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活率降低

创投部门的同事反馈说，今年民营企业的存活率已大幅降低，很多初创企业不经意间就倒下了，比如有些被应收账款给拖死了，有些打着打着价格战突然就撑不住了，有些创新类、技术类企业被同行抄着抄着就没了，还有些则是被政府部门查着查着就没了。

截止当前，中小微企业除了面对市场和业务本身的巨大压力外，“劳务合规、财务合规、法务合规”成为了实时悬挂在中小微企业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尤其是在经济下行且政府监管趋严的背景下，越来越多的民营企业正在加速退出市场。

财经作家吴晓波先生的发言很具有代表性——

“中国经济要走出今天的大萧条，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不能再折腾企业家了，你把他们折腾坏了，就没人折腾经济了。”

事实上，无论是学者层面还是政策层面都很清楚，中国经济走出下行压力的关键在于民营经济。现在中央一直在强调提高居民收入水平，但问题的症结在于，85%的就业人群都是在民营企业里，因此1.7亿的民营市场主体是当前绝对的主力，如果民营经济失去了信心，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就成了纸上谈兵。

为什么今年5月份开始实施《民营经济促进法》后市场还是基本没有什么反应，民营经济的信心也波澜不惊，主要的原因在于连学界都不敢深究的四个问题——

一是民营经济为什么会失去信心，谁来负责纠错；二是谁来定义民营经济的生命周期，什么时候需要民营经济，什么时候不需要民营经济；三是谁来定义民营经济的发展空间，包括可以介入的具体业务领域；四是政府与市场的边界问题，政府的定位是“有为政府”还是“有限政府”。

目前的基本共识是，如果认为中国经济复苏可以不需要民营经济，仅靠央企国企，那肯定大错特错，但现实的情况却是，中国的民营经济当前面临诸多困境，民营经济的未来更是充满着不确定性。

前几天，官方正式回应了新国标电动自行车的争议问题，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规则制定者早先肯定没有充分考虑家长骑车接送孩子、电池头盔雨衣存放位置、电车上坡动力要求、普通民众的价格承受能力等一系列现实的民生问题。幸好官方及时下场纠正，不然后果肯定不是单纯引起舆情这么简单。

无独有偶，官方很多关于规范行业发展和企业管理的政策制度的出台初衷确实是好的，但在执行的时候大多情况下都是一刀切，要么给个很短的过渡期或者最后期限，要么文件一下发就要求执行，由此导致突然倒下的企业、店铺比比皆是，失业人员也越来越多。

我们最近这几年一直都觉得每天都过得胆战心惊，因为总是觉得政策方面存在很多不确定性，说不定哪天某个行业突然就团灭了，或者某类业务就突然就停掉了。

从2020年开始，跟金融、地产、城市更新、城投相关的监管政策越收越紧，全市场的业务空间越来越小，全行业的业务机会也越来越少，还有时不时金融、工商（市监）、税务等监管部门的各种检查和监督，最怕的是我们做国央企项目的投资业务还可能遇到审计、巡视、监察等各种问题，而且这些问题都具有不可预测性。

就像很多同行说的，不管民营企业如何正规，总有一处不合规。在上层的制度建设和底层民众的基本生存之间，监管部门如何找到平衡点，或许是当前最值得推敲的事情。

我们在《谁在迷茫》一文中提到过，“外贸死”就是“制造业死”，外贸甚至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最重要的发动机，今年的实际内需提振情况也充分验证了这个底层逻辑，至少在中短期内看不到“内需”可以替代“外贸”的可能。

近两年以来，与美国、欧盟、俄罗斯、印度、印尼、越南等国家的做法基本一致，越来越多国家开始对中国的外贸设卡。

当前最大的问题在于，中国的外贸和出口的下行，不仅仅是中美脱钩等地缘政治冲突的影响，还有更深层次的中国商品低价优势带来的负面影响，比如印尼贸易部表示中国同类工业产品的价格差不多是当地的一半，这直接挤压了当地中小制造企业的生存空间，因此需要对中国的纺织面料、家具配件等品类加征12%的反倾销税；再比如印度针对中国跨境电商出口的消费电子、家居用品已要求提供更复杂的原产地证明，清关时间也延长了3倍，这导致隐性成本上涨了20%。

我们经常听到媒体说现在全球大环境不好，所以大家都过得很不容易，事实上真的是这个样子吗？以几个邻居的情况为例，越南2025年进出口总额预计突破9500亿美元，其中今年前10个月贸易顺差已接近200亿美元，展现出了强大的国际竞争力；印度稳坐全球增长最快主要经济体位置，2025财年GDP增速预计为6.5%，国内消费增长强劲，经济规模已向4万亿美元迈进。此外，印尼、菲律宾、新加坡的外商投资近两年都在大幅增加，人工薪资水平也在大幅上涨，所以全球大环境并没有不好，只是增长的引擎和繁荣的中心正在发生迁移。

如果从上述现象去看中美之间的“东升西落”，尤其是中美之间越拉越大的GDP差异，我们是不是得做更多的反思、更多的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