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今天很多媒体聚焦重庆行政区划调整。笔者二十多年在重庆读书时所熟悉的江北区、渝北区退出了历史舞台，被撤销了。这次行政区划调整是很少见的做“减法”，具有历史性风向标意义。
重庆官媒报道这次行政区划调整获得了党中央、国务院正式批复同意，说明这次调整规格很高，并不是重庆自己就能决定的。
百科给出的数据显示，2024年末，渝北区常住人口达到228万人，江北区常住人口也有94万人。
两个区人口相加就多达300多万人。
这次将两个300多万人的直辖市下属区直接撤掉，合并到重庆2010年6月成立的国家级开发开放新区两江新区，这样的行政区划调整力度多年未见。
重庆华龙网报道称，这样的调整“有利于更好落实国家战略”、“有利于形成新的增长极动力源”、“有利于提高行政效率”、“有利于推动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
除了上述好处外，笔者个人认为这样做减法的行政区划调整有利于精简机构，减少财政支出，降低财政压力。
多年来在各种行政区划调整中，像重庆这样直接撤掉两个区，将三个区合并成一个区，这样精简式调整极为少见。
更多的是在扩张，做加法，增设各类机构和岗位。
行政机构设置如果只做加法，不做减法，意味着吃公家饭的岗位会越来越多，财政对人员供养的支出会越来越大。
从公开的信息显示，重庆部分区县财政收支不容乐观。
部分区县债务还本付息和“三保”支出面临较大压力。
部分区县依赖上级转移支付和政府性基金调入支撑工资运转 。
这次重庆直接将三区合并为一个区，就意味着三个区原来的三套班子变成了一套班子。
理论上就可以精简不少机构，为财政减少大量的支出。
过去几年，随着人口结构和人员流动的变化，有关推动行政区划的优化的声音不断。
比如，2021年澎湃新闻报道称，全国政协常委、陕西省政协原副主席李冬玉就向当年两会提交了有关“优化县级行政区划” 的提案。
李冬玉建议可以对人口规模低于10万人的内地小县先行合并试点。
她特别举了一个案例：县级行政区划需设置党委人大政府政协、纪检公检法司等机构和社会组织，配套建设办公场所等基础设施。
某县2019年常住人口3.02万，地方财政收入3661万元，一般公共预算支出8.65亿元，行政事业和社会组织120余个，财政供养人员6000余人，财政供养人员比为1：5。
而中国2800多个县级行政区中，人口规模在10万人以下的有200多个，其中5万人以下的100多个，主要分布在西部。
虽然类似李冬玉这类声音这几年并不少，但“优化行政区划”并没有多大的动作。
因为做”加法“，增加机构岗位设置容易，做”减法“，减少机构岗位难。这么做会直接冲击到一些机构和人员的切身利益。
这次重庆撤销的江北区、渝北区这两个行政区，属于百万级人口大区，行政级别属于厅级，还不属于10万人口以下的县级行政区。仅从这一点看，重庆这次“减法”式行政区划调整就具有重大历史意义。
甚至可以称为21世纪中国行政区划调整首吃”螃蟹“者。
如果重庆这次撤掉两个区，三区合并成一个区这样“减法”式的调整能够被广泛认同，很可能这样的的行政区划调整会进一步在其他地方铺开。
这样做对减轻财政支出压力有着巨大的好处。（文玉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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