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
1929年的镇江已是南京国民政府的江苏省会，此时的镇江县长是孔宪铿。此人于1929年-1930年担任镇江县长，据说是孔子家族后裔，抗战时期落水。
镇江县长孔宪铿
早在1928年秋季，南京政府就明令全国禁娼。但由于社会现实情况，导致收效甚微，甚至使得行业更加混乱，“官娼”大量变为失管的“私娼”，流动性加大，社会危害加剧（治安、疾病方面）。
镇江当时处于江苏南北的交通要道，客货中转带来了大量的城市服务业需求，以至镇江成了全国娼妓业中排得上号的“大码头”，籍贯江南的“苏帮妓女”和籍贯江北的“扬帮妓女”在这里汇集斗法，今天看来着实尴尬。
那时镇江“后街”就是银山门一带的一个超大型红灯区，包括万家巷、龙王巷、小街、民国春街、魏同兴巷、贾家巷、板壁巷等等都是这一片区的组成部分。《镇江指南》、《江浙旅行记》等书中对镇江泛滥的娼妓业都有记载描述。
由于根本无法有效查禁这个行业，现实上越禁麻烦越多、越禁隐性危害越大。于是1929年初，江苏省政府在省会镇江召开全省六十一县庶政会议时，镇江县长孔宪铿一本正经的提出了“复娼”议案。此议案在会上一经提出，当场就有其他县长起立表示赞成。
镇江县的这个“复娼”议案在会议上被省主席保留，交给江苏省民政厅第五科核议，最终呈报给江苏省民政厅厅长裁夺。
当时新闻报纸还比较开放，有报刊发表议论谈到：首都南京严格禁娼后，大量的秦淮河妓女都跑到隔壁的镇江“再就业”，以至于星期六放假，首都南京的很多大小官员就会跑到镇江“过周末”。他们怀疑镇江县长的“复娼”议案有这个方面的现实影响。
至于我们镇江孔县长的恢娼提案内容，其言论的立足点是官娼表面禁绝后，私娼变得异常发达。认为这个行当有天然的供求关系，根本管不住。提案中写道“与其学英美之空谈高调，侈言禁娼。而遍地私娼。不如采取欧洲大陆之娼妓管理制度”。
镇江孔宪铿县长提出如下管理办法：
1、娼妓指定地点居住，必须进行登记，未经同意不得外出。
2、实行从业体检制度，第一次得病给予治疗，第二次得病取消从业资格。
3、派警员在指定区域巡逻，监督监视娼妓经营场所。
4、禁止卖身逼娼、长期包娼。
其认为这四项举措执行后，一是可以隔绝娼妓与良家妇女、二是可以有效阻隔疾病的传播、三是警察监管后，“好自为之”的良民会自觉对这些场所敬而远之。
当然娼妓业的存在本身，是一个社会经济问题，孔宪铿县长的观点属于“变堵为疏”，从社会角度来看举措也还是比较片面，以至当时也遭到了很多人的批判。
反对者、批评者认为，如果不解决这些娼妓的改行出路问题，只是一味的管控，实际依然没有办法解决“私娼”的泛滥和膨胀。
他们提出了几条新的意见：1、设立手工业场。2、筹办技能训练所。3充实女子职业。4、给予其自由从良的择偶婚配权。5、对经营私娼的老鸨重判。
他们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施行积极的“废娼”，而不仅仅是消极的“复娼”。不然只能是“南京禁娼，伊们就跑去镇江、苏州、上海、汉口....等到镇江禁娼，伊们又跑往扬州、无锡”。而在贺萧的 《危险的愉悦》一书中，提到1930年代苏州一带的一些乡间，做这行被当成一种“过上好日子”的途径。
最终，民国时代的“禁娼”运动，在社会和经济问题的拉扯下，抗战全面爆发前就以完全的失败告吹。直到1956年“三大改造”之后，也只被短暂压制了20多年，直到今天依旧是个老大难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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