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为何如此忙碌且贫穷？

工时制度直接关系到工人的生产生活。现在中国工人阶级承受的普遍是两班倒，六天十二小时，月工时300左右。中国工时不仅是世界之最，而且疫情之后还有增加的趋势，这与中国最低工资过低和缺乏工会对资本的制衡有关。中国工厂工时过长，普遍上夜班，是资本延长剩余劳动时间进而增加剩余价值的手段。两班倒的后果严重，导致工人的身体健康遭到摧残，结婚率和生育率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劳动效率降低，次品率提高，破坏了社会生产力的正常发展条件。现阶段，应该提出增加底薪到四千的基础上，落实五天八小时的主张，具体而言，一般的制造业企业应实行长白班，禁止夜班，电力、物流等有夜班运行需要的企业，应增加人手，实行四班三运转或者五班三运转，同时改善生产流程，减少设备故障导致的等待以及返工导致的劳动时间延长。工人在休息时间，除了恢复体力外，可以组织学习，游戏，体育锻炼，聚会和议事等活动，组建工人团体，发展体力和智力，为工人阶级的解放创造条件。

2019年6月12日，工人在比亚迪西安基地总装车间准备为新能源汽车安装座椅。图源：新华社

农业生产是看天吃饭，没有固定的工时制度，机器大生产产生之后，工人在厂房里劳动，不会因为天气的变化而调整时间，逐渐形成了固定的工时制度，最多有夏令和冬令两种微小的区别，但每天劳动时长是多少已经规定好了，相应就有加班时长和加班费，这种工时制度是机器大生产所必须的。中国自清朝末年引进了西方的机器生产，也随之带来了工时制度，比如，开平煤矿曾经有三班倒的制度，到了民国时期两班倒就已经盛行，这是那个时代工人阶级命运的一个侧面。现在的工人依然困于长时间的过度劳动，身心俱疲，苦无出路。

中国现行工时制虽然是1995年规定的五天八小时，同时《劳动法》允许特殊岗位实行综合工时制或不定时工时制，平均每周工作时间不超过40小时，并对超时工作支付加班费，但是，在现实当中，人们熟悉白领阶层的“996”，却不知道工厂蓝领工人的工时普遍是更为糟糕的两班倒，即一天划为两个班次，每个班次12小时，工人长期处于晨昏颠倒的状态。以比亚迪为例，工人上一个月白班（早八到晚八），再上一个月夜班（晚八到早八）。这种工时之所以比996更为糟糕，是因为晚上一个月的夜班对工人身体的损害非常大，而且工资又远低于996的白领阶层。下面我们来分析一下这种工时制度产生的原因及变革的方向。

一、中国的劳动工时是世界之最，而且还在延长

工时制度直接关系到工人阶级的生产生活。中国工人平均劳动时间是世界之最，2025年企业人员平均每周劳动时间达到49.1个小时[1]，超过六天八小时，而且刷新历史最高记录。

从纵向对比看，中国近十几年，工时有不断延长的趋势，甚至在疫情期间都在延长，现实中的两班倒代替了五天八小时成为主流工时，从横向对比看，国际劳工组织撰写的《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工时不足、工时过度及工时错配》显示，中国工人的工时既高于发达国家（如日本，韩国），也高于发展中国家（如越南）。

二、五天八小时如何倒退为六天十二小时？

八小时工作制最早由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于1871年8月提出，他创造了著名口号：“8小时劳动，8小时休闲，8小时休息”，在电视剧《觉醒年代》中李大钊在长辛店工人集会时大声疾呼的就是这个口号。1866年9月，在日内瓦召开的第一国际(国际工人协会) 代表大会上，根据马克思的倡议，正式提出了“8 小时工作制”的战斗口号。

电视剧《觉醒年代》剧照。图源：豆瓣

五天八小时后来在西方发达国家得以实现，不仅是工人阶级持续不断的斗争的结果，也曾经是资本家权衡利弊之后的理性选择。正如毛主席在1959年12月30日说的：“关于缩短工作日的问题。鞍钢有的生产单位，曾经做过一个试验，把三班制改成四班制，六小时比八小时的效率还高一点。原因是精力更集中。英国在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中，在工人争取八小时工作制的时候，资产阶级曾经做过调查，证明八小时工作比更多时间的工作，效率更高，这样对资本家更有利，他们也就赞成了。”[2]80年代的中国，在国有经济绝对主导的情况，体制内已经有人在研究五天八小时制度，实际上就是考虑有利于经济特别是第三产业发展的[3]。1995年，中国政府正式出台法律确立了五天八小时工作制，因为国有经济那时仍属于大头，所以对于当时的城市劳动者来说，这一制度基本算是实行了。

那么，为什么五天八小时工作制在现在事实上倒退回了六天十二小时工作制呢？从生产关系上看，雇佣劳动关系的不断发展是最根本的原因。九十年代之后，农村小生产的破产造成了大批农民进城打工的浪潮，90年后期开始的国企改制造成了大量工人下岗，被迫进入劳动力市场。城乡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造成了几个亿的雇佣劳动力供给。而且，这种劳动力供给是高度原子化的，无法对抗处于强势地位的资本，造成了中国工人劳动条件的急剧恶化。

两班倒工作制不是中国本土的发明，早在两百年前的欧洲就已经存在，是资本主义的特有产物，马克思曾说，在资本主义产生之前，过度劳动只在开采金矿这样的特殊场合才有，小生产则没有占有剩余劳动的“无限制的需求”。两班倒是工业革命的产物，最早由英国企业家理查德・阿克莱特于1771年创立。他在创办纺织厂时，为实现水力纺纱机24小时连续运转，将工人分为两组，每班工作12小时，白班从早上8点到晚上8点，夜班从晚上8点到次日早上8点，开创了 “人停机不停”的生产模式。另一种说法认为两班倒制度形成于1843年，曼彻斯特纺织厂主约翰・威尔逊在工作日志中写下 “让机器永不停歇” 的理念，这种生产哲学迅速在工厂主群体中传播，促使了两班倒制度的正式确立。

马克思曾严正控诉过两班倒，他说：“在一昼夜24小时内都占有劳动，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要求。但是日夜不停地榨取同一劳动力，从身上说是不可能的，因此，为克服身体上的障碍，就要求白天被吸尽的劳动力换班工作。”[4]就连在当时英国官方眼里，这种超过一定界限的过度劳动都“实在可怕”[5]。

在中国，两班倒制度在新中国成立前就已存在。民国时期，上海、天津等地的纺织业普遍实行12小时两班制。中纺青岛分公司所属纺织企业实行白夜班两班制，每班10小时。抗战时期，重庆裕华纱厂等工厂已采用12小时两班倒制度。

新中国成立初期，两班倒继续维持了一段时间，比如，纺织行业实行两班制，每班10小时，但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逐渐建立，生产的目的由占有剩余劳动转变为满足社会需要，所以劳动时间会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缩短。1952年之后逐渐改为三班制，每班8小时[6]。1959年，鞍钢部分单位实行了四班三运转（也叫四班三倒），是用四个班的工人轮流从事三班倒生产的一种轮班工作制度，工人可以得到更有规律的休息。这一制度70年代末推广到纺织和化工等企业。

1978年改革开放，中国开始大规模招商引资。1978-1985年，港资和台资企业在纺织、服装、玩具等劳动密集型产业率先使用两班倒制度。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随着电子工业崛起，电子厂开始大规模采用两班倒，尤其在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的外资和合资电子企业。90年代后期，两班倒扩展到家电、机械、化工等更多制造业领域。最近十多年，两班倒扩展到了汽车厂和汽配厂中，成为大部分制造业工厂的工时制度。

对中国工时制度影响比较大的是雇工峰值曾达到百万以上的富士康集团，富士康1988年进入中国大陆，虽然劳动条件恶劣，但实行的是单班制度，1996年龙华园区开工后，实行的是三班倒。但是2000年后，富士康的工时制度改为了两班倒，这里面的原因，一个是苹果订单的到来，富士康的产能急剧的扩大，另一方面就是那时三农问题日益严重，农民大量出外打工大大增加了劳动力的供给。

流水线上的富士康工人。图源：网络

国有企业的工时从90年代开始，也由四班三倒倒退回三班倒，美其名曰减员增效，实际上是资本向劳动的一轮进攻。1998年，杭州第二棉纺织厂改制为中兴纺织厂，工人大量下岗，在岗的工人由过去四班三运转改变为三班三运转，用工减少800名[7]。2004年常山纺织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后，在中国纺织协会的指导下，以四班三运转改为三班三运转为突破口，在2004年一次性裁员6300人[8]，讽刺的是，这个“裁员增效”的案例还被评为首届“中国人力资源管理大奖”的成功案例。1995年，中国法律规定五天八小时成为标准工时，但主要只能在公务员、事业单位和国企实行，随着国企改制，仅存的国企中大部分工人又是派遣工，真正能享受到五天八小时的工人少之又少。

综上所述，改革开放的过程也是工人阶级工时延长的过程，从已经普遍落实的四班三倒和1995年的五天八小时退回到两百年前英国和解放前旧中国的两班倒，这不得不说是一个重大倒退。从根本上说，工时的延长是劳资力量对比中资方占据上风的结果，实际上是一种绝对剩余价值的增加，是资本对劳动剥削的加重。

中国现行工时过长除了资本剥削的原因之外，还有一些特殊的原因。劳动力买卖作为一种商品买卖，本来可以通过劳动力的市场供求来调节，不会一直延长，而看不到缩短。但劳资双方并不像一般商品买卖那样是平等的，资本掌握着生产资料，掌握着招聘条件的设定、合同条款的拟定、轮班制度的确定、工资发放的时间和方式等权力，所以，劳动者只能抱团组成工会，才有可能构成对资方的制衡。由于中国缺乏工会对资方的制约，又没有集体谈判机制，使得资方在劳资关系中处于绝对强势地位，就连官方在2008年《劳动合同法》出台的时候也承认“劳动者相对弱势、资本过于强势，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得不到应有保护”[9]，由此造成工人的工资被过分压低了，这是工时过长被工人接受的一个直接原因。工厂普遍贴着本地最低工资发放五天八小时的工资，最低工资又普遍只有两千多元，扣掉社保所剩无几，为了能够生活，必须要加班。很多时候，工资计算方式由计时改为计件，工人为了拿到同样的工资，又被迫要延长劳动时间。最近有抖音博主做了一个送外卖的挑战，在不闯红灯，不逆行，不超速的情况送外卖，每天八小时，周末双休，最终结果是一个月只能挣到1642元的收入。

非正式用工的滥用也是工时过长的一个原因。饥饿营销使得制造业工厂有时短时间内需要大量劳动力，所以企业喜欢使用大量的小时工。劳务派遣在实际过程也被大面积滥用，满足了企业旺季需要大量工人长时间加班的用工需求，在淡季可以轻易解雇，规避责任。

电影《特区打工妹》海报。图源：豆瓣

工人阶级对劳动时间的延长是有过抵制的。上世纪的80至90年代，由于社会主义革命余波的影响，国企工人以怠工为主要手段反对干部的官僚和腐败，但因为工人缺乏组织，这种消极反抗导致的是管理层以怠工为由，建立起更为严苛的管理制度和工时制度[10]。农民工中也曾有过抵制，90年代初拍摄的电影《特区打工妹》中有农村教师出身的女工杏子反对加班，认为这是“老板利用我们赚取剩余价值”，但其他女工认为可以多赚加班费，她只能以辞工来对抗。2016年，各地的沃尔玛工人曾经抵制过资方以综合工时制变相延长劳动时间，甚至曾短暂得到过官方工会的支持，但最终也是以失败告终。总的来看，抵制失败的原因主要是缺乏组织，也与早期农民工的半无产阶级身份有关。中国工人阶级在21世纪以来的斗争，集中于增加工资和要求关厂补偿，2014年以来又有要求缴纳社保和公积金的一轮斗争，但很少有提出缩短劳动时间的诉求，之所以这样，一方面与最低工资过低有关，另一方面也与以农民工为主的工人缺乏公共生活经历，缺乏政治意识有关。

三、过长的劳动时间对生产力发展的破坏作用

1.过长的劳动时间对工人身体健康的影响

人是生产力中最宝贵的因素。过长的劳动时间创造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但这是以摧残着工人的身体，限制工人的智力和政治意识发展为代价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引用英国工厂视察员的话说“如果不先限制工作日，不严格地强制贯彻工作日的法定界限，要想在社会改革方面采取进一步的措施，是决不可能有任何成功希望的”。巴黎公社的重要举措之一就是取消面包工的夜班。

工时过长造成了工人的早衰和职业病频发。职业病在统计数据中九成都是尘肺病和矽肺病，这和中国职业病的认定有关（尘肺病只能是在煤矿等特定劳动环境下发生，容易认定，企业方很难逃脱），但工厂的职业病绝不仅仅是这些。面相显老是工厂普工的共同点，在噪音大的工厂容易导致听力受损，长期在印花厂、五金厂工作可能因接触化学物质、粉尘、高温、噪音等，引发多种职业病，主要包括呼吸系统疾病、皮肤病、听力损伤、肌肉骨骼问题及职业性肿瘤风险。夏天长时间户外作业的工人容易中暑，因热射病死亡也屡见不鲜。由于长期疲劳工作，工人在工位或宿舍突然猝死也屡见不鲜。世界卫生组织对194个国家和地区的研究结果显示，与周工作时间为 35-40小时的劳动者相比，那些周工作时间达到或超过55小时的劳动者患缺血性心脏病和中风的风险更高。有中国学者从2369个样本中得出结论：“工作时间对劳动者身心健康的影响存在阈值效应。当脑力劳动者周工作时间超过40小时， 体力工作者周工作时间达到或超过50小时， 劳动者身体健康状况开始变差；周工作时间达到或超过70小时，无论是脑力劳动者还是体力劳动者，其身心健康状况都进一步显著恶化。”[11]中国肥胖的快速增加也有劳动时间过长有关，“当劳动时间超过8小时，睡眠时间不足7小时，均会促使BMI及腰围显著增加。”[12]

长时间劳动对工人心理的影响也不容忽视。2022年梁永锡等对某市电子制造业职业人群的研究显示抑郁症状检出率为73.5%，广东省职业病防治院主任医生陈惠清等对广东省电子制造企业员工的调查中，抑郁症状检出率61.2%，而且疲劳程度与抑郁症状检出率呈现正相关性，也就是劳动时间越长，抑郁症状检出率越高[13]。2010年富士康工人十三连跳与24小时连轴转的工时制度就有密不可分的关系。2021年，在深圳某电子厂实习的丹江口职业技术学校高二学生余某从宿舍六楼坠亡。据其父亲的公开信，余某生前实习压力过大，每日高强度工作长达十一小时，连续十余天通宵夜班，四次请假都被班主任以“旷工”警告处理。

有人感慨“干了12小时两班倒五年，到了30岁，腰都变50，睡眠也变成60”，还有人吐槽“三年都没陪孩子过周末，回家的时候孩子都睡着了，出去的时候孩子还没醒”；更有不少人无奈表示，“熬夜夜班搞得内分泌失调，看病花的钱比工资还多”[14]。这些实话，戳中了两班倒的残酷本质——不仅剥夺了休息的时间，还一点点蚕食着打工人的健康和尊严。

2.过长的劳动时间对结婚率和生育率的负面影响

劳动力再生产是生产力发展的一个必要条件。现在劳动时间过长，工作之外的时间只能睡觉和处理必要的家务，社交可谓是一种奢望，工资又过低，最低工资全国范围在2000多元，无法进行正常劳动力的再生产，这是中国结婚率和生育率过低的经济原因。

有学者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CFPS）数据库中提取三万多个样本，确凿地证明了：“从超时劳动来看，超时劳动每提高1单位，青年劳动者结婚可能性显著下降1.781%，生育可能性显著下降5. 253%。从工作时长来看，工作时长每提高1单位，青年劳动者结婚可能性显著下降0. 991%，生育可能性显著下降3. 320%。”[15]

单身和独居的人口也在逐年增加。2020 年全国“一人户”（独居家庭）达1.25 亿户，占全国家庭户总数25.4%[16]。据《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2023》的相关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底，我国的单身人口已突破2.4亿，并且这一趋势还在继续。

3.过长的劳动时间对生产效率和次品率的影响

工时过长造成了生产效率低下，产品不良率居高不下，这是工时过长对生产力造成的直接破坏。长时间工作会让身体和精神持续处于疲劳状态，注意力难以集中，容易出现操作失误。疲劳会降低判断力和反应速度，难以及时发现生产中的异常或偏差。持续高强度工作会影响动作协调性，导致标准化操作执行不到位，增加质量隐患。

根据麦肯锡发布的《制造业设备管理白皮书》，中国制造企业平均每台关键设备每年发生3.8次故障，而欧美标杆工厂这一数字仅为1.2次。60%以上的故障是由于日常维护不到位或点检流于形式[17]，而点检流于形式，原因在于工厂不把早上点检的时间列入工作时间，造成工人没有积极性去做这项工作，类似的还有每天工作后的擦拭机器和打扫卫生，工厂也不会把这些计算进工作时间，这是一种变相的延长劳动时间，马克思把这个叫做“偷时间”。中国质检报告显示，在汽车总装过程中，“工人疲劳和压力大”是导致装配质量问题的主要原因之一。[18]有电子厂的数据显示，“凌晨3-5点产品不良率峰值可达日间2倍”[19]。

据测算，工人每个小时的劳动效率不是均等的，在第二个小时达到高峰，然后开始下降，第六个小时急剧下降，且加班时最大工作效率与正常工作时间内转折点处（第6个小时）的工作效率一样[20]。以上数据可以看作是缩短劳动时间的生理学基础，也就是未来理想的工作时间，可能是每天六小时，每周最多干五天。从多重权重的估计结果看中国“过度劳动”的经济年度总损失，“范围在1.30万亿-1.59万亿”。[21]这个损失占GDP的比重远高于日本和澳大利亚。

过长的劳动时间还造成了事故频发。有报道称“超长加班，过度疲劳是工伤事故的主要原因。在走访的深圳市龙岗区受伤住院职工中，因个人因素导致受伤的人员占50.3％，大部分受访者都认为是由于精神不集中，过度疲劳所导致的事故发生。”[22]而疲劳驾驶与交通事故的高度相关性，已经成为社会广泛共识。

四、如何解决这一问题？

首先， 血汗工厂制度带给了资本家巨大利润，带给工人的只是微薄收入和牛马一生的命运。工人应该从思想上抵制现在普遍实行的两班倒，“让思想冲破牢笼”（《国际歌》），争取真正落实五天八小时，如果仅仅是因为夜班管理松而喜欢上夜班，这只能说是一种消极的反抗，而且在数字化监控下摸鱼也越来越难。有学者在田野调查中发现，“选择上夜班是我国制造业工人逃避资方监管的日常策略之一。由于中高层管理者通常不会上夜班，夜班的监管比白班更为放松， 工人偶尔打瞌睡、 玩手机也不会受到惩罚。”[23]但随着数字化监控设施的普及，工人“喜欢”上夜班的理由消失了，“Ａ工厂的一名车间管理人员说道：以前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工人比较喜欢上晚班……以前我很不能理解，为什么？白天上班多好， 我的生物钟也正常是吧？我上晚班我还得熬夜，这对身体就是一个很大的损耗。但其实不是的，他们工人宁愿上晚班，为什么？ 白天的话有人管，晚上自由度非常高。……以前没有数据，你不可能总是盯着他。现在我们通过这种数字化（监控）系统，你逃不了了。现在A厂的工人你问他喜欢上什么班，大家都会说上白班好一点。（访谈， 20201014）”[24]

要解除工人对缩短劳动时间可能性的怀疑，我们不妨做一些纵向和横向的对比，可能很多工人并不清楚两班倒在中国实行的时间并不长，在国外同等类型的工厂也早已绝迹。根据前文所述，1959年，中国的鞍钢就已经尝试了四班三倒，1971年中国的化工厂，也已经实行了四班三倒。1970年代末，中国企业已经普遍实行四班三倒。刘强东甚至从资本家的角度也看出了当机器逐渐取代人力之后，“未来员工可能每周只需工作一天甚至一小时”[25]。

现在德国大众和日本丰田的工时制度是怎么样的呢？日本丰田是限制夜班的，基本工时是四班三倒，丰田工厂的四班三运转制是一种轮班制度，将员工分为A、B、C、D 四个班组，每组在8天周期内连续工作2天早班→2天中班→2天夜班，然后休息2天，形成 "2早+2中+ 2夜+ 2休" 的循环模式。每周平均工作42小时，低于法定上限。连续工作不超过2天，避免过度疲劳，每8天有2天连续休息，利于调整状态四组轮换，避免长期固定夜班对健康的影响。在生产旺季或订单激增时，可临时增加班次或微调休息时间，但严格控制月加班不超过30小时（丰田自定标准，低于法定 45 小时上限）。德国大众每周35小时(5天)，生产线工人实际约 30-33 小时/周，实行的是类似日本的四班三运转。2027年起，沃尔夫斯堡工厂计划试点每周四天工作制。

其次，从来没有神仙皇帝，一切要靠我们自己，工人要争取立法，提高最低工资，限制工作日[26]。中国的最低工资全国各省都只有两千多元，普遍低于本地社平工资的六成，应该立法规定最低工资不能低于本地社平工资的六成，按照现在各地社平工资普遍在七千以上计算，中国的最低工资最少应该在四千元。一般的制造业企业（比如汽配厂、电子厂、服装厂等）应该取消夜班，落实五天八小时的长白班，电厂、快递工厂等在现阶段有夜晚运行需要的应该增加人手，实行四班三倒或五班三倒。比如很多岗位比如物流分拣的工作过累，一个人在干两个人的活，人比牲畜还不如，这是提高工资和缩短工时都不能解决的，这些岗位应该增加人手。服务业工人比如超市工人也应该相应减少劳动时间。

再次，工人应该争取改善生产流程。生产流程安排不合理，设备日常维护不到位，非到坏了才去修，返工率高，这也是工人劳动时间过长的一个原因。工人应该要求厂方及时检修设备，减少因设备故障导致的无谓等待时间。

那么，缩短了劳动时间，增加了休息时间，工人除了恢复体力，还应该做什么呢？这也是现实当中工人存在的一个困惑，许多工人除了用双手挣钱，不知道该做什么。马克思曾说：“不言而喻，工人终生不外就是劳动力，因此他的全部可供支配的时间，按照自然和法律都是劳动时间，也就是说，应当用于资本的自行增殖。至于个人受教育的时间，发展智力的时间，履行社会职能的时间，进行社交活动的时间，自由运用体力和智力的时间，以至于星期日的休息时间（即使是在信守安息日的国家里），—— 这全都是废话！”[27]也就是说，工人应该利用休息时间去学习，去发展智力，去履行社会职能，去社交，比如，工人在休息时间，除了恢复体力外，可以组织学习，游戏，体育锻炼，聚会和议事等活动，组建工人团体特别是工会，发展体力和智力，为工人阶级的解放创造条件。

原标题：论两班倒的成因、危害及变革方向 作者：思晨

注释：

[1]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2]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4卷，第291页

[3] 胡平：《五天八小时出台始末》，作者时任国家科委中国科学技术促进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和主任

[4] 《资本论》第一卷

[5] 《资本论》第一卷

[6] 郭铮：《二班改三班，缩短了工作时间》，《中国劳动》1956年第12期

[7] https://www.baike.com/wikiid/542177365018278071?anchor=21

[8] 马超 , 高元祥：《常山股份裁员增效案例》，《中国人力资源开发》， 2006年

[9] 《岁月留痕：吴邦国工作纪事》，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362页

[10] 《改革年代资本运动》，第19-20页

[11] 王广慧、 苏彦昭：《工作时间对劳动者健康影响的阈值效应分析》，《劳动经济研究》2021年12月

[12] 王欣、杨婧：《劳动时间长度与健康的关系——基于肥胖视角》，《人口与经济》,2020第1期

[13] 陈惠清等：《电子制造企业工人疲劳度与抑郁症状相关性分析》，《职业卫生与应急救援》，2025 年 8 月

[14] 网文：《打工人怒赞：12小时两班倒该停了！8小时工作制才是共赢之法》

[15] 肖涵、葛伟：《超时劳动对青年婚育行为的影响机制分析》，《山东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3期

[16] 数据来源：中国第七次人口普查

[17] 麦肯锡《制造业设备管理白皮书》(2021)

[18] 数据来源：中国质量协会，https://www.caq.org.cn/html/zyfw/hjlw/11012.html

[19] 伙伴云平台《电子厂生产管理与排班制度》，https://www.huoban.com/yx-jiaocheng/o12lWaajErokD7gl.html

[20] 王欣：《过度劳动及其经济损失研究》，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140页

[21] 王欣：《过度劳动及其经济损失研究》，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151页

[22] 王欣：《过度劳动及其经济损失研究》，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172页

[23] 邓韵雪：《数字时代的劳动监控：基于四家工厂的案例研究》，《清华社会学评论》第20辑

[24] 邓韵雪：《数字时代的劳动监控：基于四家工厂的案例研究》，《清华社会学评论》第20辑

[25] 刘强东11月7日在2025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开幕式上的讲话https://www.stcn.com/article/detail/3484416.html

[26]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八章《工作日》写道：“为了抵御折磨他们的毒蛇，工人必须把他们的头聚在一起，作为一个阶级来强行争得一项国家法律，一个强有力的社会保障，使自己不致再通过自愿与资本缔结的契约而把自己和后代卖出去送死和受奴役。”

[27] 《资本论》第一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