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琳真有那么值得同情吗？

罗琳和艾玛之间的争论往往被等同于跨性别者和女权主义者，挺跨女权和排跨女权之间的矛盾，或者对两个人的个人经历和品行进行品评，并一边倒支持罗琳，但她们之间的分歧真的有那么你死我活吗？

不可否认的是女权主义者和跨性别者有着不一样的处境和诉求，这两个群体之间的差异是有的现实基础，但更为常见的是他们之间的共同立场远远大于分歧，并且作为盟友相互支持。

排跨女权要强调生理性别，它的出现主要由于部分女权主义者出于强烈的身份政治意识，这种重新划定边界的尝试在互联网的圈层化下并不是很难理解，它能够强化圈子内部的归属感和安全感。

排跨女权的立场并不一定是否认跨性别者，也不一定坚持二元性别，而是坚持女性就是生物学女性，并认为要根据出生时候的性别确认女性，跨性别者也应该作为公民平等拥有自己的权利，但是他们不属于女性。

当然我们依然能够感觉得到这背后的二元性别属性，只是排跨女权的光谱可以从偏传统的保守派一直延伸到激进女权，在跟父权制斗争的过程中，她们都复制了父权制的二元对立和性别本质论的逻辑。

在某种程度上这也属于一种动员策略，为了高效动员支持者，她们选择了最简单、最排他的身份标签，将跨性别女性等其他少数群体视为争夺有限舆论资源的竞争者。这就需要将女性严格限定为出生时的生理性别女性，在内部建立排他性的团结。

但在这个过程中必然会对更为边缘的跨性别群体造成污名化和妖魔化。

保守派和男权主义也要坚守性别边界，他们认为自然形成的生理边界还应该具有超越生物学的意义，这种意义来源于传统的稳固的性别秩序，跨性别者是对这种信念的打击。

酷儿理论家朱迪斯·巴特勒认为性别是建构的，不止社会性别，甚至生理性别也要通过文化框架被理解，最朴素的生物学事实只有经过概念体系和持续的操演才能被我们所认知和接受。男女差异本身没有内在的、自然的价值或意义，其特性来自于社会关系的持续生产和再生产，当我们停止以二元方式表演性别，停止将其视为理所当然，性别的现实效应就会开始动摇。

对于排跨激进女权来说，这套理论离她们生活太远了，排在第一位的问题是创建了自己的安全空间，隔绝潜在的侵害。她们试图通过将自己和女性身份的坚定认同重新建立主体性，所以对她们来说，二元对立依然是有必要的，但是要用反父权制的二元对立取代父权制二元对立，而跨性别者由于身份的模糊性也成了某种障碍。

对于巴特勒来说，你每天都在把这种性别秩序在生产出来，是你的观念和重复行动依然在强化的这套秩序。你要打破它就应该借助超越二元性别秩序的实践。所以她们都是反对传统父权制的，但是方法和路径不一样，于是就出现这种左右互搏。

但是巴特勒这套理论最终依然是在支撑欧美的身份政治，成为美国民主党的意识形态。而且也并不能说认可多元性别主义就比性别本质主义更高级，或者说你可以用其他问题去取代性别问题就更深刻，重点不在于你是在这些格子里面选择哪一个，因为如果仅仅是根据社会的要求安安静静地呆在这个格子里，无论选哪一个视角都没有区别。

美国社会主义女权学者南希·弗雷泽认为，身份政治已经陷入了困局，走向自我束缚和停滞，最终结果必定还是为新自由主义做嫁衣，应该把重点放在女性作为个体平等参与社会互动的地位。

每个人在占据某个身份的同时，还需要参与劳动分工，参与创造无差别的商品，从而获取生存需要的一切资源，她认为应该将性别斗争从身份和文化领域转而贯彻到更基础的经济和生产的领域，解决更基础的再分配问题，否则女性解放最后注定会被劳动力市场利用，被剥削性的经济结构改组，被资本积累的逻辑收编。

因此，相比于少数精英女性的成就，社会主义女权更关注最普通的劳动女性，能否更有底气、更有兜底性保障地生活，能否在共同体的支撑下实现自由全面的发展。

但总的来说，如果生产领域从发达国家转移到了发展中国家，那么传统意义上的工业无产阶级在发达国家就无法形成强有力的联合，在这个基础上的西方左翼运动也注定是无源之水，是某种历史性的错位。

此外，弗雷泽的路径可能还面临用阶级矛盾取代性别矛盾的潜在问题，性别关系和性别矛植根于阶级社会，但用阶级和经济的矛盾去遮蔽性别矛盾显然是行不通的，其他方面的问题解决并不能自动带来性别压迫的解决，而左翼女权强调矛盾交叉性往往也停留在缺乏内在关联的机械的交叉性。

弗雷泽试图重新找回女权主义的解放取向，将性别正义放入人类解放事业的更全面视野，这的确能够超越二元对立，同样，巴特勒的理论在爱欲模式上也的确具有革命性，但二者呈现出的面貌和图景似乎依然是分裂的，而且很多女性主义理论也确实会把男女矛盾视为完全独立的矛盾。

要尝试在资本主义批判的框架下把二者统一起来，就必须要追问性别秩序是如何生产出来的，因此也就来到了劳动和异化的问题。

马克思主义并非不关注工人阶级在爱欲被剥削的问题，这种关注植根于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开始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传统，手稿论述了劳动者作为人的存在方式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的深度异化，甚至失去人的感受模式，人与人的关系也被转化为物的关系、交换的关系。 因此资本主义对欲望的组织必然是粗野和任意的。

到今天我们依然可以看到男性被系统性的固化为审美价值的被提供者，女性被系统性的固化为审美价值的提供者。资本主义没有摧毁父权制历史形成的这种分工，反而起到进一步强化的作用。

这种普遍的异化存在于整个的生活和消费秩序中，其中广大的劳动者更彻底地丧失对生活和生产的掌控，男性劳动者在枯燥、重复的劳动中被系统地剥夺创造性和审美性，从而被塑造成审美价值的被动索取者和生产工具，女性除了社会劳动，还需要承担额外的男性凝视下的审美剥削。资本主义压抑了男性和女性全面、丰富地感知和自由的自我塑造的的能力。

这套被异化的模式作为经济引擎，驱动着化妆品、时尚、医美、色情、娱乐等无数产业，一方面制造着爱欲的匮乏（你不够美，你不够男人），另一方面又兜售着解决这种匮乏的特定商品。女性的审美潜力被抽象为普遍的中介性的能指，作为匮乏者的男性对财富、尊严、地位的追求和渴望，被集成到作为审美符号的女性上，并且形成僵化刻板的特定的享乐模式。

于是，性别认同的空洞性和流动性就被资本主义下的商品生产和消费的模式所吸纳和转化为更稳固的形态。

二元性别秩序及其边界在这个过程中被重新生产出来，男性被教育和劳动规训为审美匮乏的主体，女性被简化为一个可被占有的审美客体，被某些激发迷恋和占有欲的感性符号所限制。爱欲能力被资本和父权制所异化和征用，爱欲并不来自真实的主体性，而是被性别认同的象征位置代理了，主体迷失在了这种物化关系之中。

因此，资本主义，性别秩序成为了对于资本主义的一个必要的补充，并且在资本主义的再生产中获得它的异化和驱力。那么，基于局部的利益而停留在性别二分和身份政治之中，与马克思主义探索新的人类远景和生活方式的初衷都是相背的，这种探索的方向恰恰是让所有人都从维持资本主义再生产的功能性的性别角色中解脱出来，将爱欲能力重新导向，在人与人之间创造更自由、真实而丰富的联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