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人:有些日本人抱住台湾不放，你抱得住吗？

1974年8月15日上午10时，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在人民大会堂新疆厅，会见以竹入义胜为团长的日本公明党第四次访华。

这是副总理同竹入义胜的第一次见面。此时周总理生病住院，医生不允许他接待客人，所以委托副总理负责接待竹入义胜。

竹入义胜说：“虽然是初次见面，但我从各方面都听说过副总理的情况，同时在照片上也经常见到你。我们到北京以后，感到天气并不很热，很舒服。”

正式会谈开始后，竹入说：“日中复交快两周年了，如果可能的话，还是早一点开始两国之间和平友好条约的谈判。持这种意见的人，在日本不少。日中两国之间要建立一个长期的友好关系，50年、100年的友好关系应该怎么办？这是最重要的事情，我相信也是田中内阁的看法。”

竹入提出，签订和平友好条约的时候，希望以两国政府联合声明为基础，把重点放在加强今后的友好关系上，恐怕这也是田中首相的强烈愿望。

竹入还希望早日缔结和平友好条约和两个业务协定。

副总理说：“这次阁下带来了田中首相、大平藏相的话，我们注意到了，我们还要继续研究。我们理解田中首相、大平藏相面临的问题，凡是尽力的，我们愿意尽力。我们还注意到田中首相、大平藏相多次表达了要在联合声明的基础上发展中日两国友好关系的愿望。就这方面来说，我们愿意同田中首相、大平藏相共同努力，实现这个目标。”

停了一会，副总理继续说：我们希望两国的业务规定能比较早地签订。当然，在谈判中面临一些问题，我们希望双方努力，找出彼此都能接受的解决办法。恢复谈判后，希望双方都提出一些彼此比较容易接近的方案，不外乎是措词和方式。我们相信，经过双方的努力，是能够找到解决办法的。”

关于和平友好的条约问题，副总理说：我们希望比较快地谈判。从原则上来说，我们认为可以主要体现中日两国友好的愿望。当然，也不可避免要体现两国联合声明签订以后两国关系的发展和形势的新变化。有些解决不了的问题、难于解决的问题可以搁一搁，不妨碍签订这样一个条约。具体步骤，总是要通过预备性的会议，先接触，双方的想法可以先了解，问题在谈的过程中来解决。”

副总理请竹入把这三点内容转告田中首相，同时还请首相注意一下，内阁成员、政府主要官员不要有一些损害两国联合声明原则的行动。

副总理所指的就是此前日本个别政府官员公开参加台湾相关活动一事。

副总理说：“中日两国之间的问题，焦点还在台湾问题上。就我们来说，这个问题不止涉及日本，也涉及到国际关系中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为什么同你们的声明里强调这个问题？为什么在中美上海公报里也强调这个问题？问题就在这里。当然，我也希望能同台湾用和平谈判的方式解决台湾的问题。如果不行呢？只能采取其它方式。有些日本人抱住台湾不放，你抱得住吗？”

对此，竹入义胜表示和副总理看法一致。

会见结束后，副总理设午宴招待竹入义胜一行，席间双方就中苏关系、日苏关系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最后，竹入表示；公明党决心为加深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尽力，今后有机会盼望再到中国来访问。

副总理说：“周总理对你发出的邀请是长期有效的。我们总是欢迎你，互相交换意见。”

此后，竹入义胜几乎年年穿梭于中日两国之间。

1978年11月29日，副总理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会见以竹入义胜为团长的日本公明党访华团。

这是竹入义胜率领的第七次访华团。这时距副总理访日归来刚巧一个月。

副总理访日期间，曾于10月24日前往日本国会议长接待室，对众议院议长保利茂和参议院议长安井谦进行过礼节性拜访。在那里副总理会见了日本社会党、公明党、民社党、新自由俱乐部、社会民主联盟和共产党等六个在野党的领导人，其中包括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

在和他们的恳谈中，副总理谈起中国历史上徐福曾奉秦始皇之命东渡日本寻找长生不老药的故事。他说：“听说日本有长生不老药，这次访问的目的是：第一交换批准书，对日本老朋友所做的努力表示感谢；第二寻找长生不老药。”话音刚落，议长室里一片笑声。接着又补充说：“也就是寻求日本丰富的经验而来。”

伟人2幽默的话语，使恳谈的话题一下子转到了“药”，气氛也变得热烈和轻松了。

竹入委员长一语双关地说：“（长生不老）最好的药不就是日中条约吗？”副总理看着竹入，微笑地点了点头。

此次竹入一行来到中国访问，交谈中，副总理向竹入讲了他在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后还有一个心愿：“在国际事务上，就是想到华盛顿去，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在国内问题上，还想活20年，能够看到实现四个现代化，至少是四个现代化有相当程度的进展，这样就可以去见马克思了。”

在谈到中美关系时，副总理说：“这要看美国政府、卡特总统的决心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还不是要日本政府一个决心吗？下决心后一秒多钟就解决了，中美正常化加一倍，两秒钟嘛！只要两国领导人站在更高的立场来处理，这个事就好办。实际是把这个问题当作政治问题来解决，比较容易达成一致。”

这次谈话后不到一个月，美国政府和卡特总统下决心了，中美关系终于实现了正常化，了却了副总理在国际事务上的一个心愿。

副总理另一个心愿就是要看到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这也是他跟外宾谈得最多的话题。

1979年6月18日全国人大五届二次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确定：用三年时间实行国民经济的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

6月28日，以竹入义胜为团长的公明党访华团在人民大会堂受到了伟人的会见。

伟人说：“我们日本朋友很多，公明党算是我们最好的朋友。”

这一评价，使竹入义胜特别高兴和激动。确实，以竹入义胜为委员长的公明党在推动中日友好关系的过程中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早在1972年7月田中内阁成立后，公明党就奔走于中日两国之间，为恢复邦交正常化穿针引线。在田中首相上台伊始发表首相谈话时，就谈到了日中邦交正常化问题。他说：“要加快与中华人民共和国邦交正常化的步伐。”此时，中国的态度如何，是日本政府特别关注的。虽然当时有好几位政界要人访问过中国并同中国领导见过面，但这些要人带来的信息都是只言片语。田中认为靠这些信息前往北京真是凶多吉少。他把眼光投向了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

这是一个中日双方都能接受的人物。

竹入义胜本人也想为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充当两国政府之间信使，他计划7月下旬访华，行前专门拜会了田中首相和大平外相，详细询问了日本政府对恢复邦交正常化的条件。

7月25日，竹入义胜访华，同中日友好协会会长廖承志和周恩来总理等中国领导人举行了会谈。

竹入义胜带回国的中国信息，对后来中日邦交正常化谈判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在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上竹入也竭尽全力，当中日双方在霸权条款问题上意见不一致时，三木首相征询在野党领导人意见、并表示“不打算把霸权条款写进条约”时，唯独竹入义胜表示反对，他说：“抽掉霸权问题，日中两国的谈判就不会有结果。”

后来谈判结果也正如竹入义胜所预料的那样，三木首相任内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只能停滞不前。

1976年12月福田内阁成立后，日本政界要求恢复日中和平友好条约谈判。1977年1月竹入义胜再次访华。福田首相委托竹入给中国捎话，表示要忠实履行中日联合声明，尽早举行和平友好条约谈判。

竹入义胜于1月22日同中国领导人进行了会谈，了解了中国方面对恢复和平友好条约谈判的意图。

为了完全摸清福田首相的想法，1978年3月中国政府向公明党发出了访华邀请。因为自中日关系正常化以来，公明党一直是充当两国政府的联系人。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后，公明党发表声明，表示欢迎，认为此事对于亚洲和世界的和平具有重要意义。

对于公明党在中日友好关系中的贡献，中国人民是不会忘记的，所以，总设计师给以高度的评价。

1979年6月18日竹入的来访自然是好朋友之间的会面，所以竹入对伟人说：“这次你抽出时间，给我们难得的机会，我想借这个机会尽量“剥削’你，能‘剥削’多少就‘剥削’多少。”

竹入关切地问道：“现在中国正召开的人大会议将讨论四个现代化问题，听说四个现代化的目标有一个十年计划，对十年计划要重新估计，重新调整。以后将出现什么结果？四个现代化将朝什么方向发展？1981年至1985年的国民经济计划概况是什么？”

竹入提到的十年计划是指1978年五届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发展国民经济十年(1976—1985)规划纲要》。

伟人解释说，“八字方针”本身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第一步，它可以打下一个更好的基础，也是加快我们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必要步骤。它不影响我们原来吸收外国资金和技术的既定方针和政策。

伟人又说：“不是放慢吸收外国资金和技术的速度，而是做些调整，有个轻重缓急。”“至于吸收外资的方式，有补偿贸易、合资经营，甚至于外国在中国设厂，我们都欢迎。我们的改革是开放的。”

伟人还详细谈到了民主和法制问题：“没有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搞四个现代化就不行。这次全国人大开会制定了七个法律，以后要接着制定一系列的法律，民法、经济法等等。”

会谈结束前，伟人直率谈到日本一些厂家在同中国做生意时不讲信用问题：比如宝钢打桩机搞一些旧家伙，拿到这里了，我们需要的是先进技术，只从赚钱的角度，这个事情是不行的。

“做生意要有一个政治基础。”伟人对在座的日本驻华大使说：“你刚上任几天，要管这件事情。”日本驻华大使表示同意。邓小平说：“我们达成一个协议。”

伟人对竹入义胜的讲话，是在中日推进和平友好条约谈判的关键节点发出的重要表态，兼具原则性与战略智慧，对当时的中日关系和台湾问题影响深远。

在历史关头，总设计师坚定捍卫国家核心利益，亮明底线立场，直指中日关系焦点在台湾问题，还关联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既点出该问题的严肃性，又以反问“抱得住吗”，强硬驳斥日本部分势力干涉中国内政的企图，清晰传递出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国绝不会容忍外部势力插手的坚定态度。

伟人敦促日方守诺，向竹入义胜传递立场并请其转告日本政府，实则是警示日本内阁约束官员行为，恪守中日联合声明的原则底线，为条约谈判扫清台湾问题相关的干扰，也为后续中日关系的健康发展划定了不可逾越的红线。

致敬伟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