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挺为何只得到蒋介石批准就枪毙高敬亭？高敬亭临死前说了什么？

1939年5月初，新四军军长叶挺决定渡过长江，亲赴江北第4支队驻地处理司令员高敬亭的问题。他感到高的问题已非解决不可，但当时并未打算将其枪杀。

然而，仅一个多月后，叶挺的态度发生剧变。6月24日，他在安徽青龙场下令枪决高敬亭，这一错误决定酿成悲剧。

高敬亭的命运，既是个人的悲剧，也与复杂的历史背景、党内矛盾以及国共关系的紧张局势密不可分。他的故事是一段关于忠诚、误解与牺牲的沉重篇章，令人扼腕叹息，值得细细回味。

高敬亭是红28军的灵魂人物，一位在革命战火中锤炼出的坚韧指挥官。从1935年至1938年，他在鄂豫皖（湖北、河南、安徽）地区领导红28军，顽强坚持游击战争。面对蒋介石十数万大军的轮番“清剿”，敌人手段残酷，围剿规模空前，高敬亭几乎以一己之力支撑起红28军及地方工作的重担。他无数次在生死边缘徘徊，熬过漫漫长夜，化解危机，保全了部队的战斗力。

在极端恶劣的环境下，高敬亭展现了非凡的领导力。他不仅要应对敌人的军事压力，还要处理地方群众的生存问题，组织粮食、武器和情报工作。每一次敌人的“清剿”，都伴随着烧杀抢掠，红28军常常陷入弹尽粮绝的绝境。高敬亭却总能找到办法，带领部队突围，保存实力。

他善于利用地形，熟悉敌情，灵活指挥，使红28军成为敌人心中的一根刺。他的名字在敌后根据地家喻户晓，蒋介石甚至悬赏十万大洋求其首级，但高敬亭始终屹立不倒，成为革命者的传奇。

高敬亭的领导风格果断而灵活。他熟悉鄂豫皖的地形地貌，深谙敌军的战术，能够在危急时刻迅速做出决策，带领部队化险为夷。他的指挥不仅保住了红28军的生存，还为当地群众提供了庇护。他组织地方武装，发动群众，建立情报网络，使红28军成为根据地的核心力量。他的每一次胜利，都是对敌人沉重的打击，也为革命事业保留了宝贵的火种。

在七里坪整训期间，红28军终于与延安的党中央取得联系。这一时刻对高敬亭意义非凡。长期孤军奋战的他，终于感受到组织的温暖和支持。应他的请求，毛泽东从延安先后派出一批干部，旨在加强红28军的领导力量。这些干部的到来，让高敬亭充满希望。他相信，在党中央的指引下，红28军将迎来新的发展，革命事业将迈上新台阶。

最初，高敬亭与延安来的干部合作愉快，彼此推心置腹，肝胆相照。他们一起讨论部队的整编、训练和作战计划，分享对未来的憧憬。延安干部带来了中央的政策和理论指导，高敬亭则分享了敌后斗争的实战经验。双方互补长短，形成了短暂的默契。这段“黄金时光”让高敬亭感到前所未有的踏实，他仿佛看到了红28军在抗战中大放异彩的未来。

延安干部的到来，不仅带来了组织的支持，也为部队注入了新的活力。高敬亭对党中央的领导充满信任，愿意在中央的指导下调整部队的战略方向。

然而，理想与现实的碰撞很快打破了这份和谐。高敬亭与延安干部的革命经历截然不同：高敬亭长期在敌后坚持游击战，面对的是险恶的生存环境和瞬息万变的战场。他的决策往往基于实战经验，讲究灵活性和果断性。

而延安干部则在相对稳定的环境中接受系统的理论培训，习惯于纪律严明的组织生活，强调中央的统一领导。双方的思想观念、工作方法乃至生活习惯都存在显著差异，这些差异逐渐演化为心理上的隔阂，进而引发了矛盾。

延安干部对高敬亭的领导风格深感不适。他们认为高敬亭独断专行，听不进不同意见，行事带有浓厚的“封建家长式”色彩，甚至表现出“军阀主义”倾向。他们批评他过于强调个人权威，缺乏对中央政策的充分执行，特别是在东进抗日的战略上显得消极。

高敬亭则对延安干部的作风颇有微词：他觉得这些同志高高在上，动辄以中央的名义发号施令，却不了解鄂豫皖地区的实际情况，缺乏对地方工作的尊重。他们习惯于用延安的模式套用地方事务，忽视了高敬亭和红28军在长期孤立斗争中形成的独特经验。

双方的分歧从工作方法延伸到个人信任。延安干部认为高敬亭有“独立王国”思想，试图在鄂豫皖地区建立个人势力；高敬亭则觉得延安干部处处掣肘，试图削弱他的权威。双方在沟通中渐生嫌隙，互不信任。

矛盾的积累，让原本的合作关系变得脆弱。高敬亭一方面真心希望中央代表能提供具体指导，另一方面又担忧自己的权威受到挑战。他既渴望组织的支持，又对延安干部的作风感到不适，这种矛盾心理让他在与中央代表相处时左右为难。

毛泽东曾明确指示延安干部要尊重高敬亭的贡献，团结他、帮助他改正错误，并高度评价红28军在鄂豫皖地区的牺牲与贡献。他特别叮嘱：“不要一切都拿延安的样式去套他们，他们长期与中央失去联系，难免有各种具体情况和问题。”“要很好地团结他们，共同推动抗战。”

然而，延安干部并未完全领会毛泽东的意图。他们不仅未能与高敬亭有效沟通，反而频频向中共长江局告状，列举高敬亭的种种“问题”：有“独立王国”思想、个人野心，排斥中央派来的干部，不愿东进抗日，甚至同情张国焘、搞肃反杀人。

这些报告将高敬亭塑造成一个不服从中央、桀骜不驯的形象，为后来的悲剧埋下伏笔。

1938年初春，高敬亭来到武汉，向长江局负责人周恩来倾诉与延安干部的矛盾。他详细叙述了双方在工作中的分歧，表达了自己的委屈和困惑。他谈到自己多年来在敌后坚持斗争的艰难，强调红28军的贡献，希望组织能理解他的处境。

周恩来听后陷入沉思，意识到高敬亭与延安干部的矛盾已非简单的误会，而是涉及思想、作风和历史背景的深层问题。他感到问题的复杂性，决定通过调整4支队的领导班子来缓解紧张局势。

当时，4支队政治部主任肖望东因病需离职，周恩来请示中央另派干部接替。毛泽东接到电报后，决定派原红25军参谋长戴季英担任4支队政治部主任。

在戴季英出发前，毛泽东与他进行了长时间谈话，强调三点：一、高敬亭是有功劳有能力的同志，即便有错误，也应尊重他、团结他，帮助他改正；二、红28军独立坚持三年游击战争，对革命贡献巨大，中央对此高度肯定；三、无论延安干部还是高敬亭，都应将精力放在抗战上，避免内耗。

戴季英将毛泽东的指示一字不漏记下，并承诺传达给其他同志。

然而，戴季英与高敬亭的矛盾并非新问题。早在红25军时期，两人就因工作分歧结下嫌隙。戴季英到4支队后，初期与高敬亭合作尚可，但旧怨未消，矛盾很快重燃。双方的关系再度紧张，互信进一步削弱。

戴季英试图按照中央的指示推动部队的整编和东进计划，但高敬亭对这些计划的执行力度有限，双方在战略方向上的分歧进一步加剧。

1938年6月底，高敬亭率部与戴季英、林维先等人会合于西蒋冲。当时，巢湖一带土匪横行，汉奸武装助纣为虐，民不聊生。高敬亭果断决定暂停其他任务，集中力量剿匪安民。在不到十天的时间里，4支队歼灭土匪和汉奸武装万余人，活捉匪首罗大刚，极大稳定了当地局势，赢得了群众的拥护。

这一行动展现了高敬亭卓越的军事指挥能力，也为4支队在皖中地区树立了威信。群众对4支队的支持更加坚定，高敬亭的声望也因此进一步提升。

好景不长，一次偶然的机会，高敬亭发现与上级来往的电报内容异常。他怀疑戴季英在背后向长江局告状，遂召来译电员询问。译电员在高敬亭的威严下战战兢兢，坦白了戴季英曾向上级报告高敬亭“同情张国焘”“排斥中央干部”等情况。

高敬亭怒不可遏，捏得手指关节咯咯作响。他往日的脾气火爆，动辄雷霆震怒，但这次他强压怒火，冷静下来，心平气和地对译电员说：“把最近发往长江局的电报内容都告诉我。”

听完译电员的叙述，高敬亭心如刀绞。他终于明白，为何部分延安干部与他貌合神离。愤怒之余，他却选择了克制。他拿起电话，接通戴季英，以委婉的语气旁敲侧击，将此事告知对方，希冀通过沟通化解矛盾。

这一事件让高敬亭内心充满苦恼。他一向只抽旱烟袋，此刻却向参谋要来一包卷烟，一支接一支地抽，烟雾缭绕中，他试图平复自己的情绪。电报风波不仅加深了他与延安干部的裂痕，也让他对党内团结的复杂性有了更深的体会。他开始意识到，中央的支持虽是依靠，但也带来了新的挑战。

1938年秋，长江局书记王明在汉口八路军办事处召集新四军各支队司令员开会，参会者包括陈毅、付秋涛、陶勇和高敬亭。会议在一栋五间的大通房内举行，中间拉起布帘，外面由服务人员和警卫把守。

王明主持会议，强调“统一战线高于一切”，传达蒋介石的指示：4支队必须撤出大别山，前往安徽敌后，不在大别山留一兵一卒。

高敬亭听后极为反感。他认为大别山是4支队的根基，是红28军用鲜血和牺牲换来的根据地。撤出会让部队失去依托，沦为流寇，甚至有被敌人消灭的危险。他多次试图发言表达反对意见，却始终未获机会。

第二天，他终于抓住机会发言，慷慨陈词：“中央指示我们向敌后发展，我们也按此部署。但4支队不能撤出大别山！大别山是我们的家，红28军三年的游击战证明，丢掉大别山我们将无立足之地。放弃根据地，我们就成了无根之萍，抗战将难以为继。”

高敬亭的发言与王明的意见针锋相对，会议气氛骤然紧张。王明坚持统一战线至上的立场，高敬亭则强调根据地的重要性，双方争执不下，会议最终因分歧过大提前散场。

高敬亭愤然宣布退出会议，当天下午便离开汉口。临行前，他向王明敬礼，王明以紧握拳头的还礼表达不满，显示出对高敬亭顶撞和擅自离会的强烈不悦。

回到舒城4支队驻地后，高敬亭向团、营及地方干部传达了王明的指示，但他并未盲从。他详细分析了坚持皖中的六大理由：

一、皖中是4支队从日寇手中收复的根据地，深受人民拥护；

二、地形险要，属大别山余脉，进可攻安庆、合肥，退可守八百里大别山；

三、党组织基础扎实，地方武装活跃；

四、群众有光荣的斗争传统；

五、人民生活相对富裕，为部队提供了物质保障；

六、便于新四军各部协同作战，与军部、李先念部、彭雪枫部等联成一片，形成大江南北的战略优势。

然而，戴季英和8团团长周骏鸣却将高敬亭的意见电告长江局和新四军军部，指责他“轻视中央领袖”“不服从命令”“在干部中进行宗派活动，散布对党的不满情绪”。

这些报告进一步加剧了高敬亭与上级的矛盾。

1938年9月，中共中央指示新四军向皖东敌后发展。新四军军部电令4支队东进，高敬亭派8团前往合肥、全椒、滁县、定远一带，但主力及支队部仍留皖中。11月，参谋长张云逸亲赴舒城西港冲，向高敬亭传达中央指示，动员他率主力东进。

高敬亭依然坚持皖中战略，认为放弃根据地得不偿失。他详细分析了皖中的战略价值，强调根据地是部队生存和抗战的基础。

1938年秋，武汉沦陷后，中共中央召开六届六中全会，重申全党独立自主组织抗日武装斗争的方针，强调巩固华北、发展华中。会议决定撤销长江局，成立东南局和中原局，刘少奇任中原局书记，负责长江以北、陇海路以南的党务工作。

1939年初，国民党加紧“溶共”“限共”“反共”政策，安徽省主席兼21集团军总司令廖磊污蔑4支队“游而不击”“横行骚扰”，要求其全部东移至淮南铁路以东、津浦路南段，将皖中根据地拱手让给国民党。新四军领导人项英受王明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影响，对国民党一味迁就，强令4支队东进。

高敬亭虽不情愿，但在军部压力下，于3月底派林维先率支队司令部和特务营东越淮南铁路至青龙厂附近，戴季英率政治部前往李家围子8团驻地。他因口腔出血暂留舒城。

4月，项英发出指示，要求4支队控制津浦、淮南铁路，避免提出创建皖东根据地的口号，以免刺激国民党。他还向中原局和中央反映高敬亭的“问题”。

中原局代理书记朱理治致电中央，提出处理高敬亭的三策：上策是送其赴延安学习或养病；中策是给副职名义，改组4支队为纵队；下策是与廖磊协商，撤销高职。4月24日，中央明确指示：皖东的中心任务是建立抗日根据地，而非单纯控制铁路，批评项英的错误主张。

5月3日，叶挺渡江至庐江东汤池，成立江北指挥部，着手处理高敬亭问题。5月5日，江北指挥部正式成立，张云逸兼任指挥。

5月10日，叶挺亲赴舒城西港冲，召开为期两天的军事会议。会议决定4支队向皖东发展，限期撤出舒城，计划在八一节前扩军至20个团，配合进攻南京，截断津浦线，并由军部派50名干部充实4支队领导，从6月起每月补助2万元经费。

高敬亭再次陈述留皖中的必要性，强调根据地的重要性，但遭叶挺断然拒绝。叶挺限令两周内行动，高以后方医院转移困难为由拖延，彻底激怒叶挺。

5月13日，廖磊向叶挺罗列高敬亭的“七大罪状”，威胁若不严办将影响国共合作。

6月初，高敬亭率教导大队和后方医院抵达青龙厂。6月上旬，他在储家围子被警卫队突袭逮捕，警卫员的枪被缴。高敬亭震惊怒问：“你们搞什么鬼把戏？”话音未落，他已被绳索捆绑。

叶挺的副官黄序廷宣布：“你违抗命令，军部下令逮捕你。”高敬亭要求见叶挺，却未获准。

高敬亭被关押后，叶挺召开连以上干部会议批判他。会上，有人控诉高敬亭肃反中的错误，痛哭流涕，揭发他错杀、错处理多人。

高敬亭拒不认错，坚称：“红28军艰苦奋斗才有今天，我没有错，4支队没搞好不能怨我。”邓子恢气得拍桌子，高仍不低头。

在一次斗争会上，他试图跳水自杀未遂，随后被戴上手铐脚镣，甚至遭私刑毒打，幸被邓子恢制止。

6月23日，叶挺向蒋介石和中央请示枪决高敬亭。蒋介石迅速批复同意。6月24日，32岁的高敬亭被押至储家围子村边，五花大绑，蓬头垢面，双眼布满血丝。

他恳求叶挺：“4支队是党的军队，我是党员，若要杀我，需中央批准。”他提出三点要求：一、保住抗日根据地；二、责任归于他一人，勿连累其他将士；三、警惕国民党操控新四军。

叶挺冷漠回应：“违抗命令、破坏统一战线的人，上级不会姑息。”

高敬亭绝望地说：“死对共产党人无所谓，我无罪，就算死，也要死在红地毯上。”行刑队举枪，高敬亭倒下。

十分钟后，中央电报到达：“速送高敬亭来延安。”但他已长眠于青龙厂的土地。

1943年，毛泽东与周骏鸣谈及高敬亭，感叹若送其赴延安学习，保留大别山根据地，或许更有利于抗战。刘少奇也认为留在大别山比东进更具战略价值。

1975年，毛泽东批示高案处理不当，责任或在项英。1977年，解放军总政治部为高敬亭平反，恢复其名誉。

高敬亭的悲剧，是个人忠诚与时代局限的碰撞。他以生命捍卫信仰，却倒在自己人的枪口下，留下无尽遗憾。他的故事提醒后人：革命的道路上，团结与理解远比内耗与误解更为珍贵。历史的教训，值得后人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