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最高法发布涉税典型案例，更高效指导实践活动
“虚抵进项税额”被认定为逃税罪中“欺骗、隐瞒手段”的行为。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典型案例1：郭某、刘某逃税案——以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抵扣逃税的，应根据主客观相一致原则依法处理。
最高院在本案例的典型意义中指出，“逃税，是行为人逃避应纳税义务的行为，危害结果是造成国家应征税款损失；骗税，则是行为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骗取国家已收税款。因此，两罪主体的主观恶性和行为的客观危害性相差较大，司法机关应依法查明、区别对待。基于主客观相统一原则，应区分逃税和骗税；基于罪责刑相适应原则，骗税危害性更大，行为人主观恶性深，应依法从严打击；基于‘三个效果’考量，对负有纳税义务的企业实施的上述行为依法以逃税论处，既符合行为的本质属性，也符合罪责刑相适应的基本原则和法律规定，有利于防止对实体企业轻罪重罚，有利于涵养国家税源。”
其实，这种观点在实践中早有论述，只是很多法院还是有些忌讳，畏首畏尾。即便典型案例出台，也照样会有自己的很多顾虑，包括具体案件具体分析的解释，等等。这就是司法困境。
法律给了司法者自由裁量权力，但是又有滥用职权、枉法裁判的达摩克利斯之剑的警示在。总之：难。
司法者如果不能精准理解和适用法律，就可能因此被打击。而如果适用重罪，司法者一般不会出错。要想改变这种现象，应当从改变重刑思维开始。
在涉税罪名中，多数都相互交织，难以区分。比如，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与很多罪名都有交集，如果不能限定射程，犯罪构成要件不清晰，司法者不会轻易弃用。
究其原因，是未遵循法秩序相统一的基本理念。刑罚轻动，风险低，简单又便捷。这是部分人的真实想法。
如何解决？
首先要厘清犯罪构成要件。作为大前提的法律应当准确，涵摄范围清晰确定。如果大前提不确定，小前提和结论也就无所适从。
最高检、最高法对涉税的相关罪名不断打补丁的行为实属无奈之举，原因就在于司法已经影响到法律内涵。司法使法律本身应有的含义被不断地错误适用。
辩护时应当如何解决呢？首先要解决法律解释问题，务必使犯罪构成要件清晰明了。只有这样，法律才能正确适用。
法律解释权在立案机关及其授权机关，不仅启动难，而且漫长。而最高司法机关通过发布典型案例的方式指导司法活动，能更加高效地指导司法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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