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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志们!不吹牛尬,咱们中国的城市操作版本可能要迎来一波史诗级的更新了。
就在前不久高层刚刚发布的《关于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意见》中,有一句表述十分耐人寻味,原话是这么说——
“推动中小城市结合常住人口变动趋势,动态优化基础设施布局、公共服务供给,按程序稳慎优化行政区划设置。”
咱们各位谁也不是昨儿后半夜刚从猴儿变过来的,“优化”这个概念咱可是太熟悉了!
再结合中小城市的江湖地位,这回要优化的是行政区划设置,当时就忍不住寻思:
“难不成这是有些小城市要被删号了?”
观察了有一阵子,发现这种声音就在大伙儿中间貌似已经开始有了“人传人”的迹象。
今天咱们就来一把拨云见日,彻底聊明白这是怎么个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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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小城市发展,这份高层出台的《意见》确实给予了高度重视,并将其视为优化现代化城市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是如果只是依据原文中表述的“程序稳慎优化行政区划设置”,就说某些中小城市或者小县城要被“删号”,那显然是断章取义了。
从常识的角度出发,也不难想见:
即便都是小城市,也是分门别类的,大城市周边的小城市与偏远地区的小城市,无论从经济体量上还是战略价值上都不是一回事儿。
这意味着对中小城市未来的发展和命运一概而论显然站不住脚。
笔者仔细阅读过这份文件后,大致梳理出了关于中小城市及小县城相关指示意见的全貌。
除开篇提到的内容外,《意见》中其它有关中小城市发展的精神,咱们在这儿给大家直接敲黑板、划重点——
首先,文件提出“要发展组团式、网络化的现代化城市群和都市圈”。
这句话看似在讲城市群和都市圈,但我们可以仔细想想,哪个城市群或都市圈不是大小城市打配合?
所以在发展壮大都市圈,支持推进同城化发展的过程中,大城市周边的小城市势必会迎来一波红利。
其次,《意见》中明确指出“要分类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大力发展县域经济,因地制宜发展小城镇。”
这个话很明显是在下一阶段的城镇化进程中,对县城的作用寄予厚望。
毕竟,在我们国家的行政区划建制中,有34个省级行政区、333个地级行政区和2843个县级行政区。
七普数据显示,居住在县域常住人口大约有7.48亿人,换言之,这才是最大公约数,因而潜力巨大。
第三,《意见》还明确了“适时调整扩大经济规模大、人口增长快的县级市和特大镇经济社会管理权限。”
这既符合我国当前城市化版图的客观现实,也符合县域经济体的客观现实。
至于具体原因,咱们前文也提到过,大城市周边的经济强县与偏远地区的县城天然就不是一个重量级的选手。
《意见》里做出“适时调整扩大经济强县和特大镇的社会管理权限”,明显是对其精准释放的重大利好。
第四,《意见》中还指出“推动人口持续流出的城市和资源型城市转型发展,支持边境城镇增强稳边固边、人口集聚、安全发展能力,统筹规划建设城乡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体系,促进城乡融合发展,持续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个人认为,这一项倒是可以与文章开篇咱们提到的“结合常住人口变动趋势,动态优化基础设施布局、公共服务供给,按程序稳慎优化行政区划设置”放在一起通盘考量。
相当于暗示了什么样的城市将来更有可能纳入“稳慎优化”的名单。
想想产业面的落后老几样、想想财政端造血能力是个什么情况、再想想这些有关地区的人口流出…
针对特定地区、特定情况做优化是不是明显合理多了?
截至2023年,地方对转移支付的平均依赖度大致在44%上下,其中22个省份超50%;
到了县级行政区层面,这种依赖更加普遍且刚需,部分地区甚至高达70%以上。
统计显示:2010年-2020年,全国共有266个收缩型城市、1507个收缩的区县,占比超过一半,总面积440万平方公里。
这里面主要有四类:资源枯竭型城市、产业衰退型城市、偏远地区中小城市以及大城市虹吸下的中小城市。
你瞅瞅这局面,还能有个缓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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咱们老生常谈一个问题,一二线城市与三四五线城市之间未来会走向分化,存量人口、优质产业与公共资源会不断向大城市集中。
可是,这一次高层发布的《关于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意见》,似乎撕开了另一个长期被大伙儿忽略的事实:
未来的中小城市之间,也会逐渐走向高度分化。
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从产业布局和财政收支两个方面具体来看——
产业端
全国百强县或大城市附近的经济强县,通常拥有一个或多个相对成熟的主导产业集群——
譬如众所周知的昆山的电子、江阴的特钢与金属新材料、慈溪的小家电、永康的五金、晋江的鞋服体育用品…
更重要的是,相当一部分经济强县经济链条的上下游关联度较高,容易形成一种所谓“搬不走”的产业生态。
拿笔者多次去过的浙江永康举个例子,这座浙江中部县城拥有多个头衔——
“五金之都”、“中国门都”、“中国口杯之都”、“电动工具之都”、“炊具之都”…
除此之外,永康还是休闲运动车的生产基地和出口基地之一。
你仔细琢磨琢磨以上这些行业之间的联系?再想想前文中咱们提到的上下游关联度。
此外,经济强县发达的制造业还催生了另外两个高度关联的现象:
二三产业的深度协同;
龙头企业积极挑大梁。
说得更具体些,围绕着发达的特色制造业衍生出了高度相关的配套服务业,以设计、物流、金融以及跨境电商最为常见;
深耕特色制造业与围绕其发展起来的配套服务业,涌现了一批龙头企业,譬如昆山的恒力集团、江阴的海澜集团、慈溪的红牛集团、晋江的安踏体育、长沙县的三一集团、浙江中国小商品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都属于此类。
相比于普通县城来说,这样的产业布局从里子到排面,妥妥的next level。
反观普通县城,绝大多数在产业结构方面相对散装,一人一把号,各吹各的调那种;
即便是有能把上下游整合起来的,大多也都是资源型行业,煤炭、渔业、农副产品粗加工这种最常见,也就是俗称的“靠山吃山,靠海吃海”。
这决定了此类县城中,多以劳动密集型加工、组装环节为主,处于“微笑曲线”最底端,利润较薄,企业间关联度低,未能形成集群效应。
与此同时,此类县城中未能发展出与高附加值制造业相关联的服务业,提到服务业,大伙儿想到的基本上是餐饮、零售这一类。
咱们经常听说的“县城婆罗门”,其实在后面这类普通县城中表现得更为明显。
不是说富裕县城没有“婆罗门”,或者他们就比富裕县城的婆罗门更“婆”,主要是因为普通县城的更有存在感。
财政端
某种程度上讲,财政基本面是经济基本面的成绩单。
产业发展得好不好,一般性公共财政预算收入体现得最清楚不过。
一说这个,经济强县与普通县城的分化,就更加立体了。
2024年全国经济十强县城分别为昆山、江阴、张家港、常熟、长沙县、慈溪、太仓、晋江、义乌和宜兴。
上述县城中,经济体量最大的昆山为5380.17亿,经济体量最小的宜兴是2455.02亿,第一名与第十名相差2.19倍。
一般性公共财政预算收入最高的昆山,2024年入账458.61亿,全国县城财政收入第十位是不在十强榜单的海宁,为90亿,第一名与第十名相差5.09倍。
同志们,这还没出前十呢,已经是这个画风,笔者专门查了一下,2024年全国百强县评比第100名为广东省惠东县,GDP为828.5亿,当年全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50.10亿。
咱们全国共有2800多个县级行政区,经济实力与财政基本面的分化可想而知。
土地财政收入这一块,县城能吃到嘴里的更加有限——
统计显示,2025年上半年,全国Top10城市宅地出让金占全国的比重达到53%,较2024年末大幅提高19个百分点;
Top20的城市宅地出让金占全国的比重达到68%,较2024年末提高17个百分点。
在这种情况下,那些建制不在一二线热点城市管辖范围内的上千个普通县城一年能收多少土地出让金,你琢磨?
过去几十年间,全国绝大多数中小城市的发展路径几乎是集体抄同一篇作业:
卖资源赚快钱、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卖地搞土地财政。
现如今,一部分城市靠卖资源,把自己卖成了资源枯竭型城市;
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发现产业外移、僧多粥少的局面越来越明显;
再去搞土地财政,发现库存和新增供应已经不是那么回事儿,房企拿地积极性就是上不来…
在这种情况下,财政端当然要更加精打细算,除优先保障民生、清偿债务外,其它非必要开支当然是能减的减,能缩的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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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当然的县城基本面格局之后,我们再回过头来去看《关于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意见》中关于县域经济体的最新表述——
究竟什么样的县城会被作为重要载体,什么样的县级市和特大镇有可能调整社会管理权限,什么样的县城有可能被“稳慎优化行政区划设置”…似乎一下子大致有了轮廓。
这两年,我们常常能看到一些光怪陆离的新闻:
譬如说有些小城市停发了某些事业单位工资或者裁撤公共服务机构…
本质上讲,以上就是财政收缩的客观写照。
要我说,面对这样的情形真的不必悲观——
这场即将席卷全国的中小城市“大洗牌”早已超越了刻板印象里的“危”与“机”,它更像是对今后中国城市化发展逻辑的彻底重构。
过去那种“撒胡椒面”式的均匀发展、大家都靠基础建设投资与房地产驱动的模式,已经成为过去式。
高层近期出台的这份《意见》,从根本上讲就是在改变城市化进程与城市管理思路,实现分类施策,精准投放资源。
对于那些有产业、有人口、有区位优势的县城界优等生来说,政策旨在“扩权”,从而被赋予更大的发展自主性。
从结果导向来看,它们很有可能成为这轮洗牌中的“赢家”,跃升为区域城市群的重要支点。
而对于那些产业空心化、人口持续流失的地区来说,“优化行政区划”似乎更加符合它们的体制。
无论是合并还是撤县设区,甚至更彻底的其它调整…本质都是为了止损和重生,将有限的资源集中在更有效率的城市群核心城市上。
对于亿万普通人而言,唯一能做的便是无条件顺应这一大势所趋。
如果你是年轻人,通过考学进入高能级城市,获取优质教育和就业机会,几乎是跳出潜在“收缩循环”的最现实路径。
如果你已经拥有家庭,那么购房定居决策,必须将城市的“基本盘”纳入核心考量,因为这些直接关系到后代的教育资源和未来发展天花板。
如果你是创业者与小企业主,下沉市场的成本优势依然存在,但必须能精准识别那些分化上游的县城。
做县域经济的生意,更需要理解本地产业生态,要么融入龙头企业的链条,要么抓住消费升级的细分痛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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