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
文︱沈西城
胡菊人（右）、张晓卿和金庸于2006年在《明月》创刊40周年酒会上合照：风云人物（图：《明报》）
我认识资深传媒人胡菊人，当年他找我翻译日文书刊，他不喜军国思想但佩服日本文化。
农历七月，鬼节，又一个前辈走了。胡菊人先生的去世，让我心痛如绞，苦楚无法释止。
五十年细说从头，一九七四年我从东京回港，赋闲家中，想找一点事做。老哥哥《明报月刊》编辑黄俊东对我说：“关琦，你既然懂得日文，不妨给月刊译些稿，赚点外快吧！”《明月》是一份极具影响力的杂志，作者都是知名教授、学者，我这个小杂毛，何能得列榜上？有点迟疑。黄俊东说：“怕什么，我们的老总胡菊人很开放的，一向认稿不认人，只要稿子好，就会刊登。”凑巧导演胡金铨要赴韩国拍戏，写在月刊老舍的连载要暂停。黄俊东便提议我在日本书籍里找资料，写一篇老舍的文字补上去。我找到木村浩翻译俄国作家爱鲁地．富特林哥所写老舍的文字，连夜开动，翻译了一万字交予黄俊东。半个月后，黄俊东喜孜孜地走来告诉我：“行了，胡菊人看过文章，说可以用，并请你继续翻译。”
由是，我一篇一篇地翻译下去，第二篇就是《中国的一九三零年代与鲁迅》，这是胡菊人指明要我翻译的。其时，胡菊人写了一篇关于上海战役时期《鲁迅日记》空白问题的文章，指出鲁迅在日军进袭上海闸北时，躲进了日军的司令部里，倘属事实，鲁迅在中国文坛的地位必会受到彻底性的摧毁。日本京都大学竹内实教授不同意胡菊人的说法，特意写了一篇长文，加以辩白，文章先寄到黄俊东手再转给我，文章长，一期刊不完，黄俊东便说：“只要文章好可以跟老胡商量，分期登！”未几，胡菊人打电话给我，征询意见，我直言相告。他略略沉吟了一下，说：“好吧，你先译一部分，我登在十周年那一期里，其他的，你慢慢翻译出来交给我好了！”
这篇稿子弄了一个星期还未好，黄俊东来催了，教我写好后自己送上《明月》编辑部。一个细雨霏霏黄昏，我摸上编辑部，二、三百呎左右，容纳著《明报周刊》和《明报月刊》。《明月》的编辑部只占两张合并写字台，承载着胡菊人和黄俊东。我走到尽头靠窗处，看到一个中年男人背窗坐着，头发不长不短，前面那一小撮，轻轻挂在额角上，随着他握笔的右手在晃动，飘呀飘的，溢着一丝飘逸。
我的脚步惊动了他，陡地停下笔，慢慢抬起头，两道凌厉的目光，直射过来，我不禁倒退一步。他打量我一下，问：“你是沈西城？”我嗯了一声：“是胡先生吗？”他点点头，顺手拿起？面上搁置烟缸里的烟斗，朝烟缸边敲了两敲。“我的稿译好了，请你过目！”我恭敬地把包着稿子的公文袋迎了上去。“啊！”胡菊人立刻拆开来低头看。看了一会，重新抬起头：“很好，很好！”发觉我仍笔直立著，歉意地说：“请坐呀！忙着看稿子，没招呼你，真对不起！”
我坐了下来，胡菊人便询问我在日本留学的情形。他对日本人似乎没有好感，可对日本文学的发达，表示了极大的钦佩。“日本有些作家我很喜欢，像川端康成、安部公——”吸着烟斗，虎地喷了口烟：“可是我不能接受三岛由纪夫，这种军国思想，太危险了！”跟着又说，日本人除了那种武士道式的慓悍精神要不得之外，有许多东西还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以出版而言，就远比香港发达，他指着身边书架说：“这里有很多日本书，单看装帧，已教人爱不释手，你可以看看，有什么对眼的，拿回去，译一些给《明月》。”我看了看，挑了刘锦渊的《中国的素颜》，作者从中国大陆出来之后，把他的所见所闻写成了书。
窥探文革下的中国
那时候，中国大陆还在四人帮的统治底下，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如火如荼，许多读者都很想知道大陆的实际情况，我提议翻译此书。胡菊人一听，十分高兴：“不过，译一本书很浪费时间，你有空吗？”我说有空，顺口告诉他我没有工作做。他想也不想便说：“你尽管放手去翻译，我加你稿费好了！”五十年后，这句话仍萦绕我心中不去。深秋叶落，斯人远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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