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永浩与预制菜都杀不死西贝，但创始人贾老板可以

5天过去了，西贝创始人贾国龙依然红着眼睛，反复咀嚼着两种命运。

他时而怒发冲冠，血管中奔涌着西北汉子被劫后的烈性；时而又幽怨异常，涌动着委曲求全却得不到正向反馈的愤怒。在这永无止境的情绪循环里，他用自怜的丝线将自己缠成一个蛹，仿佛在这个小小的空间之外，整个世界都欠下他一份厚重的债。

靠着吸吮这份虚构的痛楚，贾老板度过了整整5个难眠的夜晚。

他绝不宽恕，哪怕因此影响西贝的400多家分店，17000多名员工，以及众多的资本圈盟友，甚至于最重要的上市大计。

❶预制菜从来就不是论战的关键

9月10日，中国互联网初代网红罗永浩发微博称，和4个朋友在西贝点了15道菜，共计消费830元，结果体验不佳。他着重提到了三点：

1，几乎全都是预制菜； 2，还那么贵； 3，希望国家尽早推动预制菜信息强制披露的立法，让顾客有知情权。

对于理性的商家而言，一万个人有一万个口味，你觉得不好吃下次别来了呗，你觉得贵你去吃便宜馆子呗，多大个事啊。

闭着嘴沉默两天，所谓的热点也就过去了。

再说，如果真觉得“网红吐槽预制菜”造成了不良影响，养兵千日的西贝的公关部门（PR），以及支付了6000万元的第三方营销咨询机构（华与华）…那都是久经考验的骄兵悍卒，发个“预处理菜品不等于预制菜”、“预处理更有利于落实食品安全标准”、“国家尚未出台预制菜GB（国家强制标准）”的公告，或者暗戳戳地揶揄罗老师把精力放到挣钱上去，早日还完投资人的钱，再来很贵的西贝吃饭…这事儿也就过去了。

甚至于个别走上邪修道路的公关人员，还可以翻出前些日子罗永浩看好预制菜行业、在朋友圈发文求助的记录，大胆地质疑：

贵为“行业冥灯”的罗老师这么关心预制菜，到底是要淦神魔？有没有什么企图？

这一下，就该轮到罗永浩抓麻，破腹自证吃了几碗粉，事件的烈度，也不至于这样震怖。

（数年前预制菜成为风口时，罗永浩就对于这个行业产生过浓厚的兴趣，这并非业内新闻）

然鹅，公关团队和外部营销团队的悲哀就在于，他们不但要被动地面对突发事件，而且还需要迎接一种宿命：

他们最大的对手往往不是外部的同行，而是自家的老板（盟友）。

例如这一次，是西北的创始人、CEO贾国龙提前站了出来，怒撕罗永浩。

贾老板“将罗永浩的消费者身份与博主身份进行了切割”，认为罗永浩发微博给西贝造成了“那么大的伤害”，因此提出并威胁实施如下逆天策略：

1，目前西贝门店的所有菜品都不是预制菜，并将向所有消费者开放后厨，自证清白； 2，在未征得消费者同意的情况下，西贝公布了“罗永浩菜单”； 3，西贝只能用法律武器，一定会起诉罗永浩； 4，西贝连夜召开1.8万人大会，备战罗永浩。

这就有点骇人听闻了。

且不说根据《民法典》的规定，餐厅未经消费者同意晒出小票，可能构成对个人隐私权的侵犯（例如会员卡号、联系方式、消费金额、消费时间、支付方式等），也不说作为顾客的罗永浩有没有权利在网上吐槽“某家菜馆不好吃不值得吃”，光是这个“连夜召开1.8万人备战大会”，就让没有经历过We Game的年轻人心惊胆战，san值狂掉：

叔，你是我亲叔，咱不就是吃了顿饭，犯得着这么大阵仗吗？

总之，在抽检与抽人之间，贾老板选择了抽象。

（贾国龙晒出了罗永浩在其门店的消费账单）

然后，贾国龙的强硬回应，迎来了灾难性的全面溃败。

首先，开放380家门店的后厨之后，出现了个别厨师缺乏证件、部分食材经由预制菜加工的情况。这导致大部分消费者不认同“中央厨房切菜处理不等于预制菜”的结论。

尤其是爆出食材保质期超长的劲爆信息以后，很多中产阶级接受不了“儿童套餐中的西蓝花，年龄比儿童还大”的魔幻结果。

另一个令人捧腹的段子是这样说的：

为了回应外界关于食材新鲜度的质疑，西北买了一头羊，在后厨现场宰杀。结果羊挣扎着来到冷柜前，跪下大哭道：“爷爷，我总算见到你了！”

其次，消费者的愤怒并不在于西北使用预制菜的事实，而是希望事先知道哪些菜品是预制菜制成，不希望以高昂的溢价为预制菜买单。

（此处省略62字）

再次，在看到绝大多数网民支持罗永浩以后，贾国龙选择了服软，但又消极推脱，从而激怒了民众。

例如贾老板在道歉信中大谈食品安全，一字不提“预制菜”，又例如他发朋友圈承认应对方式有错，掉头又攻击罗永浩是“网络黑嘴”，一副“虎死不倒架”的强横模样。

至此，人们选择用脚投票，西贝某些门店的单日销售额下跌七成。

贾老板以一己之力，干翻了自己的企业。

❷成功的企业最怕英明神武的带头人

在现实中，类似于贾国龙一样的企业带头人，自然不止一个。

光是今年以来，就出现过爱康国宾的老板试图起诉癌症患者，以及百果园的老板试图教育买水果的消费者之类的事件。

例如百果园老板在回应“水果太贵”的问题时，突然就鸡冻地表示：

水果贵是因为我们选择教育消费者，我们不会去迎合消费者！

哎呦喂，这话说得，就好像花高价钱买水果的消费者每一次被掏光腰包后，还需要接受沉甸甸的说教一样。

人，可以贩水果，但不要贩剑啊。

也许，老板们有着更丰富的专业经验与认知，例如百果园老板的说辞如果换个说法，其实是完全可以被接受的：

中国人工作这么努力，配得上在闲暇时吃到更好的水果，过上更好的生活。但目前，高品质水果的成本比较高…今后我们会努力优化供应链，降低成本，力争把更高品质、更低价格的水果送上消费者的餐桌，这是我们公司的一贯愿景与终极追求。

你看，这片汤儿话虽然没提出“水果降价”的解决方案，但至少让消费者不那么愤愤不平，对不对？

然鹅，他们偏偏有话不好好说，从头到脚让人感到：

爹味浓。

这又是为什么呢？

答案其实很简单。因为贾老板这样的企业家，成长于特殊环境里，更容易产生：

过度自信。

这一点，其实早有来自学术圈的实证。

例如早在2005年，Malmendier&Tate就探讨了管理者的过度自信与公司投资现金流敏感性的关系。研究结论表明，过度自信的CEO更可能高估项目投资的回报率，更可能在内部资金充足时过度投资，在内部资金不足时采取更激进的融资策略。

而越来越多的学术研究表明，CEO过度自信的表现形式，除了激进的决策以外，还有四种广泛存在的表现形式，分别是：

1，好于平均（better-than-average），即认为自己的认知、能力、水平，对个人的道德评价标准…都高于平均水平，甚至超出大多数人； 2，控制幻觉（the illusion of control），即高估自己对事件发展的判断与控制，认为自己的决策能力高于实际水平； 3，校准偏差（miscalibration），即低估自己对事件的不确定性，认为自己的决策风险可控； 4，自我服务偏见（self-serving bias），即容易把好的结果归于自己的行动，而把不好的结果归咎于外部因素。

我们可以根据上述理论框架，想象一下贾老板的心路历程。

第一步，因为觉得自己的技能与人品好于大多数人，因此就觉得罗永浩是“来找茬的”；

第二步，因为觉得自己真理在握，能hold住全场，所以对罗胖的碰瓷行为负有“教育感化”的崇高义务；

第三步，因为觉得自己的口诛笔伐不会导致大规模舆情与风险，因此就可以抛出罗永浩的消费账单，并发动1.8万员工声讨，“绝不姑息”；

第四步，因为存在自我服务的偏见，因此就觉得西贝的成功是自己的，这次的应对失误是罗永浩太狡猾，是民众太容易被带偏，是大众不了解餐饮行业，反正“非战之罪”…

这么一想，贾老板的逻辑，居然莫名自洽？

这可能是他说出“罗永浩是网络黑嘴”、“生意宁可不做”之类气话的原因吧。

对此，“万瓷王”罗永浩站在制高点上，高调地表示“放弃进一步追究西贝”。

我们重新捋一捋“西贝预制菜”的前因后果，不难发现：

中国改革开放数十年间，见证了无数草莽英雄式的企业家。在那个物质匮乏、制度缺失的特殊年代，他们以雷厉风行、攻坚克难的作风创业起家，也在事业有成之后对这种成功的经验保持着严重的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e），并对于危机关头“快刀斩乱麻”、“乱世用重典”、“迎面硬怼就是干”之类的手段有着过度自信（Overconfidence），因而忽视了心理认知规律，误判了对手与应对方法。

更遗憾的是，对于草创做大的企业而言，如果没有外在的压力与需求，公司治理与内部控制制度的建设，并不会天然地随着企业发展而健全。

例如，当企业负面事件爆发后，公关部门的专业建议与预案，往往需要老板的“一言堂”。如果触及了老板的G点，必然被强势否决。甚至于出现某种遐想：

建议越正确，思想越反动。

这就是专业公关团队与辅助团队的悲哀。

一个更糟糕的推论是，如果企业的成功，完全取决于带头人的英明神武，这样的企业可能有着反应迅速、令行禁止、积极进取…等诸多优势，更可能在草创之初脱颖而出。但是，当企业做大做强以后，过度自信的带头人，极可能囿于过去的成功，反而因为过度自信，成为制约企业继续发展的桎梏。

甚至于，随着组织的不断扩大，产生的各类决策信息越多，对单核决策者的要求就越高。但个人处理信息的能力、精力、时间是存在上限的，一旦超过阈值，决策效率必然下降，企业面临的不确定性风险就越高。

于是就出现了一个普遍存在的社会性现象：

领头人越英明，就越难自发性地自我革新，后续改革的阻力就越大。

正如鲁迅所言：

其实先驱者本是容易变成绊脚石的，因为改造自己，总比禁止别人来得难。

❸企业做大后，为什么要上市？

毫无疑问，要打破发展过程中“强者沦为绊脚石”的悖论，光是指望教育与觉悟是不行的。

因为很多时候，人们离目标越近，困难反而越多，这就导致了高昂的变革成本。

相对而言，一个成本较低的方法就是，进行公司治理方面的组织变革。

在经济史上，上市公司制度的诞生是一个伟大的创举。为什么优秀的企业做大之后，往往要考虑上市？为什么上市后的企业，往往获得更好的发展机会？

这其中可能蕴含着众多的成功因素，例如融资优势、社会资源优势（例如人力资源与社会资本的助力）、规模优势…但很多人忽视了：

公司治理优势。

具体而言，全世界几乎所有的资本市场，都对于上市公司有着强制性的公司治理要求，其中就包括了厘清产权、健全董监高机制、强制性信息披露要求。

经过股改后的企业，迈出了从私人公司向公众公司的关键一步，使得企业由众多利益相关者各行其是却又相互制约，让公司有机会摆脱“成败皆系一人”的魔咒。

公开资料显示，自2011年首次公开宣布启动上市程序后，中间多次反复，直到2020年12月，贾国龙再次转变立场，表示“已经决定上市”，并在2023年新年贺词中明确提到：

西贝计划到2026年完成IPO。

为此，西贝开始优化公司股权结构和持续优化人才计划，并筹划引入战略投资者，考虑董、监、高人员的设置。

也许到那时候，对西贝的公关团队终于可以大展身手，避免成为类似于炮兵炊事班长一样的存在。

因为啊，炮兵炊事班长可能是世上最悲催的男人——他们戴绿帽、背黑锅，还只能看别人打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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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Sep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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