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在前门源升号博物馆中，陈列着一瓶特殊的红星二锅头。作为闻名遐迩的北京特产，红星二锅头可算是家喻户晓。
不过，这瓶二锅头的模样却不大一样。比寻常绿酒瓶大一号的棕色瓶子，讲述着它鲜为人知的身世——它是1949年9月专为迎接新中国诞生而产的献礼酒。
口味凛冽的烧酒，也就是俗称的“烧刀子”，在北京早已有之。但其口味暴辣，“不啻无刃之斧斤”。烧刀子最早变成“二锅头”，就在如今源升号博物馆所在的粮食店胡同（今粮食店街）。那是1680年，源升号的赵氏三兄弟在酿酒时，发现烧酒“掐头去尾”最好喝，这就是二锅头白酒酿造工艺。
所谓“锅”，是指蒸酒时用作冷却器的锡锅，又称天锅。蒸酒时，蒸馏所得的酒气经过盛有冷却水的锡锅，就会遇冷成为液态酒流出。锡锅内的冷却水要换三次，第一锅冷却水冷凝出的酒液叫“酒头”，第三锅冷凝出的叫“酒尾”，只有第二锅冷凝出的酒，口味最醇厚，故而叫“二锅头”。
改良后的烧酒一经推出，很快风靡。拉洋车的、走街串巷的，劳累一天，到大酒缸围缸而坐，几杯烧酒下肚，最是驱寒解乏。拥有二锅头技艺独家秘方的源升号，一度成了人气最旺的大酒缸。
不过，1949年北平解放时，曾经街头巷尾随处可见的大酒缸，多数已处于停工倒闭状态。这年4月，政府决定对酒实行专卖，成立华北酒业专卖公司实验厂，即北京红星股份有限公司的前身。其后，公司收编了源升号、龙泉、同泉涌等12家京城老字号作坊。
1949年5月6日，实验厂正式成立。图为实验厂厂门旧照。
23岁的北京姑娘王秋芳，是最早加入建厂筹备小组的人员之一。她是六人小组中唯一的女性，也是唯一一个与酒打过交道的专业技术人员。早在1946年，刚刚高中毕业的王秋芳，就因化学成绩优异，进入北京卫生试验所，对饮用水、食品、调味料及酒类等进行质量检测。因此，筹备组组长马少峰指派她负责建厂相关的技术工作。
建厂元老王秋芳女士在厂区外拍照留念。
建厂初期的女员工不少。
在王秋芳的回忆中，六人小组的头等大事就是选定厂址，“领导对于新厂址有明确要求：第一，不能建在城区，以减少污染；第二，也不能离城区太远，要方便工作。”当时没有汽车，六个人便一人骑一辆自行车，四处寻找厂址。
一天，他们出了朝阳门，路过东岳庙，穿过一大片庄稼地，突然发现了一片废弃厂区。王秋芳看着厂区里半人高的荒草，没门没窗户的破烂房子，顾虑重重，马少峰却一锤定音：“咱们找的是地，你们看这地方，多大啊！”后来，他们才知道，这片厂区其实是日伪时期的屠宰场。
建厂初期的实验厂内景。
工人生产场景。
建厂初期工人劳作的场景。当时的生产工具十分简陋，只有木锨、簸箩、簸箕和扫帚。
厂址定了，王秋芳忙着招募人员、搭建研究室、改良酿造方法，突然，一项任务从天而降——为新中国的成立生产献礼酒。此时，实验厂尚在筹备中，时间紧、任务急，王秋芳和同事们又兴奋，又着急。幸好，时任军管会主任叶剑英特批了100万斤粮食，用美制“嘎斯”汽车运到厂里，作为特别支援的“建厂资金”。
9月25日，距离开国大典还有一周，献礼酒终于酿出来了。当时百业待兴，市场上没有专门装白酒的瓶子，再去生产也来不及。大家急中生智，最后从附近的飞马啤酒厂（北京啤酒厂前身）调来一批装啤酒用的棕色瓶子，才算解了燃眉之急。
为了表达对新中国成立的喜悦之情，这批国庆献礼酒被命名为“红星二锅头”。棕色瓶身上，红色五星、蓝色飘带的logo格外显眼。红星代表中国革命，飘带代表人民载歌载舞欢庆胜利。
建设中的实验厂接到了一项任务——为迎接新中国的诞生生产一批献礼酒，这就是“红星二锅头”。图为1950年代的白酒酿造车间。
因出色完成了生产献礼酒的任务，实验厂被特批参加开国大典。10月1日，来自实验厂的30余人，就站在天安门东侧的队伍中。回忆往事，晚年的王秋芳说：“这是一份难以忘怀的殊荣。”
1960年代，华北酒业专卖公司实验厂改为北京酿酒总厂，对北京地区的县级酒厂进行技术输送，从此“二锅头”产品在北京遍地开花。
如今，位于建国路的红星老厂址早已高楼林立，仅保留了一座红星大厦。而在怀柔的主厂区，“北京二锅头酒传统酿造技艺”这项国家级非遗技艺，仍在一代代传承和创新。
文/杨丽娟
图/北京二锅头酒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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