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宗仁口述回忆录之张自忠

一九三九年初，在敌我对峙的休战状态中，我乃用全副精神主持干部训练班事宜。本战区所辖部队，大半都是中央所认为的“杂牌军”。各军历史不同，习性各异，装备参差，作战能力也不免有强弱之分。对于这些部队的驾驭指挥，必须一视同仁，恩威并用，因势利导，掩其所短而用其所长。

例如川军和旧西北军的将领，积习甚深，断非一朝一夕所能改变。又如在抗战前，川军将领因争夺地盘，各霸一方，视同敌国。今一旦并肩作战，自难期其泯除前嫌，融和无间。对付

这些将领，我只有以身作则，并导之以为国家，为人民的大义。人非木石，经过长期潜移默化之后，行为习俗都能逐渐改善。

如王缵绪集团军守大洪山数载,民国三十年正值鄂北、豫西一带发生大饥荒，赤地千里，人民真至易子而食的地步。而一向讲求高度生活享受的王总司令，那时竟能与士卒共甘苦，食树皮草根而无怨。后来王部调至后方整训，官兵见襄樊市上尚有白米出售，王部向以不守纪律闻名，那时虽垂涎欲滴，也绝未闻有抢劫米店的事发生。且抗战数年,出生入死，王缵绪所部之功亦不让友军。可见人心向善，领导者苟能以身作则，大公无私，天下实无不可用之兵。

其次，如张自忠的第三十三集团军积习亦深，军中烟赌，习以为常。甚至张总司令本人及其部下师长刘振三等均有烟癖。他们沾染于旧社会的传统恶习，受毒已深，戒除不易，我也雅不愿当面训斥，使其难堪。

一次，我亲赴襄河西岸荆门张部防地检阔，集合部队训话。略谓，我们军人在此国难期间，为国家、民族图生存，个人的生命均随时准备牺牲。难道我们还没有勇气与决心来维持军纪吗？但是烟、赌两项，实是军中的大忌。这两项如不能戒绝，我们还说什么杀敌报国呢？训话检阅之后，我便离开张军他去，只望其闻言内疚，逐渐改正。

孰知张自忠是个血性汉子，他听了我谆谆开导，自觉惭愧万分。我离去的翌日，自忠便集合他的部队训话，以革除恶习，誓死报国的大义示全军将士。最后，自忠大声问：“昨天李司令长官对我们的训话，你们听到了没有？”

全军将士大声回答：“听到了！”

自忠又问：“戒除烟、赌皆好，你们做得到，做不到？”

将士又大声回答：“我们做得到！”

自忠说，我们要做，应先自我总司令和军、师长做起。便命副官将他的烟具拿出来，当众捣毁。并宣布，此后军中官兵有烟癖的，若不自动戒除，即依军法惩治。因而第三十三集团军中原已发展至无可救药的烟、赌两项恶习，数日之内，竟根绝无遗。而戒烟后的张自忠，未儿竟身先士卒，战死沙场。凡此均可见中国军人坦率、忠诚的可敬可爱，以及“师克在和”一语意义的重大。

我自桂林回到老河口不久，便接获可靠情报，敌人受德国闪电战胜利的刺激，也预备和我们来一个闪电战。二十八年（一九三九年）九月，敌方成立所谓“对华派遣军总司令部”，以西尾寿造为总司令，扳垣征四郎为总参谋长。二十九年四月中旬，集中了六、七个师团的兵力，要再到随枣地区来扫荡我五战区。

我方的部署，大致是(一)以精锐的黄琪翔第十一集团军八十四军守襄花路正面。（二）以川军第二十九集团军王缵绪(许绍宗代总司令）部守襄河以东地区。（三）张自忠的第三十三集团军守襄河西岸。（四）以孙连仲的第二集团军守北线桐柏山以北地区。

战事于五月一日开始。敌军仍分三路西进，大致如前次随枣会战时的姿态。不过，此次敌方对我正面只是佯攻，以吸引我主力。另以重兵配以坦克百余辆和飞机七、八十架，自襄河东岸北进，猛攻我许绍宗部。

许部不支，退入大洪山核心。敌遂长驱直入，直捣双满，拟与北路会师，对我方主力进行大包围的歼灭战。

我即令黄琪翔迅速北撒，以免被围。敌于五月八日冲入枣阳，与我掩护撤退的第一七三师发生激哉。我方以众寡不敌，且战且走，节节抵抗。第一七三师自师长钟毅以下，大半于新野县境殉国。而我方主力却赖以撒出敌人包围圈。

敌人既扑一个空，我军乃自外线实行反包围，由两翼将敌军向中央压缩，加以歼灭。双方战斗至为激烈。至十一日，敌卒不支,向东南撤退。十六日，我军且一度克复枣阳。

此时我方防守襄河西岸的第三十三集团军尚有一部未参战，我乃电令张总司令自忠“派有力部队，迅速渡河，向敌后出击。”以便将襄河东岸之敌拦腰斩断。

自忠乃亲率其总司令部直属的特务营和七十四师的两个团，遵令渡河，于南瓜店附近一举将敌军截为两段。敌军被斩，乃密集重兵，自南北两路向张部夹攻。敌兵万余人，如潮涌而来。

自忠所部仅两团一营，断不能抵御，随行参谋人员暨俄顾问都劝自忠迅速脱离战场。孰知自忠已下必死决心，欲将敌军拖住，以便友军围攻。

坚持直至所部将士伤亡殆尽，自忠亦受重伤倒地，才对身旁卫士说：“对国家、对民族、对长官、良心平安，大家要杀敌报仇！”遂壮烈殉国。为抗战八年中，集团军总司令督战殉国唯一的一人。

自忠在奉命渡河时，曾有亲笔信致该集团军副总司令冯治安，略谓“因战区全面战争关系，及本身的责任，均须过河与敌一拼。如不能与各师取得联络，本着最后之目标（死)，往北迈进。无论作好作坏，一切求良心得此安慰，以后公私，请弟负责。由现在起，或暂别，或永别，不得而知。”

足见自忠在渡河前已抱必死的决心。

回忆抗战开始时，自忠自北平南下，在南京几被人诬为汉奸而遭受审判。我当时只觉得不应冤枉好人，故设法加以解脱，绝未稍存望报之心。孰知张自忠竟是这样一位血性汉子，一旦沉冤获雪，便决心以死报国。在他暝目前的一刹那，“国家”、“民族”之外，对我这位“司令长官”犹念念不忘。我国古代的仁人志士都以“杀身报国”，以及以“死”字来报答“知己”为最高德性，张自忠将军实兼而有之了。

自忠死后，我方虽损一员能将，然敌在随、枣一带，终不得逞。各路敌军与我军均陷入胶着状态。敌人在五战区既无法越雷池一步，乃在六月初再度增援，舍开五战区正面，在襄河下游强渡，向六战区采取攻势，与陈诚将军展开宜昌争夺战。

六月一日，敌人一度侵入襄阳、樊城。经我们自外线反击,敌人不敢死守，乃将襄、樊焚毁一空，于六月二日向南审撒。我军乃于六月三日连克襄、樊与枣阳。

唯六战区方面之敌，于六月十四日侵入宜昌，据城死守,我军屡攻不克，宜昌遂为敌所有。

自此我五战区通往重庆后方的水路被阻。以后只有自老河口翻越崇山峻岭，改走巴东一线了。

敌人虽占有宜昌，然襄、樊和大洪山一带，我军对其威胁始终无法解除。二十九年(一九四O年)九月我军为策应长沙会战，曾对宜昌之敌发动反攻，以牵制其兵力。故敌人对随、枣一带我军根据地，终视为眼中钉，必去之而后快。

是年十一月，汪兆铭在南京组织的伪政府正式获得敌方承认。敌人以军事配合政治，又以几师团兵力再向随枣地区进攻。自十一月二十四日至三十日，经七昼夜的苦战，襄花路上敌遗尸数千具，仍一无所获而返。

敌军在随、枣一带三度受挫，心仍不甘。三十年（一九四一年）一月中旬，合豫、鄂、皖各地敌军共约七个半师团，重炮一联队，战车三百辆，飞机百余架，在豫南集结，企图沿平汉路北犯，打通平汉路。

一月二十五日，敌军自信阳、确山、驻马店等地，分六路向西进犯，与我军展开大规模的战斗。是为“豫南鄂北会战”。敌军所用的战略，仍是以大兵团向我主力迂回包围的老套子。

我对敌我战斗力估计甚为明白，断不与敌争一城一地的得失而中其圈套。凡敌包围尚未合围时，我便主动地转移，使敌扑空；然后自外围向敌反包围，敌军也唯有迅速躲避。

就这样，敌我双方数十万众，便在豫南平原大捉其迷藏，使敌疲于奔命。敌军徒有最优良的配备与训练，终莫奈我何，士气沮丧之极。我军得机即行反攻，足使敌军落胆。二月四日我军一度撤离南阳，敌军窜入之后，亦不敢守，六日即自南阳遁去。鄂北敌骑兵一度曾窜至离老河口仅三十里的地区。老河口虽只有一个特务营驻守，我谅他不敢前来。无奈参谋长王鸿部为人谨慎，力主将长官部迁往襄河西岸暂避。我也认为此时没有与敌军玩“空城计”的必要，遂率长官部渡河。旋即迁回。是时敌军因已陷入我军包围圈，不敢恋战，南北两路一时俱退。豫南、鄂北之战，遂告胜利结束。

1947年，在张自忠安葬仪式上，李宗仁送挽联“英风不泯，浩气长存”，表达了对这位袍泽的深切缅怀。晚年，李宗仁专门记述张自忠，称其“为人重义轻利，严于律己”。

致敬抗战名将张自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