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宗羲的流风余韵

我时常感叹于中国历史上的皇权崇拜，几乎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吾悔不用蒯通之计，乃为儿女子所诈，岂非天哉！”

这是韩信被吕雉、萧何设计诛杀前发出的最后哀叹，意思是走到今天这步田地，“一切都是天意”。

早在5年前被刘邦以涉嫌“谋反”绑缚至京城长安之际，韩信也曾发出过类似的感叹：“狡兔死，良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天下已定，我固当烹！”

从“我固当烹”到“岂非天意”，你可以清晰地看到穷途末路之际的韩信，内心指向的都是他自己：“都怪我！”

确实，如果只看这两句话，你会觉得韩信的死是自作自受——因为他自己都这么认为。

我前面说过，爱杀功臣的皇帝除了刘邦还有朱元璋。我们看看朱皇帝刀下的冤魂，临死之际说了什么。

李善长，明朝“开国第一功臣”，也是明朝第一位丞相。这么说吧，李善长之于朱元璋，犹如萧何之于刘邦。就是这样一位居功至伟的人物，也没能逃过朱元璋的屠刀。

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受胡惟庸案牵连，李善长被朱元璋下令诛杀。临刑之际，李善长对着朱皇帝说了这么一番话：“吾起自草莽，与陛下布衣相识，佐定天下，功在社稷，今竟以疑似之罪族灭，天道何在？”

“我与陛下同为草民时候就认识了，随后多年鼎力辅佐您打下大明江山，现在您却以并不确定的谋反罪灭我全族，还有天理吗！？”

李善长虽心有不甘，但表达依旧不失风度，明问天道，实问天子。

同样做过大明王朝丞相的胡惟庸就没那么含蓄了，临刑前大呼冤枉，直言“陛下信谗言，诛忠良，必遭天谴” ，可谓振聋发聩，不知道听到这话的朱元璋心中会不会咯噔一下。

王朝底定就杀功臣，既不符合人情也不符合天理，就这样实实在在发生了。即使几百年、几千年之后，当我看到这一幕时依旧心绪难平：人为什么一坐上龙椅就变得面目狰狞心狠手辣？纵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人臣的性命也是不可以随意索取的。

令我心塞的还有，每当皇帝随意杀人的时候，都看不到有臣子站出来说一句：“皇上，您虽然贵为天子，也没有可以随便剥夺人生命的权力！”相反，几乎每个在场的人都在这样想：“用某一个、某几个人的生命换取王朝长治久安是值得的”，这实际上意味着：人们自觉不自觉地赋予了“皇权上不封顶”以正当性、合法性。

更奇怪的是，这是中国人脑子里天然形成的观念——就像孩子一出生就会吃奶那样与生俱来。因此，至高无上的皇权更像人民拱手赠送的。

所以你看，中国几千年封建王朝史，即使名义上“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丞相），其权力与皇帝也完全不在一个维度，比如，相权是被监督的、是有节制的（中国历朝历代都会设置御史大夫，以监督包括丞相在内的百官）；而皇权不仅上不封顶，而且不被监察、监督（虽然历朝历代都会设置谏官，但谏官、拾遗之类的岗位，更像给皇帝提个补充性建议之类用的，并不具备监察职能）。

当皇权崇拜几乎成为全民族的底色，孟子与黄宗羲的价值就凸显出来了。

孟子，中国历史上最早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思想，他认为百姓是国家存续的根本，君主的地位应依附于国家与百姓，而非凌驾于其上。若君主暴虐无道、损害百姓利益，百姓有权推翻其统治。尤其他那句“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可谓振聋发聩，震古烁今！无怪乎当洪武皇帝看到这句话时异常愤怒，当即下令将孟子牌位逐出文庙，不许配享祭祀。

随后近1900年的时间里，中国鲜有像孟子这样敢于直接挑战君权的大思想家，直至黄宗羲的出现。

黄宗羲，生于明万历三十八年，卒于清康熙三十四年，一生都活在朝代大更替年代。其主要作品《明夷待访录》，对君主专制进行了系统性批评，提出君主是“天下之大害”，主张人民是国家主体，是中国近代民主的雏形。

黄宗羲的思想是怎么形成的？

黄宗羲的时代，普通人对世界几乎一无所知，即使朝中大臣对世界也知之甚少，比如那时曾认为欧洲各国的国名是“编造出来的谎言”，关于欧洲的传说根本就是“荒渺莫考”。

虽然那时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西方耶稣会传教士，已经给中国带来了英法等国的早期思想成果，但是西方文明真正被中国知识分子大面积接触，要迟至300年后的“戊戌变法”。

黄宗羲思想的源头在孟子。

但我认为黄宗羲比孟子更了不起，孟子的思想诞生于“百家争鸣”时代，那个时代周王室已经衰落，各种学说思潮大爆发，孟子学说只是诸多学说之一；黄宗羲生活的时代不一样，中国自朱元璋始越来越专制，尤其满人建立的清政府，更是将皇权、君权推向极致的高度，这个时候依然敢说出“君主是天下之大害”，不仅需要智慧也需要勇气，但其真正的意义在于，他提醒时人及后人认真思考：上不封顶的皇权，有正当性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