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抗日战争”走向“灭倭战争”!
郭海强
在当下,因日本高市政府的“台湾有事论”而引发的中日对立局面仍在持续,并且由于日方依然明确表态“拒绝撤回”,导致这个“中日政治冲突”继续激化、不断升级。
有人提出疑问,日本政府为何要在此时“坚持挑战中国核心利益”?中日两国有着较高的经济依存度和密切的人员往来,双方理应“好好做邻居、好好做生意”才对,没有必要为了几句“官方表态”就斗得“要死要活”。
我们要清楚了解日本政府此时发起“对华挑衅”、甚至扬言“不惜一战”的深层原因,就不能仅仅着眼于当下的“中日对立”,必须回溯中日关系历史发展轨迹来寻求一个真切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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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中日关系,国内有一个众所周知的主流话语,叫做“中日世代友好”。这个现代词语的意思,一方面是指“自古以来,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友好邻邦”;另一方面则是指“展望未来,中日两国将会世世代代友好下去”。
其实在历史上,日本在一千多年里,一直都是中国的藩属国,中日并非对等的两个国家实体。公元57年(汉建武中元二年),东汉光武帝将“汉倭奴国王”金印赐予倭奴国使者,首次确定了中日两国的“宗藩关系”(见笔者】一文)。此后历经两晋、南北朝、隋唐,历代中国王朝皆有对倭封赐。
公元670年(唐咸亨元年),倭国遣使来华祝贺唐高宗征服高丽;传说武则天接受倭使的建议,赐予“日本”为倭国的新国名。公元1404年(明永乐二年),明成祖朱棣遣使将一枚“日本国王”龟形金印赐予日本幕府将军足利义满,足利则回书自称“日本国王,臣源义满”,正式承认日本为中国的藩属国。
而倭国之所以会派出一批又一批的遣唐使前来中国学习先进文明,则源于发生在公元663年(唐龙朔三年)的“白江口之战”。当时唐高宗李治派遣熊津都督刘仁轨率领唐朝、新罗联军,在白江口(今韩国锦江入海口)与倭国、百济联军进行了一场水陆战争。
此战唐军兵力只有一万三千人,战船一百七十艘;而倭军兵力多达四万两千人,拥有一千多艘战船。但唐将刘仁轨充分发挥自身优势,驾驶设计精良、高大坚固的战船围攻倭军,使用“火攻”战术焚毁倭军全部战船,数千倭军被杀或溺死,最后取得碾压式的胜利。
白江口战役,唐朝水军将兵力、船舰皆数倍于己的倭国水军打得大败,堪称一次以少胜多的经典水战。此战是中日两国作为国家实体在历史上进行的第一场战争,也是东北亚地区已知较早的一次具有国际意义的水陆战役。唐军取得大胜的结果,促使日本对大唐“诚心臣服”,维持了近千年的“中日友好局面”,由此奠定古代东北亚地区的政治、经济与文化格局。
到了十六世纪末,自视甚高、充满野心的日本权臣丰臣秀吉,首次在形式上实现了“全国统一”,准备动员全国之力“征服全世界”。由于当时明朝宗藩体系的松动荒驰,丰臣秀吉没把明朝放在眼里,他先后给琉球、高山国(台湾)、吕宋(西属菲律宾)、印度果阿(葡萄牙殖民地)等地发送了要求臣服入贡的国书,并且毫不掩饰日本计划征服明朝的野心。
1592年(明万历二十年)及1597年(明万历二十五年),丰臣秀吉派出总数超过三十万人的军队,先后两次发动侵略朝鲜战争,也就是向明朝的宗主地位发出政治挑战,在日本历史上首次发动了“意图征服中国”的军事冒险行动。
第一阶段:日本出兵侵朝后,朝鲜国主李昖派遣使臣向明朝求救。明朝君臣经过内阁讨论,一致认为大明帝国作为朝鲜王国的宗主国,有责任保护藩属国朝鲜,日本侵朝触犯明朝的底线,必须加以反击。坚决主战的万历皇帝任命名将李如松为援朝总兵官,率领四万明军并携带数百门火炮赴朝参战。
明军一战重创日军、收复平壤,在李舜臣率领的朝鲜水师配合下,迫使日军弃守朝鲜国都王京(今韩国汉城)。其后,中日双方展开了长达三年多的和谈。但狂妄的丰臣秀吉竟然以“战胜国”自居,提出了“明朝公主出嫁和亲”、“朝鲜对日割让土地”等谈判条款,明朝自然严词拒绝,双方和谈宣告破裂。
第二阶段:1597年初,丰臣秀吉下令集结近十五万日军再次入侵朝鲜。被再度激怒的万历皇帝反应迅速,将主张和谈的兵部尚书石星罢官下狱,任命名将麻贵为援朝总兵官,率领七万明军赴朝参战。日军虽然兵力占优,但明朝与朝鲜的水师联军不断打击其海上补给线,致使日军不得不且战且退,战事陷入拉锯对峙状态。
1598年8月,侵朝战事的连连失利导致丰臣秀吉抑郁病死,临死之前下令日军全面撤退。1598年冬,日军开始从釜山撤退回国。明军联合朝鲜水师展开一场大规模的追击战,明军副总兵邓子龙及朝鲜水师统帅李舜臣均在此战中英勇战死。至此,这场断续长达七年的“万历援朝战争”,以明、朝两国的联合胜利而告终。
1599年夏,久未临朝的万历皇帝朱翊钧在紫禁城午门举行盛大仪式,迎接出征朝鲜的有功将士;同时下令处死原已治罪下狱的兵部尚书石星和外交翻译沈惟敬,只因深恨两人的对日妥协态度,丧失国家尊严。万历帝在《平倭诏》中严正宣告:“我国家仁恩浩荡,恭顺者无困不援;义武奋扬,跳梁者虽强必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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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援朝战争,实质上就是中国的“第一次抗日战争”,对中、朝、日三国以及东亚历史进程产生了深远而复杂的影响。明朝通过此战挫败了日本的“征服大陆野心”并削弱其扩张能力,同时促使作为明朝藩属的朝鲜,成为配合中国维护地区秩序的重要力量,强化了中国在古代东亚地区的主导地位,进一步巩固了以明朝为中心的宗藩体系,确保了东北亚三百年的和平稳定。
日本方面,丰臣秀吉首次提出“大陆征服计划”,成为日本对外扩张思想的始作俑者,其恶劣影响延续至今、日益猖獗、为祸尤烈。但通过此战,当时的日本人深刻反省,再也不敢主动挑战业已形成的东亚政治秩序。特别是丰臣秀吉集团遭到削弱,后起的德川家康得以在关原之战中消灭丰臣家族,日本从此进入德川幕府时代,奉行保守的“闭关锁国”政策,直至十九世纪中叶的“明治维新”才告落幕。
十九世纪末发生的“中日甲午战争”,其实就是“万历援朝战争”的一个历史延续,也就是中国的“第二次抗日战争”。此次战争的过程和结果早已人所共知,本文无须赘言。
但笔者想要强调一点:甲午战败,根本原因绝非所谓“(武器)落后就要挨打”,而是整个满清统治集团从一开始就没有确立“对日决战”的战争意志和战略谋划,既缺乏把握国际政治的清醒认识,又没有应对近代战争的组织能力,对日本国情的了解以及对日情报工作更是肤浅敷衍、聊胜于无,只能“头痛医头、打哪算哪”,终致一败涂地,造成“无钱打仗、有钱赔款”的历史悲剧。
日本方面,自1853年美国佩里舰队“黑船来航”,以武力强迫日本“和平开国”,被日本人认为是相当于“强奸”的屈辱。但这个历史事件造成了两个重大后果,一是促使日本国内产生“大政奉还、尊王攘夷”运动,导致延续两百多年的德川幕府退出政治舞台,在一千多年里“徒有虚名”的日本国王终于得以掌握实权,开启了“明治维新”时代。
二是日本知识精英开始“全盘西化”,拚命模仿学习西方的科技文化和政治制度,甚至提出了“脱亚入欧”的主导思想,意即放弃学习中华文明,改而投向欧美文明。
1878年,被称为“日本启蒙思想家”的福泽谕吉,在其《通俗国权论》一文中写道:“身处禽兽世界,最后可诉诸之手段唯有必死之兽力”;“百卷的万国公法不如几门大炮,数册和亲条约不如一筐弹药”。意味着日本知识界开始重拾丰臣秀吉的“征服全世界”狂想,力图以“东方文明代表”的身份挑战西方文明,采取战争暴力战胜大清、超越中国,以此“恢复大日本国民的自信力”。
而甲午战前的日本,其综合国力实际上远不如大清。虽然“明治维新”开启了日本的近代化之路,但日本资源匮乏、家底薄弱,当时也没有海外殖民地,发展工业所需的原材料、技术和设备都需要花钱进口,加上从1874至1894这二十年里,日本都在跟清朝进行军备竞赛,资金需求量进一步增大,不得不向西方列强借入高息贷款,导致日本处于严重负债状态。
日本四岛位于“环太平洋火山地震带”之上,历来天灾频发,加上粮食不足,导致日本人形成严重的不安全感和浓厚的生存危机感。德川幕府倒台之后,数十万低层武士因“失业”而“流浪”,这些人背后还有上百万的家庭,导致日本的社会矛盾日益激化动荡。
为了缓解财政危机,调和社会矛盾,同时也为了打开国际市场,扭转贸易逆差,日本的解决方案就是“对外扩张、侵略中国”。当明治政府开始与大清进行军备竞赛并图谋“征服大陆”后,武士阶层自然投身其中继而推波助澜,带动日本民众和公共舆论自发参与军国体制,积极配合对外扩张政策,与统治阶层联手将日本推上军国主义道路。
换言之,“军国主义”不仅是日本统治集团的权力意志和政策倾向,还获得了日本国民的全体支持。因此,日本通过甲午战争进行一次“国运赌博”,不仅获得了巨额赔款与领土扩张,并且由此将日本打造成一个具有近现代意义的军国主义国家,同时塑造了日本民族进入近现代以来的国家本质和国民性格。
甲午战争结束后,日本方面认为,“在战胜清国的同时,我们战胜了世界。因此,世界会敬重我们、畏惧我们。我们正在获得恰如其分的待遇”。日本的潜台词就是,甲午战争除了“对华开战”,还有另一个意图就是要打一场放在“世界面前”的大决战,是对西方世界的一场“尊严之战”。因此,日本政府甚至在战争期间批准欧美武官现场观战,以及西方记者进行随军报道,力求让全世界都能“目睹并承认”日本崛起。
通过甲午战争尝到“对外扩张”甜头的日本,更加坚定了“走军国主义发展道路”的国家意志。1904年爆发的日俄战争,日本以较小代价打败了沙俄这个老牌欧洲列强,被日本宣扬为“黄种人对白种人的战争胜利”,日本由此成为“帝国主义国家”,日本社会获得了空前的“民族自信”,认为自己拥有了主导近代世界秩序的资格。
正是在这个历史根源、国家利益、精英思想和民众诉求的混合作用下,已经走上军国主义发展道路的日本,自然会继续坚持“一贯立场”,先是发动“九一八事件”侵占我国东北,进而挑起“七七事件”发动全面侵略中国战争;后来更加狂妄地“偷袭珍珠港”,发动太平洋战争同时挑战美国、英国和法国,从这些西方列强手里夺取海陆殖民地和各种战争资源。
在挨了两颗原子弹之后,穷途末路的日本军国主义集团不得不“无条件投降”。美国单独占领日本后,一方面肢解日本军国体制,替日本制定“和平宪法”,严密控制日本历届政府动向,在日本全国建立大量海空军基地,通过“美日同盟”将日本改造为美国的政治附庸国和经济殖民地。
另一方面,二战后美国为了遏制苏联和中国,不仅轻易放弃审判裕仁这个“头号战犯”,保留日本的“天皇体制”,还大力支持日本“重新工业化”,为美国的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提供各种军需产品,放纵日本重建军工产业,纵容日本自卫队不断扩军并“走出国门”,成为美国维持全球霸权、遏制中国发展的“马前卒”。
日本的精英集团则利用美国这种“自相矛盾”的对日政策,明面上对美国“无比恭顺、言听计从”,成为美国的“忠实走狗”;台面下却是利用美国的全球霸权体系,大肆扩张日本的经济版图和发展综合国力,力求“有朝一日”摆脱美国控制,重新成为主权独立的“正常国家”。
古语云,“以古为鉴,可知兴替”。我们从日本“岛国小民”的历史轨迹里可以看出,这个民族既有“膜拜强权、甘为奴仆”的卑下性格,亦有“弱肉强食、霸凌弱小”的强盗心态。
由于二战后中国并未实现“驻军日本”,更由于侵华日军的罪恶暴行并未得到完全清算,日本历届政府至今没有对华公开谢罪,没有付出一分钱的战争赔款,所以日本举国上下依然对中国一直保持着“甲午战胜”的虚妄骄狂心态,同时在西方的刻意纵容下,日本社会依然对中国人保持着莫名其妙的“民族优越感”。
高市早苗此番抛出“台湾有事论”,并非她个人的“鲁莽举动”或“一时失言”,而是受到美国暗中怂恿、日本政府背书、日本国民支持的“国家政策表述”。
据日本民调数据显示,48.8%的受访者支持日本在“台海有事”时行使集体自卫权,60.4%赞成增加军费,高市内阁的支持率更是一度飙升至82%,创下二战后日本总理支持度的历史纪录。
11月15日,有个日本右翼议员公开回应我国驻日大使吴江浩:“签署日本投降书的是中华民国,而不是你。我国自1895以来对台湾的统治,因其文明程度而得到国际社会的公认,而台湾人民却非常亲日。你们这些1949年10月1日以后才建立这个国家的人,没有资格发表任何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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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8日,日本政府派出一个外交官访华,试图让中方接受高市“狂言”并且不要进行报复。会谈“谈崩”后,日本外交部宣布正式拒绝中方提出撤回“台湾有事论”的要求,并拒绝向中方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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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0日,美国驻日大使格拉斯在与日本外长会面后宣称,“我想直接代表总统、我个人和大使馆对(高市)首相表示,我们全力支持她”。格拉斯还妄称中方对日本实施“经济胁迫”。
事实上,日本高市政府在当下的“倒行逆施”,不仅止于新华社所指出的“严重干涉中国内政、严重破坏战后国际秩序、严重违背一个中国原则和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精神、严重破坏中日关系政治基础”等性质严重的错误行为,还有图谋突破“无核三原则”,让日本拥有核武器;谋求拥有远程导弹打击能力;谋求实施“先发制人”打击,亦即主动对外发起战争。日本诸如此类的政治军事动向,已对我国家安全构成实质性的严重威胁。
高市早苗之所以敢于“拒绝撤回、硬刚中国”,就是要再次“赌一把国运”,押注我国“只会动口、不敢动手”,最多“打几轮嘴炮”就不了了之,日本就能“不战而胜”,从此可以肆无忌惮地“复活军国主义”,可以公开干涉中国核心利益,可以公然对中国发出战争威胁。
由此可见,日本现政府所推行的“对华政策”及“涉台言论”,已经全面破坏所有的“中日建交基础”,全面突破所有的“战败国法律条款”,全面颠覆战后国际秩序。面对小日本此番丧心病狂的倒行逆施,如果我们还是“高高举起,轻轻放下”,那么“第二次甲午战争”就会随时被强加到中国头上。
我们严重主张,在对日作出舆论声讨和经济制裁之外,我国还要继续加强在政治和军事两个层面的对日打击力度,即使未来日本“撤回了”或“换人了”,我们也不能停止对日斗争,直至日本彻底消除“复活军国主义”的所有行为。一旦日本对我国的领土领海领空实施任何侵犯,中国政府可以援引《联合国宪章》第107条“敌国条款”,中国人民解放军立即全面攻击日本四岛的所有军事目标,彻底消灭日本的全部军事力量,然后实现“中国军队驻军日本”,帮助日本人完成这个“未了心愿”,由此实现“中日世代友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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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已成过去式,我们即将迎来一场“灭倭战争”!!
2025、1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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