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垣传》第五章——辅仁大学校长 风雨二十七年

合著/张荣芳 曾庆瑛

编者按：在中山大学原副校长张荣芳教授编写的三本不同类型陈垣传记中，中篇（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陈垣的每章篇幅适中，详略得当，适合网络连载。陈垣孙媳曾庆瑛教授分工写第一章、第十章、陈垣简介和陈垣已出版的主要论著目录，进一步增强了本书的权威性。纪录片《陈垣》梅明导演为网络版配视频和图片，形象立体地展现陈垣校长的风采。三人合力，以纪念陈垣先生诞辰145周年，弘扬励耘精神，赓续中华文脉。

一、辅仁社与辅仁大学

辅仁大学的前身是辅仁社。辅仁大学是罗马教廷天主教会在1925年创办的。

1912年，天主教知名人士马良（字相伯）、英华（字敛之）二人联名上书罗马教廷，请求在中国创办大学。当时该请求未能实现。

英华

1913年，英华因见教会青年子弟多不注意学习中国文化，当时他在香山休养，于是在香山静宜园办起辅仁社，主要培养各省教会中的青年子弟。社中传授文化知识，课程主要是学习“国学”，讲授中文、历史、书法（即习字）等课程，收有学员几十人。社中备有各种古今书籍和名人法帖，以供诸生探讨之用。 辅仁社学生须定期撰文，称为“社课”。

1913年，陈垣从广州来到北京后，常到辅仁社中与社长英华一起探讨文史。陈垣第一篇史学论文《元也里可温考》就是辅仁二社的课题。

1917年，直隶（今河北省）水灾，熊希龄在北京设慈幼局，救济受灾儿童，请英华任局长。次年，英华离开香山，香山辅仁社因之停办。这是第一次成立的香山辅仁社。“辅仁”一词乃取《论语 ·颜渊》“以文会友，以友辅仁”之意。

1919年以后，罗马教廷重提前议，曾多次派人来中国，了解中国教育情况，并曾与英华多次会面，商谈在中国办学之事。经磋商，罗马教廷认为在中国兴学，以委派美国本笃会办理为宜。因该会筹措办学经费比较容易。

1923年8月7日，全美本笃会开大会决议，将创办大学的事，委派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圣文森院院长司泰来。

1925年，司泰来派本笃会教士奥图尔（Otoole, 美国人）当未来大学校长。奥图尔1月来到中国，与英华在北京会面，商讨着手筹办大学的各项事宜。8月，筹备工作已渐就绪。在大学班招生之前，决定先成立国学专修科，招收大学预科学生一班，两年毕业，作为升入大学的预科，学校取名为辅仁社，仍沿袭英华在香山所办的辅仁社之名。

这个辅仁社是辅仁大学的前身，正式委派英华作社长。10月10日开学，预科的学生是按教会系统从各地送来北京学习的，共23人。预科班讲授中国文学、历史、哲学、英文、数学等课。

1926年1月，英华逝世，临终以大学校务托付陈垣。陈垣受托后，继续筹办建立大学事务。

辅仁大学从1925年设立辅仁社开始，到1952年高等院系调整与北京师范大学合并，前后经历了27年，陈垣始终担任副校长、校长之职，他是辅仁大学历史的见证人。

辅仁大学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可以分成几个阶段：初创期（1927年—1928年）；逐渐完备期（1929年—1933年7月）；继续充实期 （1933年8月 — 1937年7月）；抗日战争时期（1937年7月 — 1945年8月）; 解放战争时期和新中国成立初期（1945年8月—1952年）。

辅仁大学初创期。按当时教育部公布的《私立学校条例》第三条规定，私立学校应组织董事会，设置正、副校长。学校乃以奥图尔为正校长，陈垣为副校长。更名为“公教大学辅仁社”（公教即天主教）。设立大学文科，分为史学、 国文、英语三系，并准备附设二年制和三年制的预科。

1927年6月举行第一次董事会。会上报告了本校成立经过、筹款情况、决算和预算。提出组织机构，设总务长、教务长、训育部、会计部、秘书等职，并建立财政委员会、行政委员会、学务委员会，分理各项事务。会议决定改名为辅仁大学，全名为“私立北京辅仁大学”。会上推选陈垣为校长，奥图尔为校务长。会后呈报教育部立案。

不久， 教育部派员视察，批准试办。学制分本科、预科二部。本科修业年限为四年；分四系：国文系、史学系（附考古学）、英文系、哲学系。

1928年陈垣先生

1928年开始，创办了学术性学报《辅仁学志》，编辑凡例说：“本志主旨在研究中国学术，凡关于历史、 语言、文字、宗教、哲学、美术、金石等著作或译文，均所欢迎。”同年学校影印出版了陈垣校长励耘书屋钞本《名理探》等书数种。经过几年的筹备，辅仁大学已建立起来，并略具规模了。

辅仁大学逐渐完备期。按当时教育部的条例，大学必须有三个以上学院。该校于1929年6月增设理学院和教育学院，将原有的文科各系成立文学院，合为3个学院，共12个系，各院系情况如下：文学院设国文系、史学系、英文系、哲学系、社会经济学系共5个系；理学院设数学系、物理系、化学系、药物学系、生物系共5个系，附设医学先修科；教育学院设教育系、心理系两个系，附设美术专修科。

根据教育部的规定，学校决定聘请“学邃望重、热心教育，且与本校有历史关系”的社会人士作为董事，重新组成新校董会。

1929年组成的新校董会，共 27人，除校长陈垣、学校校务长奥图尔之外，增加了许多有社会影响的知名人士，如张继（前北平政治分会主席）、马良（前国立北京大学校长）、柯劭怒 （前清史馆馆长）、傅增湘（前教育总长）、陆徵祥（前国务总理）、张相文（中国地学会会长）、沈尹默（河北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厅长）、沈兼士（本校教授）、刘复（本校教务长）、英千里（本校教授）等。七月，召开新董事会。会上推举张继为董事长。通过了学校的预算、决算，并讨论了学校的发展计划。

由于院系的增加和扩大，各院系都增聘了教师。当时聘请的中国教师有朱希祖、郭家声、刘复、朱师辙、尹炎武（国文系主任）、张星烺（史学系主任）、马衡、范文澜等60余人，外籍教师20余人。

1931年史学系合影

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对我国东北的武装侵略，蒋介石政府采取不抵抗的政策，全国掀起抗日反蒋运动。辅仁大学虽创立不久，但也有不少学生参加抗日民主运动。

辅仁大学继续充实期。1933年6月，由于学校的创办者美国本笃会因国际经济关系，基金价格低落，经济困难，对筹募办学款项甚感拮据，罗马教廷将办学的工作改派美德两国圣言会接替。决定由“全球圣言会”总会长葛林德（德国人）为监督，派穆尔菲（美国人）来中国。这样重新调整了董事会。张继连任董事长，陈垣仍为校长，穆尔菲为校务长。

这次董事会，通过了《辅仁大学组织大纲》，发展充实辅仁大学。这个时期的一个重要发展是开办文理两科研究所，为大学毕业生继续研究学术之所。研究所暂设史学部和物理部，制定《私立辅仁大学文理两科研究所暂行规程》。自此，该校有了硕士学位授予权。

这样，辅仁大学已经发展成为有幼儿园、附小、附中、专科、本科、研究生的完整意义上的大学。

抗日战争时期的辅仁大学。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日本开始了全面侵华。7月底北平沦陷，国立大学纷纷迁往内地，各校一部分师生也辗转南下。北 平的各大学从此落入日伪之手。当时只有外国教会办的燕京大学、辅仁大学尚未 被日伪接管。

1941年冬，燕京大学被迫停办。辅仁大学因为创办者美国本笃会已于1933年由美德两国圣言会接替，北平沦陷时罗马宗座驻华代表蔡宁是德国人，而本校校务长美国人穆尔菲逝世后，于1936年由德国人雷冕继任。辅仁大学在这世界风云变化、错综复杂的情况下，得以继续开办，不但当时未被关闭，而且一直继续维持到抗战胜利。

这时期陈垣校长坚持民族气节，不任伪职，发扬爱国精神；谆谆教导学生，修炼品行、刻苦读书，为祖国保留“读书种子”；闭门著书，寄托自己反对投降、斥责汉奸的爱国情怀。

1941年合影

解放战争时期和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辅仁大学。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后，随着全国政治形势的变化，辅仁大学也发生了变化。监督学校的日本人细井次郎离开学校，日伪时期被捕的师生，先后被释放，到后方去的教师也相继返校。这时掌握学校实权的校务长由德国人神甫雷冕换成了美国人神甫芮歌尼。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国民党政府违背人民的意愿，不但没有给人民以和平、独立、自由、民主的前途，反而发动了反共、反人民的内战。辅仁大学的师生在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的领导下，也参加了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反饥饿、反内战的民主运动，为争取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1942年4月陈垣在辅仁司铎书院海棠花下留影

陈垣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为捍卫祖国的教育主权而作出了重大贡献。

1949年1月31 日，北平和平解放，解放军进城。陈垣与柴德赓、刘乃和等从辅仁大学步行到西直门大街，站在马路旁边欢迎解放军。

2月16日，辅仁大学成立中国教员会。18日，陈垣召集教员会、职员会、职工会、学生自治会及 各社团代表，公开发表今后学校态度及行政方针。

辅仁大学中国教员会发表成立宣言，提出三大原则作为今后努力的目标：

1、使辅仁建立起新民主主义的教育；

2、宗教与教育必须分开；

3、辅仁的行政权完全交与中国人。

主持辅仁大学校政的天主教神父递交书面报告，宣布退出副校长、校务长、总务长、女院院长、训导处等地位与职务。

陈垣召开学校各方面负责人会议，宣读书面报告，并说，“今后本校一切由中国人主持了”，我们要“迅速地把我们辅仁的新制度建立起来”, “这个时代是伟大的时代，和以前大大的不同了，我们应该毫不犹豫地努力，研究向新的方向走。我今年已七十，可惜闻道晚矣，但是本人一定努力的跟上去”。

6月19日，辅仁大学成立校务委员会。校务委员会名单，有校长陈垣，教授顾随、杜任之、赵光贤、余嘉锡等12人，讲助代表2人，学生代表2人，及教会代表芮歌尼、卢修女2人等。

1950年1月30日，辅仁大学新的校刊《新辅仁》创刊。陈垣在创刊号上发表《发刊词》，指出《新辅仁》与旧校刊不同，旧校刊没有真正掌握在教师和学生的手里。《新辅仁》是真正属于全校教职学工自己的刊物，它将配合、推动全校师生的学习，反映辅仁大学的真实生活和进步。

7月17日，天主教驻辅仁大学代表芮歌尼致函陈垣校长，提出非法要求，正式挑起外国教会组织侵犯中国人民教育主权的事。

芮歌尼在信中以办学经费相威胁，要陈垣答应四个条件，才能拨划经费，其中有“一个新的董事会将要由教会选任”“教会经由教会代表对人事聘任有否决权”，并随信附上不能续聘的5位教员的名单。

陈垣接信后，当即口头告知芮歌尼，说“第二项是违反人民政府的法令，绝对做不到的”。

7月22日，经请示教育部之后，他复函芮歌尼，说 “教会代表对人事聘任有否决权，是绝对不能答应的”。

7月28 日，芮歌尼再次来函，他竟然要求陈垣在半天内给他满意答复，否则“在七月底停止继续拨 款”。陈垣当即复信，坚持原来的立场，并对芮氏的态度提出警告，说“如果因为你坚持这条件，使教会不继续津贴，那么对于教会、对于学校、对于人民政府，一切后果，你要负责任的”。

7月29日，芮歌尼在校内散发所谓《告本校同仁同学书》，宣布“自8月1日起教会对辅仁大学之补助费即告断绝”，煽动师生的不满，发出“此后校内所有开支应归陈校长负责”的威吓。

下午，教育部高教司张宗麟副司长等人到校，听取陈垣校长报告后，即在各方代表座谈会上发表 讲话，指出“这次辅仁的问题，是帝国主义向我们进攻”，教会“要持解聘教师之权”，“就是侵犯中国主权，侵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教育权”。“校长不答应是对的。我们政府支持辅仁的正当斗争，并且支持到底。它不给钱，政府自有办法。政府决不能看着两千人失业失学，学校一定要办下去。”

7月31 日晚，该校校务报告大会在大礼堂召开，暑期留校的800多教职学工到会。

陈垣详细报告了这次补助费交涉的经过，传达了教育部张宗麟副司长的讲话。

他强调："这次交涉中，芮司铎以十四万四千美元要挟我答应条件，我个人从不为钱屈服过，我怎能为了十四万四千美元丧失中国人民的主权呢？”

他总结这件事情，“乃是中国人民和帝国主义的斗争”。

9月25日，周恩来总理对解决辅仁大学的问题作了指示。

教育部部长马叙伦以书面谈话的形式致函芮歌尼，阐述了教育部解决这一问题的五个基本原则，其中包括“在一个独立民主的国家里，不允许外国人办学”；“外国人在旧中国所办的教会学校”,“必须在它真实地遵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及教育方针与法令的条件下，可以暂时允许它继续办，但中央人民政府保有根据需要以命令收回自办的权利”。

马叙伦还在书面谈话中答复了有关辅仁大学的几个问题，其中包括“在中国境内的学校，必须设革命的政治课”；“教会与辅仁大学的关系只是补助经费及主持宗教选课，不能涉及学校行政及其他”；“辅仁大学校长陈垣执行中央人民政府政策法令，处理校务，能称其职，其职位不应有所变更”；“你们从8月1日起停发补助费，我们不能让这几千师生员工失业失学，所以答应了陈校长的请求支付每月需要的经费”，“你们这样举动对辅仁大学是不利的，对几千师生员工是有害的，是会使中国人民的教育事业受到损害的。因此，中央人民政府在认为不能容忍的时候，即将收回自办”。

10月12日，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长马叙伦举行记者招待会并发表书面谈话， 宣布：“北京私立辅仁大学已经由政府接办了。”

为了使社会了解真相，马部长简单说明了事情的经过，揭露了教会代表芮歌尼挑起事端的过程。

他指出，8月份教会停发补助费以后，“声言要打五位教授，更企图组织新校董会，撤换陈垣校长，引起学校内部极大的不安，使辅大的工作陷于极大的混乱和停顿。至此， 政府已不能再容忍”,“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于10月12日命令将该校接收自办， 并提请中央人民政府任命陈垣为校长”。

辅仁大学师生员工3000人集会庆祝人民政府接收自办辅仁大学。

陈垣校长致开会辞，祝贺“辅仁得到了真正的解放”。

10月13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第五十四次政务会议通过提请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批准任命陈垣为辅仁大学校长。其后由中央人民政府毛泽东主席签署， 聘任陈垣继续担任辅仁大学校长。

10月25日，陈垣在《新观察》上发表《辅仁大学反帝斗争的经过——是争教育主权，不关宗教信仰》一文，回顾辅仁大学的历史，指出这次接办辅仁是为了争夺教育主权，而与宗教信仰无关。陈垣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为中国人民从教 会手中夺回教育主权作出了重大贡献。

1952年5月19日，教育部正式宣布辅仁大学与北京师范大学合为新的北京 师范大学，辅仁大学校名取消。

二、以文会友，以友辅仁——辅仁大学的国学教育

辅仁大学的“辅仁”取自《论语 ·颜渊》“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意思是说：“君子用文章学问来聚会朋友，用朋友来帮助我培养仁德。”

宋邢员注解：“言君子之人以文德会合朋友，朋友有相切磋琢磨之道，所以辅成己之仁德也。”

27年来，陈垣始终按这一宗旨来办学。

辅仁大学能够成为近代中国国学教育与研究的重镇，是与陈垣和他的同事们的努力分不开的。陈垣担任校长，虽然并不能完全执掌辅仁的一切大权，但在管理、教育和研究等方面却发挥了重要作用。

陈垣遵照办学宗旨和他在学术界的地位与影响，高举国学教育的旗帜，集中了一批学术造诣深的学者于辅仁大学，研究国学，切磋学问。如刘复（半农）、 沈兼士、朱希祖、郭家声、朱师辙、尹炎武、张星烺、马衡、范文澜、容肇祖、 余嘉锡、柯昌泗、谭其骧、陆懋德、高步瀛、罗常培、魏建功、唐兰、孙人和、顾随、陆宗达、赵万里、王静如、于省吾、孙楷第、刘盼遂、刘彦、陆开钧、姚从吾、储皖峰等，这一国学队伍的阵容，在当时所有的公立和私立大学中，是不 多见的。

以国文系和历史系为主体的文学院，是辅仁大学国学人才培养的中心， 其对于国学人才培养的宗旨是十分明确的：“每系于一、二年级，授以各种基础科目，至三、四年级，即导以自动研究各项专题。对于中国固有文化之特长，发扬光大，以增长其民族自信力。向之所短，则利用科学，救其弊，补其偏，务使习国学而毋固步自封，读西籍而毋食欧不化。不托空言，期裨实用，此本院共同一致之所冀图者也。”

这说明辅仁大学的国学教育，是为了弘扬中国历史文化传统，更重要的是培养具有适应现代社会发展需要、参与中西文化融合的新型人才。

陈垣治学不重视经学、子学，觉得研究经学、子学容易导致主观、空泛。他受钱大昕等考据学影响，早年又受过系统的现代科学训练，崇尚实证的学术和专门的学问。

这种观念，对于他本人的教学与研究和他所领导的辅仁大学的教学与研究，都有极大的影响。所以，辅仁大学国学课程中，没有容易导致“空泛弘廊”的课程，最重视国文和断代史、专题史。

陈垣除自己亲自上国文课之外，还遴选教学经验丰富、对国学确有专长的国文教师，比如张鸿翔、柴德赓、余逊、 周祖谟、启功、牟润孙、苏晋仁等知名国学专家来上国文课。

陈垣之所以重视国文教育，是为了使学生能作文，更重要的是，对于学习和研究中国历史和文化的人来说，国文学习尤其重要。陈垣要求两周作一次文，教师评讲，选取好的作品张贴墙报专栏，相互观摩，名曰“以文会友”。

牟润孙后来回忆在陈垣门下受教的感受，说，按照陈垣的指点去学习国文，“我自己则因此改变了囫囵吞枣、不求甚解、匆匆翻书的坏习惯。以后遇到要精读的书，肯去细心体会，养成一字一句读书的习惯，其基础确是在这四年里养成的。回念先师栽培教导之苦心，终身难忘”。

陈垣在辅仁大学开过许多课，除“大一国文”外，还有“中国史学名著选 读”“中国史学名著评论”“中国佛教史籍概论”"史源学实习”“清代史学考证 法”等。这些课程都体现了“以文会友、以友辅仁”的精神。

1935年辅仁合影

“史源学实习”课的方法和目的是什么？陈垣在"导言”中加以说明：“择近代史学名著一二种，一一追寻其史源，考正其讹误，以练习读史之能力，警惕著论之轻心。”

“历史研究法的史源学大概分四项： 一见闻，二传说，三记载，四遗迹。今之所谓‘史源学实习’,专指记载一项。”

“考寻史源，有二句金言：毋信人之言。人实诳汝。”

“空言不能举例，讲授不便，贵乎实习。孔子曰：我欲托之空言，不如见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古人有言：‘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

陈垣亦建议其儿子陈乐素开设这门课程，在家书中说：“史源学一名，系理论，恐怕无多讲法，如果名‘史源学实习’，则教者可以讲，学者可以实习，……颇有趣。”“前辈工具书不完备，史源实习之事不可少也。”

关于这门课的具体讲授及实习方法，陈垣在致陈乐素的信中说得很具体：选定教材后，“预先告学者端楷抄之，虽自有书亦须抄，亦一种练习”。“抄好后即自点句，将文中人名、故事出处考出：晦者释之，误者正之。隔一星期将所考出者缀拾为文，如《某某文考释》或《书某某文后》等。”通过这样的实习，考察教材，“一、看其根据是否正确：版本异同，记载先后，征引繁简。二、看其引证是否充分。三、看其叙述有无错误：人名、地名、年代、数目、官名。四、看其判断是否的确：计算、比例、推理”。

实习的方法调动了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学者以找得其错处为有意思”;同时，经过自己实践得到的经验教训，印象比较深刻，效果更为显著。

对这门课程教材的选择，陈垣是很费斟酌的。首先要是史学名著，使学生在学习中能得其精神。除外，还必须符合这门课的要求，所以他说：“选书有四难：

一 、分量不大不小。二、时代不远不近。三、范围不广不狭。四、品格不精不粗。”

根据此一要求，陈垣先后选择过三部书作教材，即赵翼《廿二史札记》, 顾炎武《日知录》和全祖望《鲇琦亭集》。对这三部书，陈垣作了比较，“错误以《札记》最多，《鲑琦》次之，《日知》较少。学者以找得其错处为有意思，然于找错处之外能得其精神，则莫若《鲇琦》也”。

陈垣每次布置学生做练习、写考释，自己事先也写一篇，事后或印发，或张贴，以为示范。

陈垣将其中的30篇文章亲手编定，名为《陈垣杂文》，其嫡孙陈智超将它改名为《陈垣史源学杂文》，以区别于一般意义上的杂文，由人民出版社1980年出版。这部集子的大部分文章，是1941年至1945年陈垣在辅仁大学所写，是把教学与研究有机结合起来的典范。

“史源学实习”一课开始于1938年，1948年以后，辅仁大学就不再开此课了。

此课是陈垣在辅仁大学开设时间最长的一门课，最具特色，很受学生欢迎，学生史树青说：“每逢开课，都有很多学生听讲”，“对学生研究历史以及撰写论文的方法都有很大帮助。”他开设此课亦是他提倡爱国史学的主要内容。

1943年11月24日，陈垣在致方豪的信中说：“至于史学，此间风气亦变。……故前两年讲《日知录》，今年讲《鲑琦亭集》，亦欲以‘正人心，端士习’，不徒为精密之考证而已。”

他还写信给儿子陈乐素，建议他在浙江大学开设此课，说：“关于汝所担任功课，我想《鲑琦亭集》可以开，不管用什么名目，但以此书为一底本，加以研诵及讲授，于教者学者均有裨益。我已试验两年，课名是‘史源学实习’，即以此书为实习。……如是则可知谢山文组织之方法及其美恶。惟其文美及有精神，所以不沾沾于考证。”

所谓“正人心，端士习”，学习全祖望的“精神”，都是指爱国主义、民族气节而言。

柴德赓感到陈垣“史源学实习”一课对自己影响很大。他曾说：“我在读书时候，吴时鉴《晋书斟注》刚出来，我花了半年多时间从头到尾读，连小注也不放过，并且抄出来，对原文，看他到底引了多少书来注《晋书》。这样，我不仅读了《晋书斟注》，而且也读了不少关于《晋书》的其他书籍。这是要花一些工夫的，必须日积月累地去做，到后来，得益是很大的。”

牟润孙也说：“我学了先师的方法，以正史与《通鉴》相比对，不仅了解了《通鉴》的史源，更进一步认识清楚司马温公如何剪裁史料，如何安排史料，如何组织成书。同时，也了解了他的史料取舍标准。我之能窥见涑水史学之堂奥， 实在是基于陈先生的启发。我运用先师的方法，在台湾、香港教了若干学生，有些人因而进入史学之门。”

从陈垣高足这些话中可以看出，“史源学实习”课不仅直接培养了一代国学名家，而且实际影响了此后新生代国学人才的成长。

“清代史学考证法”是陈垣在辅仁大学史学研究所为研究生开设的一门课， 所用教材为顾炎武的《日知录》，其方法与“史源学实习”相同，许多人亦将此课称为“史源学实习”。

当时的研究生赵光贤回忆，同学五六人，每人买一本《日知录》，从卷八开始（卷八以前是关于经学的，先生从不搞经学，故从卷八开始）要他们自己读，主要工作是要他们将书中每条引文都找出原书查对一遍， 并写出笔记。

查原书出处，有的很容易，比如在正史里的，有的则很难，比如只有一个人名，年代、籍贯、行事、著述全不知道，简直像大海捞针。他们每读一卷，即翻检群书一遍，然后写出笔记。

先生看了同学的笔记后，即指出哪条写得不对，应当如何写法等。记得一次查一条故事，他走了“捷径”，翻了一下《辞源》，说见《说苑》，一查《说苑》，果有此条，即写见《说苑》某篇，自以为得计。

先生看了说，不对。这条最早见于《吕氏春秋》,《吕氏春秋》在前，《说苑》在后，所以应写见于《吕氏春秋》某篇，不能用《说苑》。

有一次，一位同学写了某条见于《辞源》，先生说不行。说自《康熙字典》以下，这类的字典辞 典，只能供翻阅，不能引用。

又说，古人的字典，比如《说文》，可以引用，因为许慎所见的书，大半亡佚了。他们见不到，因此《说文》对他们来说，就可看作有权威的出处。清人所见的古书，他们差不多都能见到，因此要从他们能见到的古书中去找来源，何况当时这类字典辞典，错误常见，不核对原书是要上当 的。这些话，乍看来好像是老生常谈，对他却有很大启发，终身受益无穷。我们从赵光贤的回忆可以看出这门课程对学生的教益多么深刻。

“以文会友，以友辅仁”的宗旨，体现在辅仁大学国学教育的各个方面，这 是一种十分深刻的人文精神。

三、不悬日伪旗，不读奴化书

抗日战争时期，沦陷区的很国立大学都由日伪组织直接控制，他们在学校门前竖起日本国旗，派进去大批日籍教师和教官。有的学校师生每天进校门时，要向日本国旗、日本军官行礼。他们强迫学生读日文，有的学校必须用日文课本，或不许读中国历史，有的大学使用从东北运来的伪“满洲国”编写的历史教材， 进行奴化教育。

辅仁大学则由教会德国人出面，与敌伪政府周旋，经过往返协商，文理各科课程仍用原有教材，不用日文课本，不悬挂日本国旗，日文不作为必修课程。

“七七事变”后，北平原来各大学的教师，一部分转入内地，到祖国的西北、西南；也有的教师，因种种原因仍留在北平，但又不甘心在日伪直接进驻的大学任教，因此不少知名教授转入辅仁大学。

辅仁教师队伍扩大，人才济济，鼎盛一时。当时的青年也因为得知北方沦陷区只有辅仁大学是当时国民政府承认的学校，很多青年激于爱国思想，不甘去读日伪控制的大学，又一时不能离开沦陷区，就纷纷投考辅仁大学。所以入学考试的竞争很大，录取学生的质量大大提高。这对大学的发展是有利的。

陈垣校长坚守辅仁，坚持民族气节，不任伪职，发扬爱国精神。陈垣对于知名学者纷纷离开北平，撤向大后方，他是支持的，自己也想走，但他嗜书如命，离不开励耘书屋，而且坚信中国不会亡，因此没有南撤。

北平组织汉奸政府，他们想利用陈垣的社会名望，一再拉拢威胁，软硬兼施，逼他出去做事。

陈垣的学生柴德赓回忆：“陈先生拒不见客，敌人老是麻烦他，要他参加东洋史地学会 （这名义上是学术团体，实际上是汉奸组织），他拒绝；敌人要他出来担任当时敌伪最高文化团体——大东亚文化同盟会会长，他也坚决拒绝。”

“大东亚文化同盟会”是日本人控制的东亚各国最高文化机构，会长月薪数千元。陈垣义正词严地说：“不用说几千元，就是几万元，我也不干。”

他还劝说朋友拒受伪职。 敌伪请他不动，又想拉拢他的朋友任伪会长，陈垣连夜到朋友家劝阻，他知道这位朋友已接受伪职后，便愤然拂袖而去，从此与之绝交。

1938年5月19日，徐州沦陷。敌伪政府令北平机关、学校挂日伪国旗“庆祝”。辅仁大学和附中拒绝挂旗。陈垣亦受到恫吓：“你不依命令，难道不怕死吗？”陈垣镇定自若，心情沉重地说：“自己国土丧失，只感到悲痛，要我们庆祝，办不到！”还吟《孟子》“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之句，以蔑视之。

柴德赓曾回忆过这样一件事。有一次，一个日本“帝大”的讲师到了北京， 说受“帝大”老博士的委托， 一定要见见陈先生，要请陈先生题几个字，陈先生给他题了曹子建的一首诗：“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那人拿了就立即走了。

陈先生说：“就是要他拿回去。我们对这些人要特别注意，一点不能妥协。我们说的话，他们回去可以造谣，但写在纸上的东西，他们就没有办法了。一定要注意，不能有半点客气。”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陈先生的对敌斗争是很勇敢、很坚决的。

一次学校礼堂放映一部体育新闻电影，在影片中的运动场上，偶然出现当时中国国旗，在场师生因在沦陷区忽见自己祖国的旗帜，情不自禁鼓起掌来。事后日本宪兵连日找学校行政，并找陈垣校长，让学校交出鼓掌同学，陈垣校长和他们力争，并说：“是我鼓掌，要逮捕就把我逮去。”宪兵队纠缠了多日，后来才未再追究。

抗战时期，辅仁大学一直是北平抗日进步知识分子活动的据点。辅仁大学秘书长英千里，教授沈兼士、张怀等领导的“华北文教协会”是一个抗日团体，经常在辅仁大学秘密活动。

1944年春，该团体被日伪侦知，日本宪兵队搜捕了英千里、赵禹锡、葛信益、赵光贤等教授、教师及附中师生30余人。作为校长的陈垣千方百计去营救。

赵光贤回忆：“出狱之后，去拜见先生，先生热情地握着我的手说‘你们终于胜利归来，欢迎你!’”陈垣坚持民族气节，爱国精神感召着他的同事们和学生们。

抗战时，陈垣为《辅仁》年刊创刊作“序”，曰：“夫自昔登科题名之录众矣。而宋绍兴十八年，宝祐四年，登科诸录，独重于世，岂非以其中有令人可景仰之人哉。”这里所言宋绍兴十八年、宝祐四年，登科录因列有进士萧燧、李彦颖等和文天祥、陆秀夫、谢枋得等忠节之士，而受历代士人重视。陈垣在民族危难之时，以此激励辅仁学生。

抗战期间，陈垣不遗余力地在辅仁学生中倡导“品行”“读书”，以保中国文化不亡。

他十分赞赏元初河北全真教精神，曰“全真家可贵，非徒贵其不仕也，贵其能读书而不仕也，若不读书而不仕，则滔滔天下皆是，安用全真乎！若因不仕而不读书，则不一二世悉变为无文化之人，此统治者所求之不得也，故全真虽不仕，书却不可不读”。

陈垣一再勉励青年学生要爱护名誉，认真读书，为国家保留“读书种子”。

1939年，他为《辅仁》年刊题词，曰：“毋事浮嚣，毋失礼于人，毋徒顾目前，毋见利忘义，永保汝令名。”

1940年5月18日他为辅仁返校节题字，曰：“规矩严、功课紧，教授认真，学生在校时每不甚愿意也，及至毕业出世，所知所能者少，则又每咎学校规矩之不严，功课之不紧，教授之不认真，何也？语曰：书到用时方恨少。又曰：闲时不学忙时悔。诸君皆过来人，能一告在校同学使毋遗后悔。努力、努力、加紧努力！”

1941年5月12日， 他在辅仁大学史学会第一次例会发表题为《官书与私书》的学术讲演，说：“所 足为痛者，乃今之学生，过于注重生活问题，而忽略了学术研究，吾常说人生以品行为上，身体次之，学问又次之，金钱为下。因人生尚有至高目的，倘能学术与生活打成一片，于温饱之后，多读书，多作学术之研究，则善莫大焉。”

6月，他为《辅仁》年刊题词，再三强调“品行第一”，“身体第二”，“学问第三”。

陈垣在1940年为毕业生同学年刊题词：“子张问行，子曰：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今诸君毕业将行，谨书此为赠。”

题词的子张一段引自《论语 ·卫灵公》。他看到有的同学毕业后给敌伪做事，甚至有助纣为虐的，他告诉毕业同学们纵然在敌人统治的地方，也不要做那种奸凶险诈的人。

1942年4月在返校节运动会上讲“孔子开运动会的故事”

1942年4月返校节时，全校师生和返校的校友先在大操场开运动会，由陈垣致辞。

他看到当时参加运动会的有伪政府人员，有汉奸，也有投机倒把的暴发户。同学中则有不用功、不好学、成天鬼混的人。他想借机抨击投贼仕敌的人，讥讽贪财害民的人，也想趁同学集会这一难得机会勉励大家几句，但在敌伪的监视下，怎样才能表达这些想法呢？

他巧妙地讲了一个古代的故事，名之曰“孔子开运动会”。

他引用《礼记 ·射义》中的一段话。他说孔子有一次在矍相菜园广场上举行射箭的运动会，观众很多，刚要开始射箭时，孔子命学生子路宣布：凡是败军之将、投降仕敌的人，凡是亡国大夫、在敌伪做官的人，凡是贪财好利的人，都不能进运动会会场。

宣布后，有些人就只得溜走了，观众只剩下一半人。

射箭比赛后，孔子又让学生宣布：在场观众，有幼壮二弟，年老好礼，不随波逐流，一直到死都能修身洁己的人，可坐众宾之位。说完后，又只留有一半人，其余不合格的人也惭愧地走了。

最后又让学生举杯宣布：凡好学不倦，好礼不变，八九十岁仍能正直不乱的人，才真能坐在众宾之席。这样就所剩无几了。

他说孔子开运动会，参加的人是有选择的。这是对汉奸严厉的斥责，并告谕青年尽管在敌人统治下，也要不辱大节、不随流俗。

他讲完之后，参会的敌伪达官贵人们有的气愤，有的羞愧，悄悄地溜走了。敌人明明知道陈垣的目的所在，但因他讲的是孔子，也奈何他不得。

1942年6月，陈垣为《辅仁毕业生同学录》题词，曰：“《孝经》曰：士有诤友则身不离于令名，父有诤子则身不陷于不义。交友之道在得切磋之益，毋徒事佚宴乐，是之谓辅仁。”劝导学生在任何时候都要讲仁义，不要贪图享乐、投贼事敌。

四、 傲骨撑天地， 奇文泣鬼神——抗战时期的 “宗教三书”

抗战爆发后，北平很快沦陷，使陈垣无法再继续埋头他的“纯学术研究”。 在授课中，他以《日知录》《鲑琦亭集》为教材；在研究中，则转向对宋、元、 明、清之际动乱历史的考察，以同社会政治关系密切而未为人注意的宗教史为主要研究对象，以史为鉴，褒扬忠贞，贬斥奸逆，以此作为他的“报国之道”。

抗战期间，他足不出户，闭门著书，所写著作，一改过去的写作风格，在考证中时发议论，真所谓“傲骨撑天地，奇文泣鬼神”。其代表作，有所谓“宗教三书”, 即《明季滇黔佛教考》《清初僧诤记》《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

《明季滇黔佛教考》，1938年开始撰写，1940年成书出版。这部书在史料运用上很有特点： 一是于常见书中发掘出被常人忽视的材料，如《徐霞客游记》 所记载的佛教史料；二是于罕见书中得到大量从未有人利用过的材料，如《嘉兴藏》中的大量僧人语录。

1939年初，陈垣在故宫古物陈列所发现了《嘉兴藏》。这是一部关于佛教经义、史事、语录、塔铭等文献的汇编，多少年来尚未被人利用。

陈垣在致陈乐素的信中说“此三百年沈霾之宝窟”。

他带领助手，花了一年多的时间，将《嘉兴藏》中僧人语录阅读一遍，并抄录了大量僧人语录材料。由于藏书地点阴暗潮湿，蚊子很多，为了预防疟疾，每次查书，都事先服用奎宁丸，日复一日，不避寒暑，搜集到很有价值的珍贵史料，并运用于《明季滇黔佛教考》中。

他说： “以语录入史，尚是作者初次尝试，为此前所未有。”方豪盛赞陈垣善于发现研究题材，在《对日抗战时期之陈援庵先生》一文中说，“余尝谓援庵先生最善读书”，“读中国任何古今典籍，皆能见人所未见，发人所未发，谓为别具只眼，当非过誉之词；但善读之外，尤善发现应研究之题材，易言之，善择书名，以当时情况，身处北平，而以‘滇黔佛教’为研讨对象，常人岂能见及？”

《明季滇黔佛教考》共6卷18目。前三卷论述了佛教自明中叶至明末由衰而兴的变化，第四卷考察了僧徒对滇黔的开发，后二卷论明末遗民逃禅。

这部著作谈到“僧徒之外学”。

僧徒于教外之学——作诗、撰文、论杂文、 挥毫书法，泼墨绘画，问难善辩，以儒雅情趣见其志向和故国情思。

以《士大夫之禅悦及出家》和《遗民之逃禅》两节最能体现该书的思想。

《遗民之逃禅》一节末尾曰：“明季遗民多逃禅，示不仕决心也。”“范蔚宗谓‘汉世百余年间，乱 而不亡，皆仁人君子心力之为’，然则明之亡而终不亡，岂非诸君子心力之为乎！”

1940年5月3日，陈垣在致陈乐素的信中说：“本文之着眼处不在佛教本身，而在佛教与士大夫遗民之关系，及佛教与地方开辟、文化发展之关系。若专就佛教言佛教，则不好佛者无读此文之必要。惟不专言佛教，故凡读史者皆不可不一读此文也。三十年来所著书，以此书为得左右逢源之乐。”

陈垣于1957年为此书作《重印后记》：“此书作于抗日战争时，所言虽系明季滇黔佛教之盛，遗 民逃禅之众，及僧徒拓殖本领，其实欲表彰者乃明末遗民之爱国精神、民族气节，不徒佛教史迹而已。”

柴德赓在《陈垣先生的学识》一文中说：“陈先生写《明季滇黔佛教考》是继承了全祖望、莫友芝的写作方法。全祖望是清代有名的学者，是清代研究晚明史，特别是明末东南一带反清斗争历史的专家。他研究晚明史是有感情的，并非一般的客观的叙述。我们在抗战时期很喜欢读他的著作，陈先生对全祖望更是推崇。”

“更重要的是这本书反映了陈先生的爱国思想。也可以这样说，从这本书起，陈先生在自己的著作中开始大量发表议论，抒发自己的爱国感情。”

陈寅恪为该书作《序》，给予很高的评价，说：“严格言之，中国乙部之中，几无完善的宗教史，然其有之，实自近岁新会陈援庵先生之著述始。”

“寅恪喜读内典，又旅居滇地，而于先生是书征引之资料，所未见者殆十之七八，其搜罗之勤，闻见之博若是。至识断之精，体制之善，亦同先生前此考释宗教诸文，是又读是书者所共知。”

“宗教与政治，终不能无所关涉。”明末滇黔之“学人端士，相率遁逃于禅，以全其志节，今日追述当时政治之变迁，以考其人出处本末，虽曰宗教史，未尝不可作政治史读也”。

陈其泰认为，该书的成就体现在三个方面：

1、对遗民的思想和行动的政治意义，作了深刻的阐释，大力表彰他们的 爱国思想、民族气节；

2、由于掌握了遗民逃禅以抗清这一规律，故能将分散而隐晦的材料，处处互相印证，从而获得新解，使长期被掩盖的当日志节之士逃禅的真实历史得以恢复面目；

3、从这部著作开始，陈垣先生在论著中大量正面发表富有思想性和政治意义的议论，实现了由严密考证向更高层次的自觉体现时代精神的飞跃，这就为陈垣先生的学术注入了新的生命。

《清初僧诤记》发表于1941年，共10章3卷。

书前《小引》曰："闲阅僧家语录，以消永昼。觉其中遗闻佚事，颇足补史乘之阙，时复默而识之。去岁撰 《明季滇黔佛教考》，本有法门纷争一篇，以限于滇黔，未能论及东南各省，兹特扩为此篇，以竟其说。”

1962年重版《后记》中说：“1941年，日军既占据平津，汉奸们得意洋洋，有结队渡海朝拜、归以为荣、夸耀于乡党邻里者。时余方阅诸家语录，有感而为是编，非专为木陈诸僧发也。”

1946年2月23日，陈垣在致方豪的信中说：“此记（指《清初僧诤记》—引者）与佛、道二教考（指《明季滇黔佛教考》与《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引者）为弟国难中所撰‘宗教三书’之一，前数篇因派系纠纷，殊眩人目，然此烟幕弹也，精神全在中后篇。”

所谓“精神全在中后篇”，指卷三“新旧势力之诤”多论及宗教与政治的关系。清初佛门部分僧人攀附新朝，形成以木陈怒为首的新朝派和以玉林为首的半新朝派。

全书主要叙述法门中故国派与新朝派之间的矛盾，虽为“门户之争”， 却反映了不同的政治倾向，书中借抨击明亡后变节事清之僧人，影射沦陷区媚事新朝的汉奸。

该书与《明季滇黔佛教考》互为表里，后者“其所欲表彰者乃明 末遗民爱国精神，民族气节，不徒佛教史迹而已。”前者旨在借昭示木陈怒、玉 林等攀附新朝作恶，痛斥日伪汉奸欺压国民。

柴德赓在《陈垣先生的学识》一文中评论：《清初僧诤记》是一部宗教史著作，实际上是写清初东南一带人民抗清斗争的历史。这是一本专门的书，不多做介绍，只讲其中的两个问题。

一是弄清了黄宗羲不愿意做和尚的原因。原来当时庙中都保存有一块牌子，上面写着“当今皇上万岁万万岁”。和尚每天都必须对此朝拜。当今皇上是清廷统治者，这岂不是天天要向清廷统治者叩头吗?不干！ 这就是黄宗羲不愿做和尚的原因，过去一直不清楚，到抗战时候那就看得很清楚了。

二是解决了什么是“投降”的问题。清初清廷统治者规定人人都要剃头， 做它的顺民。这样剃了头是否就算投降了敌人呢？不算！因为这是被迫的，虽然也是耻辱，但还可以原谅。如果出去做官，那就是主动向清朝投降。在沦陷区中受耻辱的事很多，如打手印、领良民证等，但这些都是被迫的，不能算是投降。凡是在敌伪大学教书，在敌伪机关工作的，那就是汉奸。

《清初僧诤记》不仅解决了历史上的问题，而且解决了现实中的问题。

《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发表于1941年，凡3篇4卷23章7万余言。

书前有作者“识语”，书后有朱师辙“跋”，该书为抗战时期一部爱国史著。

1957年7月，陈垣在该书的《重印后记》中说明了著述经过及其义旨，曰：“此书继《明季滇黔佛教考》而作，但材料则早已蓄之三十年前，一九二三、二四年间，作者曾辑有关道教碑文千余通，自汉迄明，按朝代编纂《道家金石略》百卷， 以为道教史料之一部分，藏之箧衍久矣。卢沟桥变起，河北各地相继沦陷，作者亦备受迫害，有感于宋金及宋元时事，觉此所谓道家者类皆抗节不仕之遗民，岂可以其为道教而忽之也。因发愤为著此书，阐明其隐，而前此所搜金元二代道教碑文，正可供此文利用，一展卷而材料略备矣。诸人之所以值得表扬者，不仅消极方面有不甘事敌之操，其积极方面复有济人利物之行，固与明季遗民逃禅者曲同工也。”

1941年9月2日，陈垣在致汪宗衍的信中说，“年来饱食终日，著《明季滇黔佛教考》外，并著《南宋初河北新创三教考》（即《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以配之”。

《明季滇黔佛教考》写的是清推翻明朝北京政权后已“实为畿辅”之滇黔，《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写的则是北宋亡后沦于金统治下之河北， 两书实为姐妹篇。

孙楷第评论："三道教有史，自先生始。称先生是书有不可及者三：一曰真积力久，二曰心解神契，三曰诠叙有方。真积力久，指长期积累、考订史料之功力；心解神契，指知人论世，善解古人之意；诠叙有方，指全书结构匀称，材料驾驭得当。”

“然余尤服先生议论之正也。真积力久是学，心解神契是识，诠叙有方是才。议论正则德也。”

“故读史，观其议论可以知其人。心术正则议论正然后可以示惩劝。”

曾觉之评论："尝谓历史家之责任，贵在叙述正确之事实，而尤贵传达真切之心情；内在心理之真盖尤重于外表事实之真。真实为过去陈迹，心理则现前活在，永远流动于吾民族血脉之中，此历史之可贵也。”

除以上“宗教三书”之外，陈垣还写了《中国佛教史籍概论》 一书，这也是抗战时期陈垣“多有为而发”的著作之一，亦是他提倡“有意义之史学”的一项研究成果。

《中国佛教史籍概论》完成于1942年9月，1943年陈垣为辅仁大学研究生 新开的一门课程，即以此书为讲义。直至1955年，郭沫若将此书推荐给科学出版社出版，并为此书题写了书名。

全书分6卷，著录六朝以来佛教史籍35种，按成书先后排序。该书是近代以来第一部介绍佛教史籍的目录学书，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部系统揭示在史学研究中如何利用佛教典籍的专著。

这部书对佛教史研究的贡献在于四方面：

第一，每部佛教史籍都有题解，分列书名、卷数、作者、版本、内容等，并以“本书之体制及内容”“本书之特色及在史学上的利用”“本书之得失” “本书版本异同”“本书之流行”及撰者 “略历”,有关史实“辨误”“正误”等小标题，一一评价、考辨。每一解题即一 独立成篇的学术论文，揭示出各部佛教史籍的主旨、特点与史料价值。这样就大大提高了它的目录学价值，使人有耳目一新之感。

第二，重视对佛教典籍的版本分析，对每部典籍详细分析其版本源流，先条列版本系统，再缕析各本间异同、 考订传本的失误。其版本考据远在清代学者之上。

第三，对前代各种目录学专著的失误辨正极多。他纠正《四库全书总目》错误凡29条，并在解题中，专列 “《四库提要》辨误”一目。

第四，蕴含着陈垣丰富的爱国主义思想。书中一再论曰：“言宗教不能不涉及政治”，“道人虽然离俗出家，然每与政治不能无关系”。

故考证佛教史籍，注意从政治的角度进行论述，表彰历史上的爱国僧人，借以鼓舞沦陷区人民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同时又贬斥投降变节之臣，借以痛责 汉奸无耻事敌。

陈垣在《重印后记》中说：“稿成于抗日战争时期，时北京沦陷，故其中论断，多有为而发。”

此书史料丰富，叙述详尽，考证精辟，是了解和使用佛教资料的重要参考书，在中国及日本均产生相当大的影响。1957年6月，教授佛教史的日本友人野上和小笠原访华，曾谈到该校很多教师都用此书作为讲义。

五、“学识记里碑”式的著作——《通鉴胡注表微》

陈垣在1945年7月完成了他抗战时期最后一本专著《通鉴胡注表微》。这是他的著作里最有代表性的一部。

《资治通鉴》（以下简称《通鉴》）是宋代司马光用了19年时间编著的一部记载从战国到五代的编年史巨著，具有极高的价值。司马光自己说“臣之精力，尽于此书”。

《通鉴》所引史事和涉及的有关地理、典章制度等，有不少难解的地方，所以很需要注释。

南宋末年元朝初年的胡三省为《通鉴》作注，称为《通鉴胡注》（以下简称《胡注》）。

《胡注》精于校勘，注《通鉴》名为音注，实为校注。原书难解处，都为注释考证；原书有误处，多加校勘校正。对书中的有关典章制度、音韵训诂，都有注解，对官制变化、地理沿革，考证尤详。

《胡注》对《通鉴》的阅读、理解帮助很大。可以说《胡注》与《通鉴》同样是博大精深的巨著。 《胡注》前后用了30年时间，胡三省说“吾成此书，死而无憾”。

胡三省生于南宋理宗绍定三年（1230），死于元大德六年（1302）。南宋亡后，入元不仕，隐居山中注书，很少与外界来往。因为他曾亲眼看到宋朝的腐败，亲身经历了南宋的灭亡，又身处异族统治之下，心情悲愤异常，所以在《通鉴》注释里隐晦地流露出他的民族气节和爱国心情。

这一思想长期以来未被后世治史者所注意，《宋史》《元史》都没有留下他的传记。

因此，这位南宋爱国史学家的真实情况，几百年间很少人知道他的身世，更无人了解他的思想。到了清朝，考据学兴起，才有人偶然提到他，认为他擅长舆地与考据。

陈垣在1957年《通鉴胡注表微》（以下简称《胡注表微》或《表微》）的《重印后记》中说： “这样一位爱国史学家是在长时期里被埋没着，从来就没有人给他写过传记。到清朝，有人认为他擅长地理，有人认为他擅长考据，才偶然提到他。至于他究竟为什么注《通鉴》？用意何在？从没有人注意，更没有人研究。”

"我写《胡注表微》的时候，正当敌人统治着北京。人民在极端黑暗中过活，汉奸更依阿苟容， 助纣为虐。同人同学屡次遭受迫害，我自己更是时时受到威胁，精神异常痛苦。 阅读胡注，体会了他当日的心情，慨叹彼此的遭遇，忍不住流泪，甚至痛哭。因此决心对胡三省的生平、处境，以及他为什么注《通鉴》和用什么方法来表达他自己的意志等，作了全面研究，用三年时间写成《通鉴胡注表微》二十篇”，以表出《胡注》之微，以阐发《胡注》之隐，将长期被埋没的胡三省的生平、 抱负和学术情况公之于世。

刘乃和说：“我们也可以说《表微》实堪称为《胡注》的功臣。”

陈垣对这一著作也十分满意，认为是他“学识的记里碑”。

陈垣1945年稿本，国家图书馆藏

《通鉴胡注表微》有两方面的意义。

第一，陈垣通过对胡三省生平抱负和学术精神的阐扬，对自己的史学研究做了一次总结。《表微》前十篇“言史法”即本朝篇、书法篇、校勘篇、解释篇、 避讳篇、考证篇、辨误篇、评论篇、感慨篇、劝戒篇。陈垣将目录学、年代学、 校勘学、史讳学、版本学、考据学、史源学的知识全部运用于提示胡三省注释 《通鉴》所潜伏的思想中。同时对自己校勘、避讳、考证、评论、劝戒的研究做科学的总结。

第二，在《表微》中充分体现了陈垣通史以经世致用的思想，是他坚持民族气节、爱国情怀的历史篇章。《表微》后十篇“言史事”，即“治术篇”“臣节篇”“伦纪篇”“出处篇”“边事篇”“夷夏篇”“民心篇”“释老篇”“生死篇” 和“货利篇”。

言史事不能脱离政治。他1950年初在致友人席启骗教授的信中说，抗战时期“所著已刊者数十万言，言道、盲僧、言史、言考据，皆托词，其实斥汉奸、斥日寇、责当政耳”。

斥日寇。

“解释篇”引《通鉴》卷二十二云：“汉武帝征和四年，匈奴得汉降者，常提掖搜索。”《胡注》曰：“师古曰：‘搜索者，恐其或私赍文书也。’余谓恐其挟兵刃。”

《表微》说：“旧注既谓‘恐其私赍文书’，身之何以谓‘恐其挟兵刃’？盖有见于元时汉人持兵刃之禁甚严，不啻三令五申也。当时汉人许持弓矢者，仅汪惟和一家。《元史 ·世祖纪》载：‘至元二十六年六月，巩昌汪惟和曰：近括汉人兵器，臣管内已禁绝。自今臣凡用兵器，乞取之安西官库。帝曰：汝家不与他汉人比，弓矢不汝禁也，任汝执之。‘呜呼汪氏！何以得此于元世祖哉！《十驾斋养新录》九曰：‘汪世显仕金，官至镇远军节度使。据《金史 ·忠义 · 郭虾蟆传》，世显背国嗜利，乃小人之尤。久通款于元，不待阔端兵至，即率众降’云。惟和固世显孙也。”

这段《表微》，是陈垣有感于日寇在沦陷区，不准人民藏兵刃器械，经常到居民家中搜索，有被搜出的，枪没收、人被捕的举动而发；而汉奸则可以收藏枪械。此汪氏，则指汉奸头子汪精卫等。

斥汉奸。

汉奸走狗卖国贼为人所不齿。 《表微》对汉奸恨之甚、斥之深。

“治术篇”：“当地方沦陷之秋，人民或死或亡，或隐或仕，不出斯四者。奋勇杀贼，上也；褰裳去之，次也；杜门用晦，亦其次也；面颜事敌，是谓从逆，从逆则视其为威力所迫胁，抑同心为逆，而定之罪，可矣。”陈垣认为事敌之汉奸， 可以定罪，定罪之轻重，则视其是被迫从敌还是甘心之逆。

责当政。

陈垣所说的“责当政”，是指对国民党政权的斥责，他对腐朽的国民党政权久存不满，“边事篇”屡次说到日寇之侵略是由于中国积弱已久的问 题，他认为由于政治腐败，国力空虚，遂给敌人以可乘之机。抗战开始，失地丧城，连连败退，忌功争权，陷贤害能。国民党政府空喊收复失地，实际不打日 寇，专打内战，兄弟相争，为敌所快。

“劝戒篇”“感慨篇”“伦纪篇”都有议论。抗战期间，大敌当前，西南犹自歌舞升平，所谓“皆无防寇之心，唯有聚敛之意”，陈垣为此“长叹息也”。

“感慨篇”“劝戒篇”“治术篇”“解释篇”多次谈到“商女不知亡国恨”。抗战终于胜利了，接收大员飞到北平，这些大员以胜利者自居，享受特权，聚敛财宝，贿赂公行。对原沦陷区人民则蔑视歧视，沦陷区人民大失所望。

据刘乃和说：《表微》虽作于抗战胜利前，而印于抗战胜利后，故于临付印前又增加了部分内容，对来接收的新贵，发出了新的感慨。

《表微》是陈垣呕心沥血之作，花3年时间写成，其间他翻阅了难以统计的资料，阅读了几遍原书。《通鉴》和《胡注》，据中华书局点校本统计，共600多万字。写《表微》要几遍几遍地阅读，读时一字不曾放过，可见其用功之勤。

这本书写得非常艰苦。

陈垣1945年1月31日在致陈乐素的信中说：“《胡注表微》，至今始写定《本朝》及《出处》二篇。成书殊不易，材料虽已找出一千一百余条。未必条条皆有按语。如果按语太少，又等于编辑史料而已，不能动众；如果每篇皆有十条廿十条按语，则甚不易。说空话无意思，如果找事实，则必须与身之相近时事实，即宋末及元初事实，是为上等；南宋事实次之；北宋事实又次之；非宋时事实，则无意味矣！因‘表微’云者，即身之有感于当时事实，援古证今也。故非熟于宋末元初情形，不能知身之心事，亦不知身之所指者为何也。”

书名“表微”也是经过反复推敲的，最初作“述义”，后又改“论” “探微”，最后才定名“表微”。关于这本书的写作情况，刘乃和回忆：“他有时谈起自己的新见解，总愿意谈论一番，每说到得意处，话语渐多，甚至滔滔不绝；但也常有联系当时在敌人统治下的处境，面对着险恶形势，悲愤已极，每到这时，我们常是相对唏嘘，真是‘不禁凄然者久之’。此时此际，我只有默坐无言，经常是因听到傍晚巡逻的日本警车尖厉的叫声，意味着马上就要净街戒严时，我才不得不向他告别，匆匆退出孤灯暗淡的励耘书屋，骑车回家。”

1945年10月陈垣在抗战胜利后首次辅仁返校节上

白寿彝在谈到陈垣的史学遗产时说：“我愿意特别推荐《通鉴胡注表微》这部书，这是援庵先生所有著作中最有代表性的作品，其中有不少值得我们好好挖掘的东西，这是更可珍贵的遗产。”

吴怀祺说：“《通鉴胡注表微》全面反映援庵先生的史学思想、治史成就和学风特征，是援庵先生史学发展到一个重要阶段的标志。”

“援庵先生没有全面讲史学方法的书籍，但《通鉴胡注表微》可以说是援庵先生的具有民族特点的史学方法的著作。”

“从《表微》书中所加的大量的按语中体味出先生的思想具有强烈的历史感与时代感。治史不再是以书斋为天下，而是以天下为己任，期望着民族的崛起，民族的自强。”

中华书局总编辑金灿然（右一）看望陈垣

《通鉴胡注表微》 是陈垣史学研究的一个总结，也是记载他坚持民族气节、大义凛然、热爱祖国和人民、具有崇高爱国主义思想的历史篇章。

《陈垣传》第一章—— 家世、家乡与童年

《陈垣传》第二章——热血青年

《陈垣传》第三章——经世致用， 著书立说

《陈垣传》第四章——大师之路

编辑：朱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