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731》：在“非人”的深渊中凝视“人”的意义

中国艺术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金蒨楠

2025年9月18日，以日本侵华战争时期日军在我国展开细菌战研究这一历史事件为题材的影片《731》上映。抗战胜利前夕，日本第七三一部队以“防疫”为名，在哈尔滨地区秘密进行惨无人道的活体实验，妄图以细菌战扭转战局。影片聚焦于被关押在“特设监狱”的受害者，其中不仅有我国同胞，还包括抗战期间被日军俘虏的其他国家战俘。因此，影片超越以往抗战题材电影中，基于两个民族之间“侵略—反抗”的叙事视角，在唤起家国情怀和民族认同以外，更是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回应和呼吁，展现出对于全人类生命尊严的精神恪守与影像反思。值此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731》的上映不仅是一次历史战争事件的银幕再现，更是在当今世界多极化发展格局中，促使人们共同正视历史，维护并坚守人道主义的一次影像实践。

一、何以为人：当死亡无法言说

从南京大屠杀到“七三一”事件，日军在我国实施的，并不是简单意义上的战争侵略，而是违背人道主义的军国主义暴行。2025年“暑期档”上映的《南京照相馆》《东极岛》等影片，都在揭示着这样一个深刻的命题：在极端情境下，面对文明秩序的崩塌与残忍屠戮，是否依然闪烁着对尊严的坚守，以及基于人道精神抵抗的人性微光。

区别于上述影片，历史上日军第七三一部队撤离时烧毁罪证，亦无幸存者从人体实验和细菌战研究中逃出。因此，在忠于还原历史真相的原则上，《731》的结局从一开始就注定是令人痛心的悲剧。没有所谓的“罪证留存”，也没有“胜利救援”，而是一场被时间与谎言遮蔽的上千条生命被肆意践踏的苦难。影片的核心即在真实的历史与虚构的人物和故事之间，如何把握住能够传递受害者坚韧精神的影像表达式。无论是假冒英雄的王永章，还是变戏法的儿童孙明亮，抑或是被囚禁的不同文化、语言背景的人们，影片没有过度聚焦于携带着个人英雄主义色彩的救赎行动，而是深入每一个人物的个体心理变化。比如，电影开片没有直接向观众展现日军进行活体实验的残忍画面，而是保持与王永章等受害者的视点同步进行“不可靠叙述”。这一叙事策略的设置，不仅为影片埋下悬疑线索，更为重要的是，观众跟随着受害者的视角，伴随着叙事进程的推进，当日军所设“配合健康检查换取自由”的虚伪谎言被撕裂后，渗透出血腥真相之时，这种深刻的冲突所迸发的，正是能够强烈唤起观众与角色之间情感共振的戏剧性张力。

值得注意的是，“姓名”是贯穿全片的重要线索，也是潜藏于故事中，创作者对于“何以为人”这一命题的思考。从王永章等人被关押进“特设监狱”开始，他们便被剥去全部衣物，赤身裸体地浸入浴室。与之相伴的，是携带着民族、阶层、文化等权利与认同的强制性剥夺。历史上，侵华日军以“马路大”（日语意为“圆木”）称呼被关押的受害者，也即为此意。哲学家阿甘本曾经指出，二战期间德国纳粹医生将屠杀定义为一种“尸体的生产”。此时，作为“人”的“死亡”无法被言说，取而代之的是如同“物”一般的生产与销毁。同样，电影里在第七三一部队的“特设监狱”中，受害者被剥夺自己的姓名，以编号命名。当一个个体从自由直至身体的边界不断被僭越、侵略，其自我认同的最后标识或许就是“姓名”本身。正因如此，影片中对于日军部队暴行，并非表层的肉体伤害呈现，更是一种由身体渗透至身份和心灵的，对于“人”本身的摧毁。而影片中，因高呼自己姓名被处决的杜存山、王永章不惜冒生命风险用苹果刻字传递未降世婴儿的姓名、片尾受害者呐喊自己名字……诸多情节和台词设置都在有意刻画着，受害者在面对“可预见的死亡”时，仍坚守着最后的人格底线和生命意志。

康德曾经提出著名的哲学论断“人非他人的工具，而是自身的目的”。在《731》中，这个论断恰恰随着角色命运和叙事进程推动，在由影像开启的意义场域中，得以构成一次当代转译。当日军集体以所谓的科学理性将受害者作为试验工具和手段，其本身也在帝国主义制度性暴行下，对生命价值的漠视中，如阿伦特所谓“恶的平庸性”重要特征的“无思性”（thoughtlessness）一般，异化为“非人”。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那些从个体经验转化至集体记忆和共享价值的影像实践。尤其是贯穿影片的史实考证，融入于角色的动机和行为本身，这种超越文本、地域、民族、文化差异限制的，在对话与共情机制之间，能够使观众走出银幕想象，从“人”的意义出发，唤起当代社会对于历史、现实与未来的深刻思考。

二、想象的力量：“超现实”的影像表达与美学突破

尽管《731》基于大量史实考证，以历史真相为锚点，但在影像表达层面，并没有完全受限于现实主义传统，忠于对历史的照搬和还原，而是融入了风格化、实验性的影像表达方式，进行大胆尝试与突破。在此过程中，创作团队十余年走访各地，搜集证据作为影片文本的根基。然而，对于电影创作而言，尤其是此类非纪实的剧情片创作，历史事件的真实表现只是准则，绝非最终目的，更为关键的是，如何通过影像的表意系统，去激发观众更为深层的情感体验，并将其转化为一种能够被感知，甚至能够被广泛认同、传播和传承的艺术作品。

《731》中呈现了大量携带着“超现实”色彩的画面，比如年幼的儿童被众人高举“飞翔”、日军在巡察监狱走廊时随行的艺伎幻化为黑白无常、片尾极具当代装置艺术色彩挣扎着冲破束缚的人体……这些场景显然是在现实与虚构之间，基于不同视角的一种内在心理体验和想象的诗意外化。从电影本体出发，当代电影影像已然超越了克拉考尔所谓的“物质现实的复原”属性，而是能够僭越现实与想象边界的，一种“超现实”的意义建构。即便是在以历史事件为题材的电影作品中，真实感并非完全源自那些战争场面和历史真相的直接还原，而是在故事、人物以及视听语言的高度融合中，在情感与梦幻层面，所引发的深层共鸣。在此意义上，《731》的视觉表达策略，进行了大胆的风格探索和美学突破，尤其是影片中对于“特设监狱”的空间呈现，以历史上真实的四方楼基地为场景搭建的蓝本，但在镜头调度、色彩光影以及氛围营造等方面，受害者与日军始终形成强烈风格化的影调对比，将基于史料文献的静态空间，转化为与角色行为、体验和命运所交织的动态记忆场域。而影片对于日军罪行的揭露，不止停留在血腥的实验场景，更是在充满昭和时期日本文化的视觉元素中，将这种“恶”的根源性指向日本军国主义统治。绚烂的视觉元素包裹之下，是那“败絮其中”的——人性的溃烂与沦丧。

为了避免在视觉层面过度直白呈现杀戮场面，造成观众产生猎奇化的视觉感受，影片创作在日军进行残忍的活体实验等情节处，有意强化了听觉元素的震撼，意图达到“不触其痛，却感其悲”的效果，从而在具身感知层面，唤起观众对于日军残酷暴行的心理恐惧与震颤。在中国美学传统中，所谓“大象无形”、“远观而内省”等意象，都指向了审美主体与对象之间所保持恰当的审美距离，避免过度直白的艺术表达，而是在写实与写意之间，留给观众更多自行调动内心想象与情感投射的空间。以克制的镜头语言展现日军之“恶”，显示出影片在视觉感官的刺激之外，最终寻求的是影像“留白”之间，对历史深层记忆的唤醒，以及对人性的追问和反思。

《731》在影像风格和美学表达层面的突破，恰恰折射出创作者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和情感投入，同时也为当下抗战题材电影在影像表意的探索层面存留了更广阔的讨论与想象空间。更进一步地，本片在叙事和美学表达等方面的突破和尝试，尤其是对单一民族、单一文化语境的突破，以及对苦难中全人类生命尊严的关切与对反战和平的呼吁，使这一历史事件的影像实践，能够在更广阔的国际视野下进行传播、交流，由一个人的生命经验，走向一个国家和民族的记忆，最终升华至全世界人类命运相互联结的共鸣与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