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门声，是另一种抗战号角 | 《追光者》：浙江籍战地摄影师的故事

本文作者: 春梅狐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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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张照片不会立刻让战争结束，一篇报道不会瞬间扭转战局，却可以让属于自己的声量汇入民众或嘶哑或沉痛的呐喊之中，与之共振，让他们的声音传达到更多人心里。

——《追光者》

看电影《南京照相馆》的时候，我印象很深的便是“照片”这个证据，它由日军摄影师按下快门记录，却成为了日军暴行的罪证。而今天，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日的活动，也会被无数镜头对准，记录下胜利80年后的盛况。

影像，从来都是铭记历史最有力的语言。

所以，在今天这个特别的日子，想聊聊最近看的书《追光者》以及它所记录的硝烟中的凝视者、抗日战线中的特殊战士——战地摄影师。

1

以摄影为武器参与抗日救亡

1937年8月，被誉为中国战地摄影第一人沙飞提出“摄影武器论”，在抗日最前线向全国的摄影人发出了呼唤。

他说道——

谁都知道，在国家如此危难的今日，要挽救民族的沦亡，绝不是少数人所能做得到的事，因此“唤醒民众”是当前救亡运动的急务。但是，直到现在，文盲依然占全国人口总数的80%以上。因此单用方块字去宣传国难是绝不易收到良好的效果的。摄影即具备如述的种种优良的特质，所以，它就是今日宣传国难的一种最有力的武器。……摄影在救亡运动上既是这么重要，摄影作者就应该自觉起来，义不容辞地担负起这重大的任务。把所有的精力、时间和金钱都用到处理有意义的题材上——将敌人侵略我国的暴行、我们前线将士英勇杀敌的情景以及各地同胞起来参加救亡运动等各种场面反映暴露出来，以激发民族自救的意识。

——沙飞《摄影与救亡》

沙飞的《摄影与救亡》发表于1937年8月15日的《广西日报》

巧合的是，8年后的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停战

同年10月，美国《生活》周刊刊登了一张由中国早期新闻摄影记者王小亭拍摄于日军空袭下上海南站的照片，画面中满身血污的幼童在站台上嚎哭，脆弱的生命身后是一片战争下的废墟。

这张照片后来被译作《中国娃娃》，拍摄于1937年8月28日，成为最为著名的二战战地摄影作品之一。

照片其实是连续影片中的一帧，画面中幼童后来得到了救助。

拍摄当天，日军先后两次对上海南站进行了轰炸，王小亭在奔逃过程中用仅剩的一点电影胶片拍摄了让人揪心的这一幕，选取了其中一个镜头冲洗成照片，而后辗转军舰、飞机等送抵纽约，使得日本对中国平民发动无差别轰炸的野蛮行径暴露于国际社会面前，迫使多国向日本施压。

在来自于抗战一线的呼吁下，在影像力量的示范下，一大批摄影工作者奔赴解放区与抗战第一线，为我们留下了众多珍贵的历史影像。而《追光者》讲述的便是五位浙江籍战地摄影师的故事，他们投身于抗日战线，跟随战火去记录民族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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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籍战地摄影师的“追光”群像

五位浙江籍战地摄影师，五道黑夜中的光轨，勾勒出一幅波澜壮阔的抗战影像史。这些名字或许陌生，但他们的镜头与人生却曾震撼世界——

雷烨

1941年日军在冀东制造了惨绝人寰的潘家峪惨案。雷烨第一时间赶赴现场，也是唯一亲临现场的记者，他的底片在21年后成为村民起诉日本战犯的铁证。1943年在日军扫荡中，雷烨放弃撤离机会，冒死通知群众转移，最后关头他从容地把身上携带的文件撕毁了，照相机摔碎了，将最后一粒子弹留给了自己，壮烈殉国，年仅29岁。

1938年底，雷烨（左一）带领记者团五人抵晋察冀根据地，受到聂荣臻司令员（右三）接见

参加1938年冀东抗日武装大起义的英雄们，1939年。雷烨摄

作为一位摄影家，雷烨留下的个人影像却非常少，其中有一张是雷烨与后来成为著名演员田华的合影。那年田华年仅12岁，留下了有生以来的第一张照片，却也是雷烨的最后一张留影。仅仅三个月后，雷烨便牺牲了，这张合影经裁切后也就作为了雷烨的遗照。

雷烨（右一）与田华合影，1943年。沙飞摄

“人民艺术家”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田华

雷烨是民政部公布的首批300名抗日英烈中唯一的摄影记者。然而，他的真实身份多年来都无从考证，雷烨也仅是诸多化名之一，这是另一种形式的“无名”。直到2001年才在最终确定项俊文就是雷烨烈士，在项家人收到一封署名“雷雨”的家书的60年后，在河清海晏的21世纪初年……

亲爱的哥哥：在这火树银花，喜庆香港回归、洗刷百年国耻之时，夜不成眠，我又找出这张发黄了的照片和信，我们又在一起了。除了这照片和信，你在世上没有留下别的东西，你属于“最不著名的人”。可是，你是我最亲的亲人，唯我最知道你的身世、希望和痛苦。你也是最愿倾听我倾诉一切的人。

——《追光者》

雷烨（中）与妹妹项秀华（右）、弟弟项秀文合影。

确认雷烨烈士身份时，仅弟弟项秀文健在。

杭州武林门广场的雷烨雕像

高帆、牛畏予伉俪

相比雷烨的短暂一生，高帆、牛畏予则有幸见证了新中国从战火中走来。《追光者》一书碍于篇幅与选题，其实只记录了高帆前半生的故事，牛畏予也仅出现在“尾声：她们，沉静如海”里。实际上他们是中国摄影史上绕不开的名字，他们用影像参与并书写了战争年代直至和平时期的中国摄影史。

高帆（左）、牛畏予1951年在重庆

高帆应该是那种美术天赋极高的人，他在宣传上几乎是个全才，宣传标语、雕塑、壁画、木刻他都可以干。

高帆在自己创作的宣传画前留影，陕西赤水河畔（太行武安），1939年冬

1939年，高帆从一台被缴获的日军照相机开始走上了一条战地摄影师的道路，相机便是他作为战士的武器。为了力求真实、为了节约胶卷，他总是希望自己做到“近些，再近些”，他的照片也总是拍得最核心最前线的。而他也清楚地知道，他所记录的战士们可能拍下的是生命中最后一张、甚至是唯一一张照片。

临汾战役，我军爆破手进行连续爆破，1948年。高帆摄

临汾战役中，我军突击队冒着炮火冲锋，1948年。高帆摄

他们最初并不是摄影艺术家，而是出生入死的摄影战士，以砥砺奋进的姿态，在炮火的来去之间，留下一场又一场用生命换来的历史照见。

——《追光者》

所幸，高帆、牛畏予一直到21世纪才过世，那些战士没有看到的胜利、没能过上的生活他们都一一记录下来了。

北平入城式，正阳门前盛况，1949年。高帆摄

解放后第一个初春北平妇女在故宫太和殿前庆祝“三八”节，1949年。牛畏予摄

厦门鼓浪屿上拉小提琴的男孩，1973年。牛畏予摄

丹江口水利枢纽大坝，1974年。牛畏予摄

徐肖冰、侯波伉俪

如果数中国最为著名的摄影师，徐肖冰、侯波伉俪应该榜上有名，他们拍摄了大量领导人的影像、更记录了众多历史瞬间。1949年10月1日，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时，按下快门的人便是侯波，她将这一经典时刻转化为永恒的画面。

徐肖冰、侯波结婚照，1942年。吴印咸摄

晋绥地区的民兵捣毁日本侵略者的碉堡，1941年。徐肖冰摄

与《追光者》书中提到其他摄影师相比，徐肖冰多了一个曾在上海滩影片公司工作的履历，参加革命后他参与创办了我党领导下的第一个新闻电影机构“延安电影团”。

当时延安电影团的条件十分艰苦，设备仅有“两动三呆”（两台摄影机、三台照相机），为了筹拍首部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获取真实影像，延安电影团冒着危险穿越敌军封锁，进入华北各抗日根据地进行实地拍摄。可惜的是在枪林弹雨中完成拍摄素材，后来在苏德战争中遗失了带往苏联进行后期制作的底片。这个事件也间接导致当时带底片去往苏联并进行配乐的冼星海因为长期劳累病逝于苏联，年仅40岁。

但面对年复一年更为困苦的条件，延安电影团不仅靠自己的力量解决办公费用和生活开支，并且将废旧或过期胶片进行再利用，最终独立完成第一部完整纪录片《生产与战斗结合起来》，后来这支影片又被亲切地称作《南泥湾》。

在南泥湾的八路军第三五九旅战士克服困难学习文化，1943年。徐肖冰摄

1961年修复的《南泥湾》MV

罗光达

罗光达，师从“中国战地摄影第一人”沙飞，他创办《晋察冀画报》让抗战的呐喊通过画报传遍神州。《晋察冀画报》是全国各抗日根据地出版的第一份画报，它的出版或许更能诠释影像也是战争武器。

罗光达军装像

白求恩在前线抢救伤员，1939年。罗光达摄

《晋察冀画报》创刊号封面

《晋察冀画报》的创办某种意义上是沙飞“摄影武器论”的一个成果，正是因为有一批摄影青年以相似的理由、经由不同的路径聚集于晋察冀，怀抱着类似的革命信仰和行动激情，为《晋察冀画报》最初的人员构成提供了一定的群体基础。而“摄影武器论”要求摄影师自觉承担宣传国难的义务、防止艺术上的过度沉溺，也使得《晋察冀画报》中的图像呈现出类似的纪实气质，即便有创作也更突出民族符号，而看不到个人创作。

《北支》1943年4月号上以长城为背景的封面照

与《晋察冀画报》创刊号封面中的长城符号使用上有明显差异

这些摄影师并非没有艺术细胞，也并非没有生活情趣，而是在这条光影战线上的战士身份超越了他们作为艺术创作者的个人诉求。晚年的罗光达坚持把老一代摄影家流血牺牲拍摄的摄影作品，从画报社资料室挖掘出来，费尽心思，编辑出版。他没有办公室、没有经费、没有固定班子，顾不上年老体弱，翻箱倒柜，只是为了将那个时代的影像整理出来，并呈现到后辈面前，让后人不忘前人的奋战。

像战士一样，绝不停下，这或许是每一个画报社成员的座右铭，尤其在《晋察冀画报》成功创办之后，罗光达越发坚信，他们经由晋察冀的烽火淬炼，早就成为一个共同体，而不在于距离的远近。

——《追光者》

俞创硕

俞创硕的人生似乎更具有小说般的传奇色彩。殷实人家出生，幼时拜入中医名家门下学医，后弃医从艺，考取上海美专西画系。看尽战争下人民生活悲苦后，他最终放弃艺术，选择以摄影为毕生追求。

俞创硕

八路军帮助农民收割，1937年。俞创硕摄

1939年10月，浙西军民合作挖战壕。俞创硕摄

他的摄影轨迹贯穿了平型关大捷、台儿庄战役、长沙大火、重庆校场口大隧道惨案等，几乎跑遍所有抗日战场，还曾作为战士亲身参与腾冲战役，用摄影记录和报道中国军民抗击日本侵略者的事迹，是上海新闻界最早用新闻摄影手段报道平型关大捷的记者，并用镜头真实记录长沙大火、重庆校场口大隧道惨案等重大历史事件。

在一张记录平型关大捷后将士们战胜强敌的欢乐照片中，战士们举起从日军手里缴获的枪支、旗帜、防毒面具等战利品，在摄影家的镜头前欢呼着，这个画面画面上记录了整个中华民族第一次露出了抗战必胜的笑脸。

1937年，平型关大捷后胜利归来。俞创硕摄

俞创硕是书中唯一不在根据地的战地摄影师，创作条件更为优越，这或许也是他能走过几乎所有抗日战场的原因之一。但真实记录的镜头并不会说谎，就像电影《南京照相馆》中同样的照片可以从日军的“荣耀”变成日本帝国主义的罪证。

上海解放后俞创硕出任《解放日报》摄影记者，继续他的影像记录工作，主要以上海地区为主。他的镜头更为成熟、更具人文气质，不需要额外的文字描述就足以用细节表达，依然延续着光影的记录使命。

1961年3月23日，运输繁忙的苏州河。俞创硕摄

1961年5月21日，静安寺庙会盛况。俞创硕摄

1962年2月9日，南市区梧桐路小学小学生背了书包，上小队之家。俞创硕摄

3

追光不息，铭记不止

雷烨、高帆、徐肖冰、罗光达、俞创硕……他们曾是记录影像的人，如今也成为了历史影像的一部分。是包括他们在内的战地摄影师为我们留存下了中国军民抗战全貌。不论是历史的重要时刻，或是伟人的经典镜头，还有大把年轻却不知姓名的战士、奋起抗战的老弱妇孺，他们按下快门证明这些人曾经来过、努力过、存在过、活生生地战斗过。

摄影术的发明，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人们看待历史的方式，从此，历史由被回忆、被叙述，变成了可以被观看。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按下快门的瞬间，定格的不仅是一个历史画面，更见证着华夏儿女在危难中迸发的不屈意志，他们捕捉的每一帧影像，是凝固的过往、更是流动的精神长河。

如今，那些曾经淹没快门声的枪炮早已远去，某些历史的场景，因为有了照片的记录，变得更直观，也更确定了。影像的力量，就是让逝去的人永远活着，让发生过的事无法被抹去。

在这个特殊的日子，让我们通过阅读《追光者》，回望那段烽火岁月，缅怀那些用生命记录历史的摄影师，珍惜他们用生命换来的和平时代。

本文完

作者 | 春梅狐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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