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昨晚在手机上看到施一公回应杨振宁逝世的消息，虽然他说的是“不要信网上的，不要以讹传讹”，但我当时心里已推测，这次消息应该是真的了。几个朋友微信来问，我也如此回答。
没想到，官方消息还是出来了。杨振宁先生真的走了。
杨振宁先生是安徽人的骄傲，也是华人的骄傲。小时候，看过不少跟他有关的励志故事。但我真正走近杨振宁先生，还是当记者之后。
2001年，我偶然在中国科技大学的网站上看到杨振宁要回来参加求是奖学金颁奖的消息。当时，肥西三河正在准备发展水乡旅游。我知道杨振宁先生小时候曾随母亲在三河住过一个多月，那个房子还在。我当即给时任三河镇党委书记孙明权打了个电话，跟他说了这个消息，并建议他想想办法看看可能把杨先生请回三河转一转，那比做什么旅游推介广告都强。
孙书记还真的上了心，辗转想了很多办法，联系上了杨先生。没想到，老先生满口答应。
2001年10月24日，杨先生从黄山参加一个论坛后经过三河，中途停留了一下。我们一大帮记者早早就在三河镇政府等他了。那天三河可以说是万人空巷，等待这位合肥之子的归来。
那天老先生很高兴，一路走，一路看，兴致很高。走过一人巷，到了旧居，合肥市政协文史专家戴健先生跟他说，这个房子是你小时候住过的。见杨先生有些迟疑，戴先生补充道，你小时候有一次打翻了油灯，门上烧焦的痕迹还在。
地方的人请杨先生写几个字作为纪念，他略作思考，拿起毛笔，郑重写了一行祝福语：希望三河今后有大发展。赤子之心，溢于笔端。他写的时候，我就站在他身边，赶紧拿相机拍了下来。
2001年杨先生回三河，戴健先生（右二）在作介绍，我在拍照（手拿相机者）
杨先生这一次回三河，包括新华社在内的全国很多媒体都作了报道，无疑是给三河旅游做了一个大大的免费广告。我想，老先生心里也是愿意当这个代言人的。
我所在的媒体第二天发了头版头条，标题是《本报热情牵线，杨振宁今回三河》，有点“自夸”，但也是事实。此后，我就一直很关注杨振宁先生的消息。
2001年10月24日《新安晚报》头版头条
2003年10月15日，三河收到杨先生寄来的一封亲笔信。杨先生在信中表示，“有机会我一定会再来访问三河”。当时我们也作了报道。遗憾的是，他后来虽然又回过几次合肥，但再也没能再去三河。
与杨先生零距离接触的过程中，能够深切感受到他心中浓浓的故乡情结。我记得他到我的母校安徽大学访问，给徽学中心题词，里面有“旧邦新命”几个字。在大礼堂演讲的时候，还“秀”了几句合肥话，很是可爱，有一种游子归来的松弛感。
那时候，合肥正在筹备科技馆，计划单列一个杨振宁纪念馆。合肥科技馆开馆，杨先生本来是准备回来的，但非常不巧，邻近开馆的时候，他的夫人杜致礼病了。他要照顾夫人，没能如诺参加，但还是打来了道歉电话。大师风范，令人感佩。我记得我当时写的稿子标题叫《合肥科技馆今日开馆（肩）杨振宁打来道歉电话（主）》，发在了头版头条。
合肥科技馆开馆后，我去参观杨振宁陈列馆，展品不少。据科技馆的朋友说，里面很多实物是杨先生亲自捐赠的。我看到了杨先生赴美留学的护照，突然想到一个选题，他获诺贝尔奖的时候其实还是中国国籍。这个我们过去宣传的不多，毕竟他是拿国民党政府的护照出去的。但无论如何，他是以中国人的身份拿诺贝尔奖的。
离开新闻一线后，我依然非常关心杨先生的消息。他与翁帆女士结婚时，我当时还打电话给他的秘书求证。
身边也有不少好友喜欢或研究杨振宁先生。比如前文提到的戴健先生，还有刘政屏先生。政屏兄喜欢搜集跟杨先生有关的著作，还出了本《杨振宁“书”话》。首发式的时候，他邀请我去参加，还让我做个发言。我记得我当时说，杨先生是一位伟大的科学家，合肥应该重视挖掘杨先生的文化资源。可惜，他的出生地四古巷，只剩下墙上的几张杨先生的照片。
杨先生走了。他的科学贡献，自有历史去评价。他晚年的婚姻，外人也无权置评。我始终难忘的是，是他念兹在兹的“旧邦新命”，是他心中挥之不去的家乡情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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