之一罗广斌是地主家庭出身，曾是杨振宁的学生。1948年，罗广斌被人出卖逮捕，先后关押在渣滓洞、白公馆。

由于他的哥哥罗广文是国民党军第十六兵团司令官，并且给徐远举打过招呼，罗广斌在狱中没怎么受苦，

1949年11月27日，毛人凤接到蒋介石的批示后，开始清理处决白公馆政治犯，罗广斌屠杀前逃过一劫，但也为他后来的悲剧留下伏笔。

1949年12月，罗广斌向组织上交了几万字的《重庆党组织破坏经过和狱中情形的报告》（简称“狱中八条”），这个就是小说《红岩》的史实基础。

1961年，《红岩》出版，受到热烈欢迎，数十年间印数超一千万册，被多次改编。

歌剧《江姐》就是根据小说《红岩》中的人物改编而来，于1964年9月4日，在北京儿童剧场首次公演，大获成功。

不过，此时的罗广斌因政治审查出行已经受限了，他当年在大屠杀之夜脱险的经历一直被认作历史疑点，文革前被反复审查四次。

1966年文革爆发后，罗广斌被定性为“叛徒”、“剥削阶级的孝子贤孙”，小说《红岩》也成了“反动”小说、“叛徒文学”。

终于，塑造“甫志高”这一经典叛徒形象的罗广斌也成了“叛徒”。

1967年2月，罗广斌坠楼身亡，年仅43岁。

罗广斌生前被认为有历史疑点，他的死也有疑点。罗广斌于2月5日被小将绑架抄家，随后关押，5天后坠楼，关押者称其“自杀”。但罗广斌的家属和朋友均不认同，并在“四人帮”被粉碎后提出申诉。

马识途后来回忆，罗广斌死前一天，有人给他妻子胡蜀兴送了一张罗广斌亲笔写的纸条，上面说他一切都好，并要胡蜀兴带钱和粮票过去，可见罗广斌并无自杀之念。

现在我们再回头看第一版甫志高的劝降唱词，好在哪里？

“多少年政治圈里较短长，到头来为谁辛苦为谁忙？武装革命是空流血，共产主义太渺茫。常言道英雄豪杰识时务，何苦再出生入死弄刀枪？倒不如抛开名利锁，逃出是非乡。醉里乾坤大，笑中岁月长，莫管他成者王侯败者寇，再休为他人去做嫁衣裳！”

第一版唱词提出了一个深刻的问题：理想的价值究竟何在？

这是一个无法绕过、必须回答的问题，而这段唱词却毫不留情地把它摆在了每个人的面前。

如果认为它是“歪理”，它又歪在何处？

它不由某个权威来认定，而是由我们每个人内心的拷问来决定。

在用自洽的逻辑去回应之前，没有人能轻易断言：自己的理想究竟是牢不可破，还是不堪一击。

许子东先生后来在《重读20世纪中国小说》中谈到《红岩》时说道：

忠贞信徒宁可被火焚烧，也不放弃自己信仰——即使后人并不一定同样理解和相信这位信徒为之献身的理论，却也可能被他的牺牲精神所感动。信仰的力量有时甚至超越信仰的对象。后人如果继承了许云峰（小说男主）他们的革命成果，却将私利或者小集团利益置于民族、国家、人民利益之上，那真是愧对《红岩》先烈的鲜血和初心。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