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组成的「反日武装战线」，首次接受完整采访 | 故事FM

爱哲按：

2025 年 6 月 30 日，我参加了日本秋田县大馆市举行的中国人殉难者慰灵式。

二战末期，日本把近千名中国劳工强掳到这里，关押在鹿岛组（也就是现在鹿岛建设公司）的花冈分所，强迫他们挖矿建坝。 1945 年 6 月 30 日，这些劳工集体起义，但是被当局镇压，数百人被虐待致死。

从 1950 年开始，当地每年都会举办中国人遇难者悼念仪式。

■图 / 殉难劳工家属在为亲人烧纸

很少人知道，有一个日本的极左翼组织也曾经为这些劳工发声，但他们采用了极端暴力的方式。1974 年，他们在鹿岛建设公司东京的一处工厂安装了炸弹，通过制造爆炸案来提醒鹿岛建设要对死难劳工负责。

这个极左翼组织的名字叫「东亚反日武装战线」。

一个由日本人组成的反日武装战线，为什么要为中国死难劳工发声？又为什么要采用这么极端暴力的方式？他们今天的处境如何？

我们刚刚制作出了一个一小时长的纪录片，发布在了故事FM的 B 站频道里，名字叫《未完成的反日武装战线》。

我们用了大半年的时间，走访了所有还在世的反日武装战线的成员，终于说服了他们接受采访。这个纪录片可以说是目前为止对这个左翼组织最完整的采访，连 NHK 都被他们拒绝了。

这个片子需要充电观看，如果你愿意支持我未来去收集更多这样的深度故事，欢迎你去 B 站充电观看，并推荐给你的朋友。

今天这期音频节目，我会播出对其中一位成员的采访。

她的名字叫浴田由纪子。

提示一下，因为是日语采访，所以我们请了配音演员「饼」为讲述者配音。

成长

我出生于 1950 年，我家在山口县，是山里的农户，不过父亲是司机，所以算是兼职农户。

我是上大学时才来的东京。18 岁那年，也就是 1969 年，正好赶上全共斗运动时期。有一次，和室友聊天偶然聊到从满洲「逃难」回来的人。我说我叔叔们都是从满洲回来的。结果，一位来自长野县的朋友说，他们是侵略者啊。

我那个时候知道了「侵略者」是贬义词。我问为什么？我说，我觉得这些从满洲回来的人是值得同情的人。

那位室友说长野县的教科书是这么写的。那些人去中国抢了当地人的土地，让自己发财。

就这样，我开始重新思考那场战争，思考日本人到底在中国做了什么。

■图 / 学生时代的浴田由纪子

爱哲：长野县那边的教育这么先进吗？

可能当时就是这样吧。

我老家山口县的教科书没写「侵略者」。日本的教科书基本上都不涉及二战中实际发生了什么。只写了东京大轰炸中城市被毁，士兵大量死亡等等。虽然也写了满洲移民，但具体发生了什么并没有写。只知道战败后，在伪满洲国，先是中国人，接着是苏联军队。把日本的开拓团都赶走了。

但长野县很不一样。

那里加入满洲开拓团的人很多。动辄整个村子都去了，后来活着回来的人都在反省。可能因此，长野人认真地学习并认识到自己是侵略者、是犯了错的。这让我非常震惊：教育和教科书竟然能如此彻底地改变一个人的世界观。这比意识到叔叔们是侵略者更让我震撼。我发现自己原来一无所知。

浴田由纪子所言非虚。去年我采访过的满蒙开拓团和平纪念馆就位于日本长野县，在长野县期间我还有幸去旁听过当地学校的历史课，当时老师专门邀请了开拓团的幸存者来给学生们讲述自己的经历。

浴田上大学的六十年代末，左翼运动风起云涌。 进入大学后的浴田，开始接触到了左翼思想，但一开始她并没有参与运动的想法。她当时在北里大学主修预防医学，希望将来去那些还没有医生的地方普及医疗服务，通过治病救人来影响社会。 但是有一次，一个高中同学在东京参与学生运动时被警察逮捕了。在东京的高中同学不多，浴田不得不参与了这位同学的营救行动，在这个行动中，她认识了很多活跃的运动者，这其中就包括后来反日武装战线中「大地之牙」小组的负责人斋藤和。

遇到斋藤和

斋藤他们搞工会运动。邀请我去他们的事务所。于是，我就一起去了。

当时是出于对朋友事务所的好奇才去的，那天斋藤他们一群人在玩花牌游戏。在一起开玩笑，玩乐，不怎么聊政治话题，净讲笑话。所以我觉得很有意思就经常去。

这就是和斋藤他们的初次相遇，一开始跟他们学的不是政治，而是花牌游戏。慢慢就和他们变得熟络起来了。我当时在中国餐馆打工。晚上下课后从 5 点半工作到 12 点左右。餐馆就在他们事务所附近。每天 12 点下班后，餐馆都会有一些昂贵料理的剩菜，因为我是穷学生，厨师大叔会叫我「由纪子，你装个便当明天吃吧」，就把剩菜装盒给我。

我不会一个人吃，而是带去事务所，当时大家都很穷，都饿着肚子。大家吃完后，跟我关系变得更亲密了。

后来我才知道那里的人基本都是无政府主义活跃人士。他们经常聚集在一起支援工会运动，其中也有记者。

有个记者在写关于日本人在中国做了什么的报道。包括中国人在日本又遭受了什么等等关于战争犯罪的报道，出书或在杂志上连载。比如其中就有花冈事件。

他们的工作中聊的内容充满了这些话题，我也开始想了解，开始读他们写的书和报告。受到他们的影响就逐渐开始关注日本对中、朝侵略的问题。

韩国之行的启蒙

1972 年秋天，这群人中有人邀请大家一起去韩国观光旅行，斋藤对我说你应该去。他之前去过韩国几次，说很受教育。在他们中间，有采访慰安妇的记者，朋友们就筹钱让他带着我去了韩国，一起采访那里曾当过慰安妇的阿姨们。这些曾当过慰安妇的韩国阿姨们日语说得很流利，我能听懂。因此了解到了很多事。

另一方面，当时我身边还有位女性朋友，虽然和我同龄，却做着「应召女郎」的工作。她的服务对象居然是那些在出海韩国的日企里工作的日本人。与我同龄的女孩在韩国成为日本商社职员的买春对象，这件事让我非常震惊，也让我一下子想起了战争时期的这些韩国慰安妇阿姨们的遭遇。

当时日本国内就有报道所谓的「妓生观光」产业，日韩重修于好后日本的这些上班族们，竟然频繁以旅游观光的名义去韩国买春。这和战争时期为了维护日本人的贞操，专门从中国韩国强征慰安妇提供给军队的行为有什么区别呢？这一切的一切让我怀疑作为日本人的自己，让我对自己迄今为止的人生产生了怀疑。

在韩国的街头我遇到一些陌生的大叔，得知我是来自日本的大学生，他们就问我「为什么你们的国家把天皇看得那么重要？他杀了很多人啊。」

我下意识的反应是「那些侵略都不是我干的」。也许是父母那一代，或者爷爷奶奶他们干的，但我不会做那种事——那一瞬间就是这么想的。但我并没有说出口。

可是和那些人分开之后，我觉得刚才自己那样想，是不是错了。

实际上那时候，日本的周刊杂志上开始出现「妓生观光」和输出公害之类的事情。仔细想想，不就是在用和战争前一样的方式，进行剥削和侵略吗？而我大学马上就要毕业了，却还这样轻浮地活着，在韩国人看来，我就是让天皇活下去的人啊。

我就是让昭和天皇活下去、并使他获得重视的人啊——我终于意识到了这一点。

于是，我开始思考该怎么生活才好，该做些什么才好。觉得必须对现在的日本、日本国家试图做的事情负起责任。意识到我不能只是张口说「不是我干的」。

爱哲：我觉得「反日武装战线」这个名字还挺刺激的。我不知道您最早听到这个名字的时候，尤其是里面有「反日」这个词，您是一个什么样的反应？

反日武装战线，我理解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武装战线，就这么单纯地理解，没有感到什么违和感。当时在韩国、和东南亚各国、像泰国、马来西亚都有反日斗争。因为日本企业战后改头换面成为出海企业，70 年代重新进入马来西亚、泰国、韩国。所到之处当地人极为抗拒，反日斗争此起彼伏。

我通过读报纸等了解到这些，所以对反日武装战线这种说法不太有违和感。

反日武装战线是由灵魂人物大道寺将司在 1972 年底发起的，他自己的组织名字叫「狼」。但大道寺将司觉得需要用反日武装战线这个名字，把所有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组织都联合起来。后来，反日武装战线一共发展了三个团体，分别是大道寺将司为首的「狼」组织，斋藤和为首的「大地之牙」组织，还有黑川芳正为首的「蝎子」组织。 1973 年，为了准备全面武装斗争，反日武装战线开始研制炸弹并筹集资金。他们撰写和地下出版了一本名为《腹腹时计》的小册子，希望激励其他个人和团体加入反日武装斗争，并与全世界分享他们的观点和理想。

腹腹时计

■图 / 《腹腹时计》封面

那本小册子《腹腹时计》是 1973 年 3 月在日本非法发行的地下出版物。不是普通书店卖的那种小册子。而是左翼人士才会去的书店货架上能找到的那种小册子。里面写着有关战争责任和武装斗争方面的思想问题和技术问题。涉及到日本国内、和海外殖民地的各种殖民政策。以及对近邻国家人民生活的破坏、侵略、和压榨，由此建立了日本自身的繁荣。

日本历史上就是这样的国家，我们应该自觉认识到这一点。在日本经济高速增长向全球扩张的时候，坚决阻止重蹈覆辙是当今日本人，也就是我们的责任。

小册子中写道：作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本国人，在当今日本再次进行帝国主义扩张时，我们自身就是促成这种发展的主要责任人。

日本政府和企业没有我们这些普通人的支持，其实是什么都做不了的。我完全认同这一点。所以对进行这种斗争的人很理解和赞同，也想帮助他们。

但这个小册子的第二部分有武装技术篇。

这部分写了制作炸弹的方法、安置方法、地下联络的方式等等。我自认为自己没有这种能力，而且我本来只是想从事医疗工作的。

斋藤说其他团体比如平冈他们是媒体战线，反日武装战线是武装战线，他们还有在教育战线、工会战线各尽其责的。我当时想「那我就是医疗战线吧」。

虽然浴田由纪子不想涉足武装斗争。但是禁不住斋藤总是要她帮忙，要求协助的事情越来越多，也把浴田越拽越深。从开始的租房子、保管危险品，到最后他们干脆假装情侣，生活在同一屋檐下。浴田不知不觉地就成为了反日武装战线大地之牙的一员。 在同一时期还有不少极左翼组织，其中最臭名昭著的就是联合赤军，联合赤军不仅滥杀无辜，还为了夺权发生过严重的内斗死伤。另外一支日本赤军也曾经数次劫机和在国际上制造恐怖事件，这些做法让其他的左翼人士极为不齿。

爱哲：那你们在进行这些武装斗争的同时，你们想实现一个什么样的目标和理想？是想尽快地让日本社会通过这种震撼教育的方式去认识到日本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一面吗？

我自己的理解是，反日武装战线最大的特征，是我们不进行权力斗争。当时日本也有各种各样的派系。但是，那些人是为了夺取权力而进行武装斗争。

但我们不是为了夺取权力。我们认为，首先必须解决的是，日本现在仍然在重复着与战争中一样的侵略。还有对于战争中的侵略和剥削丝毫没有表现出反省，无论是对亚洲各国的人，还是对日本国内的自己人。不先解决这个问题，无论各派系如何描绘一个理想的社会，那都是不对的。——让大家意识到这一点，这就是我们的目的。

所以我当时想的是，以这种形式进行两年的宣传性的斗争，让大家思考那些「侵略企业都干了什么？」不能助长新出现的经济性的侵略榨取——如果能让大家建立起这样的意识，我们的使命就结束了。

反日武装战线决定把矛头对准了侵略企业。 在此之前，大道寺将司为首的「狼」组织已经实施过一些小型的爆炸案。比如他们在 1971 年，炸了兴亚观音与殉国七士之碑，因为这里供奉了包括南京大屠杀主犯松井石根在内的七名甲级战犯。

1974 年 8 月 30 日，「狼」组织制造了震惊日本的三菱重工爆炸案。 他们在三菱重工总部大楼安装好炸弹后，给三菱重工打了电话警告他们疏散人群，但接线员以为是恶作剧没有及时反应。 炸弹于中午 12:43 爆炸，爆炸发生的那一刻，大厦一楼瞬间变成了废墟，炸弹的冲击波威力之大，使得周围的玻璃窗全部被震碎，楼上的玻璃碎渣像雨一般落下，砸向地面，很多和三菱无关的普通人也被砸成重伤。 此次事件最后共造成 8 人死亡， 380 多人受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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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菱重工爆炸案

■图 / 三菱重工爆炸案现场照片

我当时是在工作的地方看了电视。电视上播放了新闻，研究室的人都说「快来快来，发生大事了」，叫我过去。然后我就看到了那个景象。

那就像是平时在电视、电影里看到的景象。开始大家还以为是什么运汽油的车爆炸了，或者运煤气的车爆炸了。但后来才知道是炸弹。

大家都在想「谁会做这种事呢？」。然后就有个同事说「这是左翼干的」。我当时还想「左翼不会做这种事吧」。然后这个同事就说三菱重工做的是军工产业，它在战争时期就被人痛恨。

他们在矿山杀了很多人，还强行夺取土地，总之干了很多坏事，在全世界都这么干，甚至在日本国内也这么干，不只是针对海外，所以被痛恨是理所当然的。但我一边工作一边想，《腹腹时计》上是这么写的吗？没写要杀人吧。

出现了伤亡，所以，我觉得三菱重工爆炸案是失败的行动。

爱哲：你们在看到这个三菱重工爆炸案的这个惨烈的结果之后，尤其是大地之牙，你们这个小组是否想要急切地去证明一个完美的爆炸案应该是什么样子的？所以想尽快地去实施下一起爆炸案？

是的，我想是的。大概在声明文出来之前，斋藤就已经计划了。他觉得必须修复那种错误。或者说，是为了正确地传达《腹腹时计》的意图。本不该有人受伤的，却让人受伤了，所以他觉得不对。东亚反日武装战线纯粹是为了向侵略者和相关的人们发出警告，而进行的武装斗争。我们是这么理解的。

所以他急着要快点干。在声明文出来前后，他已经定下了要去炸三井物产了，调查摸底已经在进行了。

我被牵扯进暴力事件是在狼组织实施三菱重工爆炸案大约一个半月后，我们实施了三井物产爆破事件。

那个时候我知道斋藤在准备炸三井物产，也听说了三井物产是日本大企业，要炸总部。但他们的总部大楼里都是精英人士，我想，斋藤总是工人打扮，而且出身贫穷。他这样的形象去精英的公司放炸弹，门口警卫会怀疑吧？

我问他谁去放？斋藤说我去。我问他「你有西装吗？」他就穿来了十年前高中毕业时的旧西装，还说「这就很体面」。

我劝他别去太危险。而且当时日本大公司女职员都穿固定制服，穿成那样就不会被怀疑。所以女性更合适。既然斋藤进不去，我又是女性。没办法，只好我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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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炸弹

一开始浴田由纪子以为三井物产的女职员制服都是统一采购的，想着在批发店应该能找到货源。结果并没有找到。没办法，只好自己仿制一件。 于是浴田让斋藤去三井大楼旁观察上下班的女性职员的制服，画成图拿回来。斋藤是个典型的直男，完全不懂曲线、扣子、型号这些东西，画的图也很糟糕。反复了很多次，浴田才终于搞懂了制服的样式，对照着自己做出了一件。 在三菱重工爆炸案大概一个月后，斋藤和与浴田由纪子的大地之牙，实施了对三井物产的爆炸案。

爱哲：您能给我复盘一下，您那天安装炸弹的这个整个过程是如何发生的吗？

斋藤把东西交给我，是装在百货商店的纸袋里的。我出门的时候穿着普通衣服，在目标地附近有储物柜的地方，我换上了三井的制服。

因为中午时分有很多穿三井物产制服的女孩子来回走动，所以我想混在那些人中间进入建筑物。

但我看到门口站着一些警卫，很明显是警察那样的人。我就绕到大楼侧面，从那里进去进到三井公司的传真室里。

我们是想破坏他们的电传机，那是用来进行国际联络的，可以和外国公司进行商业联系。那个时代还没有传真，

破坏那个电传机，阻碍三井的海外交易，这是我们的目的。

因为是中午，房间可能空着。斋藤指示我说如果当时那个房间里有人就放在门外的墙边。如果没人的话，就再往里放一点。

然后我就上了二楼，往里窥视了一下，有人。所以我就放在了外面，还说了句「你好」，就放在一件行李底下。

我从反方向出去，先进了女厕所，做了女孩子午休时通常会做的行为。在里面有个普通女职员还对我说「今天好热啊」，我就回了一句「真的是好热」，然后下楼，从没有警卫的后门出去了。

走到换制服的地方，我把制服换成普通衣服，把制服塞进袋子里，然后把它扔到我们平时不去的区域。炸弹大概是设定在 1 点左右爆炸。

我们约定了傍晚时分和斋藤先生在某个公园碰头报告结果。因为要丢弃伪造的三井物产的制服，我绕了很远的路才终于回来。

到了约定地点，斋藤先生脸色苍白地坐在长椅上，见到我他首先就说「出现受伤者了」。我赶紧问「为什么？」。当时我们俩还不了解详情。只是新闻里说日比谷（也就是三井物产所在地）发生爆炸，多人受伤……

「是不是没打警告电话？」，我严厉地责问了他。他说「确实打过电话了」。新闻也说普通员工都疏散到日比谷公园了。是之后留下的几个人受了伤，计时器也没出错。但是，还是出现受伤者。

这个时候我开始问自己到底做了什么？

■图 / 三井物产爆炸案现场

斋藤其实吸取了三菱重工爆炸案的教训，提前了 20 分钟就打了预警电话，还减少了炸弹里的炸药量，而且三井物产的大楼墙壁也比较厚重，没有受到像三菱重工那样的损伤。 但，最终还是造成了 16 人受伤。

我们有讨论过应该直接写道歉信，并且尽可能通过自己的工作，持续寄送慰问金之类的事情。但具体是哪些人受了伤呢？

我们去调查了受伤者的情况。

伤得最重的是一个开卡车来运货的老爷爷。我听说是叫曾英先生什么的，是一个小街道工厂的人，不知为什么，竟然是一个开卡车来运货的人伤得最重，而不是三井公司的员工受伤。斋藤看了那个人的情况，告诉我这位先生家住的是那种旧房子，前面是这种可以打开的日式小店铺。不是什么大人物住的地方。

我们说了很多「不能对这种事置之不理」的话。然后，也讨论了是否要直接给那个人寄信之类的。但是讨论到最后的结果是，觉得这样做会暴露行踪，而且担心这样对东亚反日武装战线整体、对另外两个小组，狼组或蝎子组造成影响。

可能有这样的顾虑，所以最终还是没有做。

爱哲：那大地之牙实施的这次爆炸案，最后还是造成了十几个人受伤，这时候你有没有一些反思，意识到就不存在所谓完美的爆炸案的这种说法。制造爆炸案，它不可避免地有很多不可预测的因素出现，就一定会伤及无辜。

我去三井安放炸弹只是想帮忙。但是出现了伤者后，我觉得不能把责任全推给别人。因为如果我不拿进去，就不会出现伤者。如果不帮忙，事情就不会发生，所以我实际上已经和斋藤是一心同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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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装生活

东亚反日武装战线的人都各自有固定职业，包括我和斋藤之前都在打零工。开始东亚反日武装战线活动后，社会信任很重要，需要有不引人怀疑的职业和生活形态，遵守《腹腹时计》里写的「伪装成普通市民」。所以斋藤找了工作，成为了一个咖啡馆服务生。

我继续在大学工作。我们作为普通职员工作，只在夜晚或周日活动、联络、也秘密见面。我和斋藤假装恋人很简单，但对于我来说，如果有人跟踪斋藤，会发现跟我有关联的人。

我就以「回老家结婚了」为由隐退，斩断了和朋友们的联系。

后来大道寺将司为首的狼组织与斋藤为首的大地之牙开始联络。我作为联络员被派出去专门负责传递信息。彼此不能写信或打电话，因为会留下记录，所以一般都是比如约好下周六某地见，就各自下班后傍晚 6 点左右在约定点见面。

双方会交流彼此组织的成员都有什么观点，但大家都是用假名来活动，是真正的俄国革命式的地下活动。

爱哲：那时你们已经准备好了氰化物的胶囊，应该就是已经准备好了自杀。你们觉得自杀这种方式能弥补造成的那么多的伤亡吗？

当时我觉得不自杀就不能承担责任。虽然无法真正弥补，但我觉得已经到了活不下去的程度了。没有活下去的资格……

当时我和大道寺将司的关系比较好，我了解到狼部队他们的想法是这样：至少要正确地传达完我们作为反日武装战线应当传达的思想，在完成这一使命之前不能轻易选择死亡。但如果在完成使命之前被逮捕，那就使用这个胶囊来自我了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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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疑被跟踪

我们其实被跟踪了很长时间。

有一天，我忘了东西返回家里。回去后要顺便扔垃圾，我扔了楼梯下的垃圾。结果看到有人在翻那里的垃圾箱。

那时斋藤还在家，我说「有人在翻我们家的垃圾箱呢，真奇怪」，他说「大概是旁边工地的人在看看有什么周刊杂志吧」。

还有一次，我乘电车的时候晕倒过，结果在警视厅附近被人扶下车了。我的意识还算比较清醒，当时得到了车站的帮助，在车站的休息室里休息。

我看到外面有两个穿着得体的男人，好几班电车过去了他们也不上车，像是在等什么。虽然我不是很明确他们在等我，但我看到有这样的人，就觉得有点怪，好像在哪见过他们。

正琢磨着「他们是谁呢？」我坐上开往新宿的电车。结果又看到他们就坐在旁边的车厢里。

我想我是被跟踪了吧，这样的事有很多。

我跟斋藤先生说过「我觉得我们被跟踪了」。他却说「是你想多了。你太神经质」。现在回想起来，他当时真是糊里糊涂的啊。但是，说不定他自己也察觉到了。

还有一次，老家寄来了一个包裹，上面写着我的名字和房间号。因为是寄给我的，斋藤先生看到了没拿，留在那让我回来后自己去拿。

通常呢，这种东西是寄放在楼下管理员那里的。但当时，管理员却告诉我，已经被同楼的一个人代收了。我觉得很奇怪，但还是去了这个陌生人的房间，道谢并取回包裹。

在对方开门时，我不经意间看了眼对方的房间，却发现里面没有任何生活的痕迹。家里什么家具都没有，空饮料瓶满地都是。这时一位身材壮实、穿着休闲的中年男子走了出来，向我道歉说「不好意思拿错了您的包裹」。他的穿着看着不像刚搬来的，不得不让人怀疑，我和斋藤确实是被严密监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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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捕当天

■图 / 被捕的新闻

被捕的那天是星期一早上，我们俩都休息。那天我的公司组织旅游，但我有点累了，就请假没去旅行休息了。斋藤先生周末工作，星期一就是他的休息日。

他有哮喘，天气不好的日子或者寒冷的日子会哮喘发作，早上我起床后窸窸窣窣的声音刺激到了他的神经，他说「不好意思，我还想睡会，你安静点」，我就继续睡了，睡得还很死。

后来听说警察的行动是猛烈敲击了我们的家门，但我都没听到声音。斋藤有没有注意到，我没问。

我们睡在榻榻米上，等我醒来时，被子上已经站着人了。

原来，警察向管理员借了钥匙，想打开门，但里面上了链条锁，他们还准备了切链条的工具。虽然花了点时间，但在清晨进去后，发现我们两个人都还在睡觉。

我们房间大概有六张榻榻米这么大。中间放着一张小桌子，我们睡在两边，我们两个人都戴眼镜。眼镜就放在这张桌子上，旁边就是胶囊，平时总是放着两人份的。

我醒来的时候要戴眼镜，拿的时候我就把胶囊也握在了手里了。斋藤先生的胶囊也在那里，所以我也一起握住了。然后，我装作叠被子的样子，靠近斋藤先生，把胶囊递给他，他接过去了。

然后，我就握着胶囊穿衣服。在这期间，斋藤先生比我先站起来，他把脑袋伸进两扇门的衣柜里，正要拿出西装自己穿上的时候被捕的。我的动作比较慢。我的胶囊塞在一个项链里，我把胶囊挂在了脖子上。

斋藤先生穿着西装，立刻被带出去了，他出去时看了我一眼，当时我已经穿好了平时的衣服，他对我说「穿得像样点再走」，意思是让我再换一次衣服。

我心里想，我们马上就要死了，何必呢。但还是拿出运动套装好好地穿上了。他还对我说了句「振作点」。

后来我对警察说「我想去洗手间」，其实想去洗手间把胶囊吞了。

但警察说「现在要逮捕你，不能关门」，她们把门开得很大，女警就在那里盯着我，就没法吞。上完厕所，她们说要搜身，果然被问到那个胶囊是什么，我说「是项链」。但是样子看起来不太像项链，所以被警察摘了下来。他们也没想太多，只是觉得身上不能带东西，所以就被没收了。

我以为斋藤也没吞成胶囊，后来想了想，大概是他把脑袋伸进衣柜里，在拿西装的时候，吞掉了胶囊里面的东西。然后，他对我说「穿得像样点再走」的意思是让我也像他那样，在衣柜里面把头伸进去吞胶囊——这是我后来才明白的。

过了两天左右，我才被告知斋藤死了。知道斋藤是服用胶囊去世之后，我有一种「是我杀了他」的想法。

这种想法至今还有。

■图 / 被捕时照片

浴田由纪子被捕的这一天是 1975 年 5 月 19 日，这一天，警察同时收网，反日武装战线里三个组织的主要成员全部被逮捕。只有「蝎子」组织的成员宇贺神寿一与桐岛聪逃脱，但宇贺神也在 7 年后被捕，直到 2003 年出狱。在我们 B 站播出的纪录片里，你能看到我们对宇贺神寿一的采访。 反日武装战线的成员们被捕之后，日本社会的左翼人士迅速组成了支援连，声援反日武装战线的思想主张，并呼吁废除死刑。在狱中，反日武装战线的成员们也展开了激烈的监狱斗争，这些都导致法院的审判时间被大幅度的推迟了。

直到两年后，发生了达卡日航劫机事件。 977 年 9 月 28 日，日本赤军的 5 名恐怖分子劫持了一架日本航空的客机，让机长飞往孟加拉国首都达卡。 在达卡，日本赤军提出了 600 万美元的赎金和要求释放包括反日武装战线成员浴田由纪子、大道寺凌子在内的 9 名在押犯人。 最后日本政府答应了赤军的要求，浴田被释放，之后他们随日本赤军前往中东地区。 浴田至今也不太明白，此前并无瓜葛的日本赤军为什么要营救反日武装战线的成员，尤其是为什么要营救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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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军劫机被释放

爱哲：你们之前跟日本赤军有过一些接触、关联吗？

我想没有，因为我讨厌赤军。

赤军是有一套指挥系统的，作为下属的每一位赤军士兵，都必须严格服从上级的指令，这与反日武装战线非常不同。我第一时间也是觉得，为什么不救出大道寺将司，为什么第一时间是救出了我。

赤军方面的回答是，想让大道寺将司这样的政治家留在日本国内，继续领导日本国内的反日武装战线。但后来我想，我，大道寺绫子和佐佐木规夫都是技术方面的人员，并非政治家或思想家，赤军应该是并不想要政治家来干扰他们的指挥系统吧。

这仅是我个人的猜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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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亡、服刑与出狱

关于赤军内部的情况，我真的不太能讲，或者说，现在还不能说。因为还有成员在活跃中。

爱哲：那这期间你是有过一个孩子是吗？

是的，但只能说这些。因为涉及到孩子的隐私，关于孩子现在在哪里，过着怎样的生活，是什么样的人。这些在这种公开场合也不能说。

作为父母，我们没有权利侵害 ta 的隐私……

爱哲：那我不问关于孩子的任何事实上，在这样逃亡的路上生下一个孩子，包括你现在回到日本，我猜你们可能也很难联系，我不知道你现在对 ta 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情。

孩子出生了，当然开心啊。很开心，当时也是确实想跟 ta 一起生活下去。

我觉得他在努力地活着，真的很努力！

随后的 22 年的逃亡生涯中，浴田由纪子的大部分时间都在中东地区支援当地的阿拉伯革命，这其中应该有很多传奇的经历。但因为反日武装战线的大道寺凌子、佐佐木规夫和赤军的成员还在逃亡中，浴田不方便透露。 被捕的反日武装战线成员中，灵魂人物大道寺将司在 2017 年死于狱中，桐岛聪于2024 年一月份自首后几天就因癌症过世。黑川芳正和片冈利明还在服刑，其他几位成员陆续出狱。浴田自己于 1995 年在罗马尼亚被捕，遣返回日本服刑，直到 2017 年才被释放。。

■图 / 1995 年在罗马尼亚被逮捕遣返回日本

爱哲：因为无论你逃亡的那个 22 年也好，还是后来入狱的 20 年左右也好，我感觉有点像时间穿越一样，经过很长时间以后回到日本，又经过很长时间的牢狱之后回到现实的日本。你这两次会感觉日本跟你以前理解的日本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吗？

我在监狱里待了差不多 27 年。我感觉服刑前后的日本氛围确实有所不同，虽然还是同一个日本，但我出来后一看，人们为什么变成了这样？——这是最让我惊讶的。

到处是御用媒体。虽然有人批评 NHK 怎样怎样，但民营电视台反而更成了御用媒体——对于这种情况，人们却不进行抵抗，大家就像温顺的绵羊一样，连到底他们是不是有在思考，或者说思考了还是无动于衷都不知道，温顺到这种程度。

我年轻的时候虽然冲动，站在了革命派的那一方，但至少我是头脑清醒地思考各种各样的问题，从小到大一直都是自由地思考着生活过来的。

从我的视角来看，现在社会中的人们都失去了主体性，这是最让我感受深刻的一点。大家都在被灌输的主流观念中丧失了思考能力，该做什么该思考什么，大家都变得不去思考。不知是教育的错还是其他什么方面的问题。

如果不去纠正，大家又会有朝一日在法西斯的社会中这么毫无思考地生活。

爱哲：你现在回过头来，怎么去总结和理解反日武装战线过去的这个武装斗争的这条路？

最大的反省是：只有用自己的头脑思考、自己做决定，并深入思考自己做出决断并行动的事情，人才能对此负责。这种觉悟是最重要的。

东亚反日武装战线，50 年后的今天我们应该做些什么，我想是方法必须改变吧。现在这个时代，信息的流通方式也不同了，人们接受信息，感受信息的方式也改变了，所以今后必须思考这些问题才行。

当下，作为反日武装战线支援连的一份子，我们想做的事就是，让居住在任何一个国家的每个人，都能够自觉地去思考当今世界的实际情况，并共同承担责任和使命，我们想要构建一个大家能彼此共鸣共情，共同思考当下问题的社会。

这里面不需要武器，不需要战争，而是用对话的方式沟通彼此。我想为此贡献一份力。

■图 / 现在的浴田由纪子接受爱哲的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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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述者 | 浴田由纪子‍

主播|@故事FM 爱哲

制作人|@故事FM 爱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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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音演员|饼

日语校对|廖可

运营|鸣鸣

实习生｜俞柯伊

视频纪录片导演、剪辑｜廖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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