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旭东：知识分子与民族理想（转载）

以下文章来源于保马 ，作者张旭东，发表于2000年

随着二十世纪中国学术的缓慢积累和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欧陆哲学传统，特别是德国古典哲学和美学思想，已是当代中国人文思想的内在构成。怎样为传统找到新形式，或套用一句新儒学的口号，如何在人文领域进行一场“创造性转化”，成了满足于分析哲学的人们共同关注的问题。这时忽听说美国科学人文学院院士、分析哲学的后起之秀、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罗蒂反戈一击，试图从二十世纪欧陆和北美思想传统中开出“精神科学”的新路向，不禁受了些鼓舞。罗蒂的书，就这样跃入了视野。说来这也许只是一些哲学同好小圈子里的波澜，但却颇能反映当时青年知识界的普遍气质和问题意识。《哲学和自然之镜》后来出了很好的中译本，只是不知道还有多少人读它了。九十年代初赴美求学，此后十年里，不断有新的理论上的兴奋点，把这个当年曾觉得亲切的罗蒂淡忘了。仅有的一点印象，是这几年来他在批美国知识分子不爱国。但前不久在书店里偶然看见他这本两年前的“新”作题目，还是暗暗吃惊。

想来我就读的杜克大学近十几年来一直是美国批评理论的重镇，文化左翼的风云际会之所。在这样的地方，罗蒂的声音即便传得进来，大概也只能被当做自由派的陈词滥调晾在一边。今日美国，自由派虽在社会上一统天下占压倒优势，但在学院里，却被左派和右派知识分子同视为乏善可陈：他们是中产阶级的经院学问家，随大流而自命超脱，想当然地以为自己的意识形态具有普遍性。地道的左派和右派之间虽在观点上形同水火，但就深刻的危机意识和对市侩主义的猛烈攻击上，却有气质上的相似。英文俗语里有“两极相通”（Extremes meet）之语。西方学院里“左”“右”相通之处，似乎就在于对主流意识的批判和理论上的反体制、破规范、追根刨底，直指问题核心的架势。两边都批判自由派，彼此间谁也没有说服对方的幻想；但两家又都没有在思想上把自由派视为对手。有时暗想，在美国，这种貌似激烈，实为“大路朝天，各走一边”的处世治学态度，客观上倒是满有利于安定团结。

但这时偏有罗蒂站出来说话，对整个美国知识界提出了严厉批评。不仅如此，他还“上纲上线”，把问题提到了事关美国兴废存亡的高度。

《为美国理念的实现——二十世纪左翼思想》是罗蒂作于一九九六到一九九七之间的一本讲演录，共有三篇正文，两篇附录，都曾在不同的大学和学会宣读，最后由哈佛大学出版社作为“威廉·麦西美国文明史讲座”之一种在一九九八年出版。在第一讲“美国的民族自豪感：惠特曼与杜威”的开头，作者开宗明义，为“民族自豪感”正名。他写道：

民族自豪感之于国家，如同自尊之于个人。两者都是自我改进的必要条件。过度的民族自豪感固然会导致好战和帝国主义，就像过分的自尊会导致傲慢。但正如太少的自尊让人怯于展示道德勇气，不充分的民族自豪感会使有关国家大计的精力充沛、富有成效的辩论难以形成。如果一个国家想在政治筹划上富于想像力和创造性，那么它的公民就必须在感情上同自己的国家休戚与共。这个国家的历史经历和现行政策必须能在他们身上引起强烈的羞耻感或自豪感。而如果自豪感不能压过羞耻感，这个国家在政治上就不会有所作为。

罗蒂举斯蒂芬森 （N. Stephenson） 的《雪崩》 （Snow Crash） 和席尔科 （Leslie Marmon Silko） 的《死者的皇历》 （Almanac of the Dead） 两部畅销小说为例。《雪崩》描写二十一世纪美国社会彻底公司化，政府经商，沦为二流企业，为大财团大公司跑龙套；后者则同黑手党一道主宰天下，无法无天。作为政治实体的美国就此消失。《死者的皇历》更进一步，不但把美国的民主描写成一出闹剧，最后政府垮台，暴乱蜂起，食品短缺，结局还想像美国白人被逐回欧洲，北美终于成了印第安人、玛雅人、阿兹德克人和非洲黑奴后裔的家园。

罗蒂认为，这些小说之所以畅销，是因为它们击中了美国人心中的疑团，即自己的政府是否已变成大公司的代理人；是否在民主的假象背后，金钱才是这个社会真正的主人。令罗蒂不满的是，在这个怀疑的时代，美国作家不追溯美国社会文化的精神源泉，以图激发国民改造社会的热情，而是大肆渲染失望情绪，把失望推向绝望。从罗蒂的逻辑出发，艺术家和知识分子的天职在于通过构造民族历史和优秀人物的叙事和形象来不断地为民族认同和立国理念增添新的活力。然而当代美国文化和思想生产却远远没有满足国家的需要。非但如此，那些“海德格尔和福柯的信徒”还在一味地为国民生产羞耻感，把一份耻辱的清单 （输入黑奴，屠杀北美土著，越南战争，污染自然环境等等） 越拉越长，把爱国主义等同于支持美国过去和现在的种种暴行，为海湾战争叫好，为美国世界警察的行为辩护。让罗蒂忧虑的是，在这些作家知识分子影响下，美国年轻一代在重新审视自己的历史、现状和文化时 （比如看约翰·韦恩的战争片，或看CNN直播美军在国外狂轰滥炸时） ，会很自然地觉得自己透过民族主义宣传看到了美国的现实，并确信自己生活在一个“残暴、没有人性、腐朽的国家”。

罗蒂把当代作家同早期写实主义作家之间的差别视为“民族自嘲和自憎”同“民族希望和理想”之间的对立。不过《为美国理念的实现》并没有说那些年轻人看到的不是现实，也没有为海湾战争或越南战争辩护。罗蒂话题一转，重谈起美国理念。

罗蒂直言自己的思想来源一是林肯、惠特曼的民主理想，二是詹姆斯、杜威的实用主义。但这并不妨碍他对“表象”，即事关“民族自豪感”的“形象”和“故事”做“后现代”式的理解。在他看来，形形色色的“美国故事”讲的是美国人经历过什么，又试图成为什么。这些故事“并不旨在准确地再现现实，而是企图塑造一种精神认同”。所以罗蒂对左派右派、新派老派谁更“真实”或“准确”地记录了美国历史、反映了美国现实的争执毫无兴趣。他要问的是，在这些故事里，美国人给自己保留了什么样的理想和希望。

在罗蒂看来，惠特曼比历史上许多政治家和哲学家更有力地把握了美国精神，因为这位诗人“把我们民族国家的历史同人类生活的意义紧紧地扣在一起了”。在惠特曼笔下，“美国”和“民主”成了可以互换通用的词汇。与之相比，杜威更冷静、更重视美国民主的制度安排和理论表述。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作为地道的美国哲学，意义就在于它不纠缠于“什么是真实”“什么是意义”这样的抽象思辨，而是“把实践者的角度放在首位”。它强调解决实际问题。更重要的是，它强调美国的意义在于它自己的充满不确定性的未来，强调这个未来“不需要把自己置入任何参照系”。一句“不需要把自己置入任何参照系”，表现出何等的乐观和自信！这是说，美国的意义在于它如何“自我实现”，如何把它的历史可能性变为现实。而这场美国实验本身就是其意义和价值的标准。同惠特曼一样，杜威把美国的民主看成是在“有限的、人的、历史的努力中领会终极意义的一次机会”。

值得注意的是，罗蒂并没有因为对美国民主的信念而将民主概念本质化和教条化。站在实用主义立场上，他和杜威、威廉·詹姆斯一样把民主对于美国国家理念和民族认同的意义看得远高于其作为政治制度安排的意义。他们心里都清楚，民主之于美国人，与其说是“真理”，不如说是一种宗教信仰。罗蒂和詹姆斯一样，认为“民主是一种宗教。我们无论如何都不能承认它的失败。信仰和乌托邦理想是人类理性最高贵的表现”。在美国的民族认同问题上，罗蒂的实用主义态度与“后现代”的反本质论有异曲同工之妙。尽管罗蒂为“美国民族自豪感”大声疾呼，却不像许多美国民族主义者和西方中心论者一样对“美国本质”或“西方伟大传统”这样人为制造出来的神话信以为真。对他来说，提出民族认同的问题根本不是要弄清楚“什么是真正的美国人”或“我们的历史究竟是怎样的”。民族认同的问题不是一个向后看的问题，而是一个面向未来的问题，它的答案只能在国民全体做出的历史性选择之中。

罗蒂对美国的热爱和期待由衷而发，溢于言表，很有感染力，但也令人生出戒心。好在他并不只是借先贤之口，再唠叨一遍诸如美国是地上的天国，集文明之大成，开大同之先河之类美国小学课本上都有的说教。罗蒂重温从惠特曼到杜威的“美国历程”，确是用心良苦，针对的是当今美国文化里的玩世不恭和无望情绪，更针对那些在他看来不以美国为荣，反以美国为耻的作家和知识分子。他反复要说的一个道理，就是在任何时候，美国人，特别是美国知识分子都应该爱国。只有爱国的美国人才能使美国不断地自我改进。罗蒂像杜威一样把美国视为一个“不需要任何参照系”的实验过程，只有不断地有人，有越来越多的人投入到这场实验中，这个过程才能延续下去，发扬光大，美国理念和民族认同才能落到实处。就凭“实验”和“过程”这两个词，罗蒂把从柏拉图到马克思的一大批西方思想家归入了另册，因为他们总是告诉人们什么是“必然的”。而美国，则是属于未来，充满了开放性和不确定性。其民主制度的理想是建立一个“没有种姓和宗法，没有阶级”的自由社会。

美国社会是否真正到了“无阶级”的地步，不同阶层的美国人在今日美国的经济现实、政治现实和文化现实中究竟享有多少自由，罗蒂大概并不认真计较。他计较的是美国知识分子在向国民灌输什么样的观念，提供什么样的“叙述”和“形象”，给他们什么样的理想，并开出什么样的“具体可行的社会改革的方案”。至于什么样的方案才“具体可行”，什么样的方案在现行美国体制下绝无实行的可能，罗蒂并没有谈。但我们可以推断，在他看来，美国民主制度的内在可能性是无限的，有限的只是国民对这一制度的信念和实践的勇气。而美国国民之所以对美国民主制度缺少信心和实践的兴趣——比如美国大选投票率近几十年来都低于百分之五十，议会选举投票率更低得多——大概又可以归咎于一班不爱国的知识分子。好像席尔科、梅勒之流，真会“唱衰美国”。

细想来，罗蒂在这本讲演录里重复了他的成名作《哲学与自然之镜》中的思辨策略。当年面对逻辑实证主义对精神科学的挑战，罗蒂以退为进，宣称哲学根本不是真理的体系，而是“开启心智”（edifying）的知识、审美和道德实践。如今面对来自各方对美国民主和国家认同的怀疑和挑战，罗蒂的回应不是坚持美国民族主义的“真理陈述”，而是以守为攻，承认美国民主和美国理念的乌托邦色彩，强调它们的希望哲学的本质，坚持它们在国家政治生活实践中的必要性，进而批评左翼美国知识界在这一问题上不负责任。

在“文化左派”一讲里，罗蒂集中火力批评六十年代以降占据学院界，专搞“身份政治”、“差异性政治”的“新左派”。在他看来，“文化左派”同二十世纪上半叶美国社会改革运动没有渊源，同工会和进步社会团体分道扬镳，是只断了线的风筝。罗蒂一方面指责“文化左派”大而无当，不能就经济民主、社会福利、教育改革等具体问题提出方案，却一味抽象地批判“晚期资本主义”的“全球体系”，好像只有这样才够深刻和“正确”。另一方面，他又批评“文化左派”只管为身处“边缘”的弱势群体，如有色人种、妇女和同性恋者争取社会的“承认”，却置国家理念、民族认同和社会凝聚力于不顾。

最令罗蒂担忧的是，在当今经济文化生活日益全球化的今天，世界上已出现了一个凌驾于民族国家的文化、道德、法律和价值观念之上，由新的金融、技术、管理精英组成的“跨国超级阶级”。这个“超级阶级”是经济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但却无需对任何一个社会尽公民义务，也无需认同任何民族国家的政治理想。“他们同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的劳动者的关系，都不会比二十世纪初的美国资本家同移民劳工的关系更亲密”。同时，随着美国传统中产阶级的萎缩和两极分化，“美国生活方式”的物质和社会基础业已动摇。罗蒂算了一笔具体的经济账，用来说明在目前的美国，一个处在平均收入线上的美国家庭已经没有把握能购买自己的住房了。“美国梦”的重要组成部分对越来越多的人来说正变得可望不可及。于是，今日美国，外有“全球化”对国家整合能力的蚕食，内有中产阶级社会主流的日益“空洞化”。若此时美国知识分子再不重振美国理念，通过重新阐发民族认同来凝聚新的社会共识，推动新的社会变革，这个“合众于一”的民主实验有朝一日分崩离析，并不完全是危言耸听。

罗蒂对“文化左派”的不满，正在于后者面对这样严峻的美国现实，不是一腔热情地探索改良方案，而是动用各种“高、精、尖”的当代思想武器，对美国和资本主义制度做整体性批判，“好像他们的批判越抽象就越能颠覆现有秩序似的”。罗蒂一再举出詹姆逊作为反面例子，认为詹氏的文化批判虽独步天下，才智令他本人佩服之极，却也是“文化左派”弊端的集大成者。关键在于，詹氏用一种批判的唯智论代 替了社会理想主义的乌托邦热情。一切都在理论显微镜下变成了“晚期资本主义”的“征候”。作者忙于揭穿假象，不屑解决局部问题；穷于理论思辨，却不能激发读者投身社会实践。这种“知”的代价，是抬高了文化批判的“认识论意义”而牺牲了“伟大文学作品的激励人、鼓舞人的本质”。说来奇怪，大多数论者都认为詹姆逊的文化理论带有很强甚至太强的乌托邦色彩，而罗蒂却恰好在这一点上认为詹氏“知”有余而“理想主义”不足。其实，这只是因为两个人乌托邦理想的“参照系”不同。詹姆逊的历史理想，包含着一个超越资本主义 （当然更超越美国） 的乌托邦远景。它对现有体制的态度，是承认它的现实性而质疑它的合理性。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批判下面，是一种海德格尔式的由“去蔽”而致“存在之澄明”的努力。而罗蒂的历史理想则包含在“美国理念”之内，“美国民主”本身构成了历史的终极视野。难怪对于罗蒂说来，有理想就等于爱美国，乌托邦冲动就等于投身于一场未竟的实验，“为实现我们国家的理念而奋斗”。

由此不难理解，罗蒂为什么抱怨美国的“文化左派”不为国民提供民族认同的理想形象，不与其他阶层和团体结为社会改良的同盟军，反倒致力于教导美国人了解、尊重、承认“他者”或“异己”。这里的“他者”指的还不是非西方世界，而是美国国内的弱势群体。罗蒂并非反对在大学里设置女性研究，黑人研究，同性恋研究，西班牙语裔美国人研究，移民研究等科目。他承认，一直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美国的民主和社会运动并没有为提高这些美国公民的地位做出什么努力；相反，对他们的虐待和不公平至今还有种种“为社会所认可的方式”。但他觉得成问题的是，“文化左派”把这类研究变成了“受害者研究”，而受害者又仅仅由他们的族裔、性别和性倾向来定义。于是本来应该帮助美国国民认识人类文化和美国社会多样性的“文化研究”，变成了宗派林立，认人惟“亲”，视野狭窄，与国家民族认同离心离德的“身份学”、“立场学”。

罗蒂不无挖苦地问，既然是关心受害者和社会不公，学院左派为何从来没想过设立几个“失业者研究”，“无家可归者研究”，“贫民窟”研究项目呢？罗蒂不满的是，“文化左派”虽然侈谈为受害者争平等，却拿不出任何在经济上和政治上改善弱势群体生活的方案。在他看来，与其拿“身份”做文章，不如争取更多的立法和政策上的改革；与其在理论上空谈“差异性”，不如创造条件，让弱势群体有机会参与到美国国民生活的主流中去。

在罗蒂看来，“文化研究”领域的文化左派以狭隘的地方主义和“身份本质论”从内部挑战美国民族认同，而持世界主义立场的文化左派则从外部否定民族国家的合法性。后者认为在“全球化”的今天，民族国家早已是过时概念，所以根本没有必要试图激活国民政治。罗蒂则针锋相对，指出在可预见的未来，尽管民族国家不再是资本主义的基本单位，但它仍是社会福利的保证、社会正义的后盾。更重要的是民族国家仍将是大众政治参与和推动社会变革的“惟一”途径。他讥讽那些过早地构想民族国家之后的“世界政体”的左派世界主义者，说他们的空想同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图景一样“没有用处”，“既无法防止新的等级社会的出现，也无法防止右翼民粹主义借人们的怨恨情绪卷土重来”。应该说，罗蒂对民族国家在全球化时代的重要性的看法，还是颇有见地的。持相似看法的人中，就有罗蒂刚批评过的詹姆逊。在最近一系列谈全球化的文章和演讲里，詹氏同罗蒂一样，认为国家民族的政治是 当今世界上民众政治参与的惟一有效形式，即便抱国际主义理想的人，也只有从参与改变本国政治和政策做起。詹姆逊强调，批判的知识分子最终不是要维护资产阶级国家，但保卫福利国家制度，抵抗激进右翼的市场万能论，却应是西方左翼的“第一道防线”。

罗蒂在书中多处描述了自六十年代以来，美国左翼一直在做批判对象的“命名”工作，力图把对资本主义的局部批评转化为对“体系”的总体批判，把对具体现象的分析转化为对一般社会“心态”的意识形态批判。但面对强大的对手，左翼屡败屡战，在日趋激烈和“深刻”的同时，也越来越哲学化，理论化，逐渐从推动社会改良的政治左翼蜕变为深居学院的“文化左翼”。罗蒂不客气地指出，“文化左翼”大可以继续它越来越抽象的“总体批判”，但是“院墙外面，普通的美国人却仍需要能够激发他们、鼓舞他们的故事和形象。他们仍想为美国和身为美国人而感到骄傲。他们爱自己的国家，想成为这个民族共同体的一部分。他们想主宰自己国家的命运，使它成为一个更美好的地方”。詹姆逊近来对民族国家的重视，是不是代表了“文化左翼”对罗蒂这一批评的正面回应呢？

罗蒂讲演集的副题是“二十世纪左翼思想”。它在语法上是正题的同位语，是那个自我实现的民族国家的精神蕴涵。这个左翼当然不是“文化左翼”。罗蒂为什么既批左又以左派自居呢？他的思想传承和对当前问题的看法，看上去是典型的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言论，但他却一再坚持自己属于二十世纪美国的左翼思想。他所谓的左派，又如何界定呢？

罗蒂强调知识分子必须为国家民族提供必要的“叙事”和“形象”，以激发和鼓舞国民投入社会政治改革，帮助国家实现其内在理念。但在他看来，这个使命只有左翼能够承当。罗蒂写道：

我国历史上既有活跃的左翼也有活跃的右翼。它们之间的争论还将继续下去。这是我国政治生活的核心，但左翼承担着使之继续下去的责任。因为右翼从来不觉得这个世界上真有什么东西需要改变。右翼总认为美国的情形大体上还不坏，而且说不定现在比以前更好。它认为左翼争取社会正义的斗争是在制造麻烦，是乌托邦主义的愚蠢行为。但左翼之所以叫做左翼，就因为它是追求希望的群体。它坚持认为，我们国家的理想还远没有实现。

罗蒂的“美国左翼传统”包括从废奴运动、三十年代劳工运动和罗斯福新政，一直到六十年代民权运动和妇女运动的“社会进步”和“政治改良”实践。它的核心是争取“在社会意义和道德意义上都令人满意的财富分配方式”，并通过进步的立法和政策保护弱者的经济和政治权益。这个左翼传统的对立面，就是以“个人自由”和“自由竞争”为名，支持由这种“自由”造成的不合理财富分配的“右翼”社会精英。正因为罗蒂把社会正义看做“美国民主”的题中之意和民族更新的必要条件，所以他一再强调左翼不但得有具体的、行之有效的改革方案，还要高举爱国主义的旗帜，激发大众对“美国民主”的自豪感和参与感，力争主导国家政治生活的主流。他借美国史学家李希腾斯坦的 话来证明，美国历史上的进步改革派，都是爱国主义精神的拥护者。传统马克思主义者往往认为资产阶级的社会改革家“客观上是反动的”；罗蒂对此颇不以为然。他指出，那种认为真正的社会改革只能是自下而上的看法并不符合美国实际。美国进步社会运动的历史，充满了“自上而下”的改良方案和“自下而上”变革努力的结合。

罗蒂的社会民主理想包含在美国宪政民主的框架之内，它对社会正义的要求源于资产阶级民族国家尚未完全兑现的许诺，植根于“美国理念”的自我实现过程。这本书读来不时会给人一种强烈的“美国中心论”的感觉 （通篇对美国以外的世界未着一字） ，但作者在美国语境里说的话，自然会在美国以外的参照系里获得不同的含义。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罗蒂看到了社会变革和民族理想之间的互动，并由此提出了左翼知识分子同爱国主义之间关系的问题。这在当下美国的学院氛围里很不时髦，左右不讨好。美国的一些“文化左翼”知识分子更多会对罗蒂用爱国主义或“民族自豪感”来增强国民凝聚力的做法持保留态度，但中国读者却不能不认真看待他对观念生产和民族国家的政治生命所做的思考。对任何有社会责任感的知识分子来说，这都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