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31》：我们如何“看见”历史？一场影像伦理与集体记忆的思辨

梁博媛

历史真实以影像为媒介进入公共视野，从来不是对过去的复原，而是一种基于当代立场的选择性阐释与建构。影片《731》（2025）直面的是人类历史上最为黑暗的篇章之一。在抗战胜利前夕，731部队的“活体解剖、细菌注射、冻伤实验、压力测试、血液交换”等行径，无不代表了法西斯主义暴力机器的具像化呈现。这些超越人类文明底线的暴行，如何通过银幕这一媒介对其加以展演，成为对创作者的巨大挑战。导演赵林山选择以“同胞逃出部队营”的倒计时叙事作为主线任务，巧妙地规避了传统战争片对宏大场面的依赖，转而聚焦于个体在极端环境下对生存最原始的渴求体验与人性微光。这种叙事不仅在美学层面实现了一种克制，更在伦理维度建起了一道反思的屏障——它让暴行始终处于被遮蔽又格外清晰的状态，从而在历史客观性与艺术表现性之间保持了必要的张力。

影片摒弃了依靠血腥画面堆砌进行感官刺激的简单再现，而是依据详实的文献记载，将历史证据融入极具象征意味的场景结构之中。例如，实验室中整齐排列的培养皿，密密麻麻高不见顶的中药材架、以及烟雾弥漫被围猎起来的地坑实验场……这些意象共同组织成一套压抑且震撼的视觉修辞系统。这种处理不再依赖直接的暴力展示，而是通过场景、声音和蒙太奇的象征化运用，让史实自身的重量以一种更具穿透力的方式抵达观众，从而实现了哈布瓦赫所言的“集体记忆的本质是立足于现在而对过去的一种重构。”[]影片不是对历史的复刻，而是对观众集体记忆的严肃召唤。

《731》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实现了从民族苦难叙事向生命微观叙事的转向。影片并未沉迷于宏观民族叙事的悲情渲染，而是通过“王永章”这样一个普通人的视角，呈现极端环境下的生命状态与人性挣扎。王永章并非英雄，初始阶段他甚至为生存不惜为日军工作，这种近乎懦弱的真实恰恰赋予角色丰富的人性维度与成长弧光。而小男孩明亮“你是英雄王子阳吗？”的天真发问，最终唤醒王永章带领同胞出逃的决心，这一安排展现了个体良知觉醒的心理真实感。孙茜饰演的林素贤医生则代表了另一种生命力量。作为孕妇，她在残酷环境中仍坚持保护腹中生命，这种对生命的渴望与尊重，穿透银幕与观众形成了情感勾连。当她与王永章出逃失败，镜头冷静扫过那些器皿中的胚胎标本时，观众内心被唤起的不只是悲悯，更是一种跨越国族与文化的、对生命价值的人类共识。

“记忆从来都只有两种合法形态：历史的和文学的。”[]在这一认知框架下，历史创伤的银幕呈现始终面临着某种根本性的伦理困境：如何避免对暴行进行直接甚至剥削性展示的同时，又不至于削弱或淡化历史本身的残酷性与严肃性？这一点上，电影《731》体现出的正是一种立足于当下的记忆伦理意识。他通过片头“十八岁以下未成年人谨慎观看”的提示，主动为观影行为设立了伦理标注。这一提醒不仅关乎视觉内容的分级，更是一种对历史沉重性的公开承认与尊重。导演并未因这种审慎而回避真相。而是以艺术重构赋予观众“直视”祖辈苦难的勇气与可能。正是在这种重构中，记忆获得了它的道德重量与当代意义。

《731》的诞生与上映处于一个全球历史记忆竞争与对话的复杂语境中。长期以来，西方世界对二战的叙述存在着明显的“欧洲中心”倾向，犹太人大屠杀（Holocaust）已经成为世界性记忆的典范，而中国战场的巨大牺牲与创伤经验往往被忽视甚至边缘化。近年来如《南京照相馆》（2025）和《东极岛》（2025）等影片，通过“镜头捕捉战火中的瞬间”和“普通渔民的非凡勇气”，已经为打破西方单一历史框架做出了努力。《731》在此基础上，它以细菌战和人体试验这一人类文明被有意隐藏的事件为切口，将亚洲战争记忆推向全球视野，成为超越国别的人道主义议题。

“从某种意义上说，一部民族史诗，往往就是该民族在特定时期的一部形象化的历史。”[]电影作为一种强大的叙事工具，不再只是银幕上的光影，更是人类共同的情感载体。它帮助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理解人性、铭记历史、思考社会。值得关注的是，日本当局至今未能彻底反省这段历史，甚至出现将731部队美化为“防疫部队”的企图。2013年，还有日本国会议员在参拜靖国神社时公开宣称“731只是防疫部队”，日本部分右翼教材甚至将“细菌战”表述为“尚无定论”。在这种背景下，《731》凭借其严谨的史实考据与克制的艺术表达，成为刺穿谎言的历史利刃与敲响和平的警钟。它不仅是中华民族的记忆建构，更是对全球二战记忆体系的重要补充与纠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