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使人明智否？

人们常说“读史使人明智”。近代史上，一批史学大家既学贯古今，又亲身经历时代的辗转浮沉，他们会不会比普通人更有洞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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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有朋友谈到钱穆在转折关头的坚定选择，于是我出于兴趣，梳理了一下近代史学大家们的结局。章太炎、梁启超、王国维早已去世，可以不谈。

先说史学上的二陈。陈垣曾被称为“国宝”。1966年86岁，被关禁闭、批斗，1971年饮恨去世。

陈寅恪1966年后被小将们反复折磨。翻译家梁宗岱与陈寅恪同为中山大学同事，多年后梁宗岱夫人甘少苏回忆，当时陈寅恪已经目盲腿断，但造反派在陈寅恪住所外安装了高音喇叭，喇叭里的批判声让本就胆小的陈寅恪极度恐惧，一听到喊自己的名字就浑身发抖，甚至尿湿了裤子。陈寅恪最终于1969年在病贫悲愤交加中逝世。

吕思勉、钱穆与二陈并称“史学四大家”。

吕思勉1957年肺气肿与心脏病并发逝世，没有历经1966年。不过，吕思勉生前也不平顺，1952年接受三反五反思想改造，1953年完成了最后一本断代史《隋唐五代史》，因不太符合唯物史观生前没能出版。

除了四大家外，还有一些重要的史学家。

顾颉刚，1949年5月26日上海解放，时年50岁的顾颉刚正是年富力强颇有影响力的著名学者。他对新政权的印象颇好，在6月9日的日记中写道“听陈市长毅讲话，态度极好，知反共者直是多事，我辈为国民党蒙蔽处太多矣”。三反五反开始后，也参与思想改造教育，日记自述心力憔悴。后来又在十年中以反动学术权威受难，温格结束后得以平反。

柳诒徵，先后任教于南京大学、复旦大学，常年一袭长衫，推崇中国传统文化，有谦谦君子古风。不过，其学术理念与新中国主流学术导向存在差异，被视为不够进步。但柳先生深知形势变了，越来越缩着，小小的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图书组主任职务也于1950年7月请辞，然后谨言慎行，1956年逝世，尚算平稳。

翦伯赞，与前面的历史学家不同，翦伯赞既是历史大家，又是很老资格的革命家，政治地位很高，盖棺定论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重要奠基人。他早年参加过五四运动，又投笔从戎参加过北伐，1937年秘密加入共产党。新中国成立后与最高领导人可以直接交往。不过，1965年，从姚文元评《海瑞罢官》开始就深受牵连。温格期间，“翦伯赞专案组”反复对其逼供和折磨。1968年12月19日深夜，翦伯赞与妻子戴淑婉穿戴整齐服药自杀身亡。

比较好的也有，比如郭沫若。

当然，后人看来，郭沫若在特殊时期的表现远谈不上士大夫的风骨。但是平心而论，他虽然有失德之处，但主要责任不在他个人。不必苛求个体的刚强，大家都是凡人，我们更应该思考如何避免把人再推落到那种境遇。

实际上，大部分知识分子当时都普遍都有积极靠拢的欲望，郭沫若算是竞争的胜出者。比如，思想改造开始后，陈垣就积极剖析了自己过去的错误认识，批判过去错误的“教授治校”方针。而且他虽然是校长，但胆小怕事到给学生的鼓励性题词都要先请示书记。1958年，郭沫若入党的消息公布之后，陈垣深感震动，78岁的他赶紧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并于五九年79岁时正式入党。

2

现在我们说回钱穆。

局势日渐分明后，钱穆就下定了决心要离开。很多年以后，钱穆在《师友杂忆》里回忆了当时的情景。

徐州既沦陷，时值春假，适广州有一华侨大学来函相招，余遂决意暂避。时GD广播称荣德生为民族资本家，嘱勿离去。荣氏集团中人，亦劝余留校，可随队同迁。又族叔孙卿乃子泉孪生弟，亦屡劝余勿离去。言下若于共军渡江有深望。余告孙卿，吾叔日常好谈论古文辞，不知GJ先后文告，亦有丝毫开国气象否。孙卿无以应。然其力劝余如故。余既受多方挽留，临去只言春假旅行，学校寝室中床铺书籍安放如故。即《庄子纂笺》《湖上闲思录》诸稿，亦待余抵香港后，嘱随余同住之学生检寄。

“余告孙卿，吾叔日常好谈论古文辞，不知XX先后文告，亦有丝毫开国气象否”。孙卿即钱穆的族叔钱基厚。钱基厚在抗日战争时期力主抗日，在敌后筹钱筹粮，是当时颇有名望的爱国士绅。1957 年被划为右派，延宕至温格间亦饱受折磨，1975 年底去世。钱基厚还有个大名鼎鼎的亲侄子，钱钟书。

钱穆回忆，当时已经受到了筹建中的广州华侨大学的邀约，荣氏家族（荣氏和钱氏都是无锡的旺族）和族叔钱基厚也都劝他留下，但是他还是走了，怕被阻拦，甚至以“春假旅行”的名义动身，连学校寝室中的床铺、书籍都安放如故。

1949年6月7日晚，钱穆抵达香港。

两个月后，1949年8月14日，一篇题为《丢掉幻想，准备斗争》的重磅社论震动四方。或许是钱穆离开在先，引发了不满；又或许是钱穆一直被视为受走够控制的“极少数人”之列。总之，结果证明钱穆的选择是适合他个人的。

重磅社论中的另外两人早已离开：

傅斯年于1949年1月飞往台湾；胡适于1949 年 4 月从乘船前往美国。

钱穆在离开前还寻找了熊十力和陈寅恪，熊十力是新儒家开山祖师，拳拳之心必要报效华夏，对钱穆竟要离开故土批驳良久。陈寅恪当然也拒绝了。

后来，熊十力备受摧残，甚至绝食以求速死，于1968年逝世。

其实钱穆是真爱中国的。

去香港后，他创办了鼎鼎大名的新亚书院，致力于在英国人治下为香港保留中华文化的血脉。后来，新亚书院成为香港中文大学三大创始书院之一。

1967年，钱穆应蒋之邀返台，第二年膺选中央研究院院士。此后的岁月基本平稳，钱穆潜心学术，著述颇丰。80多岁高龄时，钱穆已经失明，还以口述、夫人胡美琦记录整理完成了集大成的《晚学盲言》，内容涵盖哲学、历史、政治、社会、人性等诸多领域，重申中华文化精要。

钱穆于1990年逝世于台北，享年96岁。

后人看来，钱穆颇有先见。但是，有时候命运是一种必然，人的一生总会有一些关键时刻，那些关键时刻的选择已经决定了未来。

1949年4 月 23 日，解放军攻克南京。1949年5月，当钱穆应行政院长阎锡山之邀，依然参与筹备“中国反侵略大同盟”时，他内心就已经做出了选择，未来的大陆将难有他的容身之地了。

其他的人并没有钱穆这样的包袱。

3

实际上我们还有一个问题没有解答：钱穆为什么没有去台湾？

很可能在最后的抉择时，他受到了熊十力的影响，认为台湾守不住。

对新儒家研究颇深的历史学家翟志成专门研究过熊十力在1949年的思想抉择。通过研究熊十力与朋友学生的近百封来往书信，总结出熊十力认为台湾守不住。具体原因包括：国军斗志全失、国民政府已失去人心、闽粤不保则台湾难存、外援不可恃、攻台将可能里应外合等。

人的行动最终还是意识的产物：胡适去了美国、傅斯年去了台湾、钱穆去了香港。

胡适、傅斯年、钱穆，三人的思想大不相同。尤其是胡适与钱穆，实则是政治的两端。

胡适倾向于批判传统政治，认为应当学习西方的科学与民主。而钱穆倾向于论证西方政治并不理想、问题多多，而中华传统政治优点颇多，我们应当继承、改造和发扬。

两人的不同已经涉及到了思考原点的分歧。

实际上，西方政治学从根本上就并不把德性作为要考虑的要点（除了柏拉图的理想国）。最体现西方民主政治思考逻辑的就是休谟所说的：

社会冲突远比亚里士多德所认为的要复杂无数倍，稳定要靠以阶层对抗阶层，以利益对抗利益来实现。所以，一个大型的共和国实际上比小型的共和国更加稳定，只要人们善用制衡的力量。

所以，政治是一个工程架构和逻辑架构。

而钱穆的政治理想颇为倚重贤能与德治。他赞赏汉代的“乡举里选”、赞赏科举的制度设计，赞赏读书人与皇帝共治等等。但人们不免还有疑问，为什么中国没能诞生真正促进人类社会福祉的现代科学和现代商业？这依然是一个非常难以回答的课题。

钱穆最为大众熟知的著作是他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他论述中国历代政治的变迁，辨析优劣和进退，对中华历史充满温情。但他在最后的总论中提出了四个不足：

一是中央政府越来越强的集权倾向。使得地方政治日渐衰落，已经成为中国的一个大问题。钱穆认为统一是要的，但是不能全部政治都归属中央，地方的地位日渐低下，地方政治日渐衰败。

二是中国社会的原子化。钱穆认为中国历史一向有废除特权（打击豪族）和节制资本的倾向，使得社会各阶层趋于平等。但平等的同时导致中国人原子化了，难以集合和组织，社会没有力量。然而社会需要封建才有力量，中央要把权力分给地方，即使外部敌人来了，打垮了中央，地方还有办法。此外，豪族和资本被打击，导致中国的聪明人唯有做官一条路，并进一步导致工商业被视为末流，从而使得中国政治日渐臃肿。

三是皇室的权总是逐步升、政府的权总是逐步降。皇帝可以做两三百年都是一家一姓，而宰相是一茬一茬的换。这自然导致政府日渐不成为政府，连宰相位置都最终不保。这就使得政府的制度权威总是低于皇帝的个人权威，法治建设成效不彰（这句话是我个人的解读）。

四是中国的政治制度，相沿日久，一天天地繁密化。一个制度出了毛病，再订一个制度来防制它，于是有些却变成了病上加病。制度愈繁密，人才愈束缚。这种叠床架屋的制度建设模式如果不改变，政治难有起色。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成书于1955年，至今已过去70年，上述四点是否有现实印证交由读者各自评论。

不过，在我看来，钱穆这最后点出的四点不足，虽然所费笔墨不多，点到即止。然而，这才真正是人类政治的大问题。每一个问题的合理解决都远比宰相联署敕令以节制皇权，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三省分权即算制衡更加重要、更加困难，也更加需要具有哲学性和逻辑性的深沉思考。

这是我们千年来的问题，更是传统政治的盲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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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读史究竟使人明智否？或许并不见得。

又或许，他们本身都是智慧的。

然而，史学家毕竟也都是普通人，他们曾经一方面睿智，一方面又如普通人一样彷徨。但最终影响他们做出选择的，是对故土的深深依念，以及内心里总还抱有一丝丝侥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