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
1939年，贝利亚亲自把喀山精神病医院划归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喀山监狱管辖。
从此，苏联有了第一个监狱精神病院，也是很长一个时期内苏联唯一的精神病院，送到这里来的有苏联各地的“精神病人”兼犯人。
在整个苏联时期仅仅送进喀山监狱精神病院的人就有数万。
在赫鲁晓夫作秘密报告批判斯大林搞个人崇拜后，苏联开始出现由知识分子发起的持不同政见者运动，他们要求自由、民主和法制改革。
但在苏共看来，不同声音就是在给苏共制度抹黑，是阴谋颠覆苏布政权。因而，持不同政见者运动遭到各种压制，比如制定《思想颠覆罪》条款，克格勃镇压等手段。
将持不同政见者送进精神病院也是他们的手段之一，赫鲁晓夫曾说过一句名言：“只有精神病人才怀疑苏联光明美好的前途。”
言下之意，在苏联这个幸福的国度里，只能是鸟儿在歌唱，那些发出杂音的一定是精神不正常。
把“社会异己分子”送进精神病院，对于苏共当局来说，既可维护苏联法制的体面，也能体现人道主义。于是这种做法就从斯大林时代延续到了赫鲁晓夫时代、勃列日涅夫时代、安德罗波夫时代……
与此同时，苏联还有一套搭配完整的鉴定精神病的“科学”体系。
莫斯科有一个法医精神病学研究所，名义上是专门研究社会类精神问题，实际上是如何用精神病的病理把一个持不同政见的人确诊为精神病，他们将这个过程称为：“精神疗法”。
如此，他们便可以把“病人”关押起来，实施“治疗”。并声称是为了“病人的切身利益”，也是为了“全社会的共同利益”。
斯涅热夫斯基是苏联精神病学领域排名第一的医生和科学家，他创造或者说虚构了一种“缓慢型精神分裂症”，他和来自所谓“莫斯科精神病学学院”的同事声称，那些得了“缓慢型精神分裂症”病人的主要特征就是对现行体制不满或表示抗议。
从病理上说，是因为病人“无法把握现实而转向对体制的不满”，“悲观主义”或社会适应能力差也属于缓慢型精神分裂症的症状之一。
苏联医生安德烈·斯涅热夫斯基
并且，这是一种“渐进性的精神分裂症，病情会由重到轻，恶化的过程有快有慢，并且在极度恶化之前病人身上并没有预兆”。
也就是说，不管你有没有症状，都可以被判定为精神病，一旦被认为是精神病，即使你没有症状，他们也可以说你是早期患者。
仅仅如此还不够，为了防止漏洞，他们还打了更多补丁。
斯涅热夫斯基和他的同事还为“缓慢型精神分裂症”增加了其他症状，比如“幻觉”、“改良主义妄想”、“为真理而斗争的妄想”，对哲学、宗教和艺术表现出特殊兴趣的人也是症状之一。
这个研究成果，基本可以说是指哪打哪，只要他们愿意，任何一个人随时随地都可以“被精神病”。
在这套理论的指导下，全苏联有几百家医院参与到“精神疗法”的体系里。
到1960年代后期，为应对日益不断变化的局势，当时的克格勃的负责人安德罗波夫，又提出了一个伟大的计划：对“持不同政见者和他们背后的帝国主义力量”发起复兴式的总攻。
1969年，安德罗波夫提出，要一次性全部清理掉反苏维埃的异见人士，因此他颁布了一条法令：“防止精神病人危险行为措施条令”。
这个法令授权所有的精神科医生，只要是有人符合某些在政治上描述的条件，就可以确诊为精神病患者，把他们都关起来。
安德罗波夫当局还鼓励医生们主动去“寻找”得了精神病的政治犯，医生甚至还可以对某些精神病搞“钓鱼诊断”，也就是在医学上给政治犯们设一些“精神病的陷阱”。
于是，世界精神病诊断史上的奇迹出现了，苏联的精神科医生的变身为警察和法官，只要有需求，他们就可以把一个正常的人判定为精神病患者。
根据“政治用途精神疗法国际联盟”的资料显示，整个苏联时期至少有20,000人因为政治原因被关进了精神病院，不过很多历史学家认为实际的数字比这个要高很多。
被当成精神病关进监狱的有苏联物理学家安德烈.萨哈罗夫、作家和人权活动家彼得·格里戈连科，文学批评家，翻译家瓦莱丽塔尔西斯还有女性活动家，诗人娜塔莉亚·戈班耶夫斯卡娅等人。
1989年时，苏联总共还有1020万人在“心理性精神疾病诊疗所”注册登记，一般认为，其中至少30%是“被”精神病的人。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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