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运河，如何织出长江黄金水网？

夜幕下，华灯初上，江苏淮安里运河文化长廊流光溢彩。里运河是京杭大运河的重要河段，流经江苏省淮安市、扬州市，自清江浦至瓜洲古渡入长江。图源：视觉中国

长江，既是滋育万物的母亲河，也是中国腹地不可或缺的交通干线。在此基础上，人们“挖渠通沟”、开凿运河，组建四通八达的水网，将地理分隔的各区域紧密联系在一起。可以说，运河开发之于长江流域的“一体化”进程以及文明演进不可或缺。同时，流域居民世代围绕运河的努力也渐成传统，赋予长江文化一抹独特的亮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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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挖渠通沟”应运而生

据陈桥驿先生考证，“运河”一词最早见于《新唐书·五行志》，原是对人工运渠、天然河流的总称。至于在此之前对“运河”的使用，则往往追求实用，都会兼具一些航运、灌溉、排水以及防御的功能。但从秦汉开始，伴随水上交通蓬勃发展与大规模漕运兴起，运河的运输功能与交通价值也日益凸显，人们对于“运河”的表述愈显专业，使之渐渐成为人工运渠的特指。

商周之际，在交通需求的刺激下，更大规模、更复杂体系的运河水网开始得以建设。如洹河流域考古中新发现的“殷墟干渠”，就是一条连接洹河与殷墟遗址的大型沟渠。《周礼·地官》对大小沟渠的功用做出了明确划分，这些沟渠系统在灌溉之余还形成了层级相连、“以达于畿”的水网布局，显然也考虑到沟渠之上行船泛舟的客观需要。对应之后的历史发展来看，始自春秋战国时代的运河开发和建设正是由此奠定基础，并确立了未来运河的发展方向。

就长江流域而言，大量“挖渠通沟”、开发运河，既是先天优势使然，亦是基于生存智慧的必然选择。长江流域降水丰富，形成多水的生态环境，不仅塑造了长江沿线“以船为家，以楫为马”的独特水上生活模式，也极大刺激了水上交通的现实需要，促使人们不遗余力地投入水路建设与运河开发。

从交通发展角度来看，长江流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一者，长江主泓自西向东行径，无法解决南北航行问题。二者，流域地形复杂、地域广阔，山河阻隔将上、中、下游分隔成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很难形成紧密的社会经济联系。三者，河流迂曲发育，天然水路总不尽如人意，拖累交通效率。运河则能弥补上述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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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荆州小南海湿地，河道纵横，水网密布。先天的多水环境决定了长江流域水上交通发展优势，而运河开发则是人们对环境适应、改造家园以及资源利用所做出的积极回应。图源：视觉中国

运河开发不仅可以有效调节水资源的时空分布，还能在航运、农业灌溉、防灾减害等诸多领域发挥作用。运河提高了水上交通的效率，促进了商贸繁荣、文化交流，解决了沿线居民的生计问题，带动港口码头、城镇草市兴起和手工业繁荣，使长江流域逐渐扭转了“火耕水耨”的落后局面。可以说，运河开发对于长江流域的提升是全方位的。综上所述，我们就理解了长江流域从古至今“挖渠通沟”的内在逻辑。而运河的开发也构成了长江流域发展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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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河开发 源远流长

长江流域的古代运河开发大致可分为区域性运河开发和大运河开发两个阶段。自东周至明清的两千多年亦可称作中国的“运河时代”，隋唐大运河的修建恰恰构成这一时代中前后两个阶段的分界线。在此进程中，长江流域居民们陆续开发和改造出江汉运河、江南运河、隋唐大运河以及京杭大运河等宏伟工程。

江汉运河位于荆州与潜江之间，是长江流域开凿最早的运河之一。图源：视觉中国

江汉运河又称“扬水运河”“荆江运河”，春秋时由楚令尹孙叔敖主持开通。《史记·河渠书》载其“通渠汉水、云梦之野……此渠皆可行舟”。后世因其处江、汉之间，故名之。史念海、谭其骧等研究指出，楚国比吴国更早开凿运河，“扬水，是沟通长江与汉水的一条人工运河”，“其工程的关键是在郢都附近，激沮、漳水作大泽”，使泽水连通江、汉与云梦泽。云梦泽是对江汉平原上的古湖泊群统称，北至汉水，南临长江。

张修桂认为，长江原是自荆江三角洲分出夏水和涌水汇入云梦泽西部，但随着泥沙淤积、上游分水顶点增高，夏、涌二水逐渐变成冬竭夏流的季节性分洪道。《皇览》语“孙叔敖激沮水作云梦大泽之池”，即指明是人为调控水位，使江、汉主泓与云梦泽长期连成一片水泽，方便通船，此为江汉运河前身。之后，楚人增修河道、深挖沟渠（如章华台运渎、子胥渎等），最终形成以扬水南通夏水、东连汉江、夏水，西接长江的三百里人工运河。原先，楚人南北交通只能“沿汉泝江”，如子西入郢就多走了1200多里水路。江汉运河的开通使水路“裁弯取直”，明显提高了南北交通效率。楚庄王也因此加快了进军中原的步伐，以邲之战的获胜直接奠定“春秋五霸”的地位。秦设南郡后，继续经营这条水道，称其“章渠”“长利渠”，记入《水陆里程简册》。西晋灭吴后，杜预于荆州重开扬夏水道，沿用楚、秦运河旧迹，改善南北交通。这些都充分证实了江汉运河的重要作用与交通价值。

苏州平门屹立于古城正北，护城河波光粼粼。春秋时期，吴古故水道便由此出发，蜿蜒延展，入长江，通广陵（今扬州西北蜀岗）。图源：视觉中国 图源：视觉中国

邗沟为今淮扬运河前身，历代又称“韩江”“中渎水”“山阳渎”“里运河”，春秋末年吴王夫差下令修建，自今江苏扬州北抵淮安，连接江、淮两大水系。《左传》载，吴王夫差为北上进取中原，打通江、淮水路，于鲁哀公九年（前486）“城邗，沟通江淮”。关于邗沟行径，《汉书·地理志》初说“渠水首受江，北至射阳入湖”，杜预后来为《左传》作注补充：“（吴人）于邗江筑城穿沟，东北通射阳湖，西北至末口入淮，通粮道也，今广陵韩江是。”《水经注》中进一步载述邗沟的线路“自广陵北出武广湖东、陆阳湖西，二湖东西相直五里，水出其间，下注樊粱湖”，之后“旧道东北出，至博芝、射阳二湖，西北出夹邪，乃至山阳矣”。可见邗沟也是充分利用江、淮之间的天然水系和湖泊加以连缀，同样存在河湖不分、路途绕远的问题。是故，唐宋以后的人们开始沿途修堤设堰、疏凿新河，使其行径渐向东移，与诸湖分离，最终形成了我们今天所熟知的里运河。

吴、越之地因地势低平、浅水广布，早已实现“通渠三江、五湖”的水网布设。 制图：祝昊天 卜洪权

吴、越之地因地势低平、浅水广布，早已实现“通渠三江、五湖”的水网布设，留下大量沟、渠、塘、浦等，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为古江南河和江南运河。按嵇果煌对《越绝书·吴地传》的考证，吴国腹地内有一条“吴古故水道”，从平门（苏州北门）出发，经郭池、巢湖（漕湖，今蠡湖）、历地（蠡地）、梅亭（古梅里，今无锡东南梅村镇）、杨湖（阳湖，今无锡、常州之间）、渔浦（今江阴市西利港）入长江，达广陵（今扬州市西北蜀岗）。可见该水路自太湖以东向西北延展，东段与太伯渎行径重叠，很可能是利用旧水道串联姑苏与延陵之间的吴国腹地；而长江北岸的“广陵”有专门兴修的邗城、邗沟，说明“吴古故水道”的开通与吴王夫差北上中原的计划紧密相关。

苏南当地一直有观点认为“吴古故水道”就是在太伯渎基础上延伸所形成的江南水通道，是最早版本的“江南运河”。如是，按吴人行船由南向北的次序，古江南河的贯通时间应早于鲁哀公九年，“吴古故水道”接入长江实乃吴国开辟北上水路的第一阶段工程；邗沟则是连江济淮的第二阶段工程，将水路进一步向北推移至淮、泗流域；再后，吴人新开菏水运河贯通泗水、济水，转接黄河水路，当属第三阶段工程。越国灭吴后，继续经营江浙水网建设，除改善既有人工运河外，还增开从姑苏行至吴淞江的通江陵道，称“越来溪”，意为越人统治后开凿的水道。至此，江南运河几大河段的前身均已初具轮廓：包括北段的古江南河（起自今江苏苏州，途经无锡，于江阴西北入长江）、中段的“通江南陵”（起自今苏州姑苏区，止于吴江区）、南段的百尺渎（起自今浙江嘉兴以北，于杭州入钱塘江）。秦统一后，为始皇巡游所需，改造徒阳、丹徒之间的水道，并向南修治陵水道“到钱唐、越地”，终于使得一条连贯整个江南的运河形成。

2019年6月，广西桂林兴安县湘漓镇打渔村的龙船队员在灵渠铧嘴宽阔的水面上“扒龙船”。图源：视觉中国

除江汉运河，《史记·河渠书》中还提到楚人曾在东方的江、淮之间开凿过一条“鸿沟”，今人反复考证，最终确定所指是施肥水道。有观点认为，春秋时期尚未开辟沿江东西往来的航道，所以无论“楚子为舟师以伐吴”还是后来的吴师伐楚入郢，都只能绕道走淮水一线。作为连江济淮的关键环节，施肥水道自然成了吴楚交通的必经之途。古语“归异出同曰肥”，施、肥二水同源异流，且汛期会“施合于肥”，古人利用自然规律，在季节性水道上加以人工挖渠、改造，形成巢肥运河。《水经注》中曾详述肥水入淮、施水入（巢）湖的施肥水道以及（巢）湖入江的濡须水道，恰可连成一条南北向水路。参照已有材料可见，巢肥运河的开发应在战国中期以后。楚自白起破郢之后徙都寿春，开始重点经营淮南地区，促成江、淮之间商旅往来不断；两汉时期，“合肥受南北潮，皮革、鲍、木输会也”，水道使用相当频繁；迤至东汉末年，曹操“军至谯，作轻舟，治水军”，等待“秋七月，自涡入淮，出肥水，军合肥”，孙吴屡屡北上与之争夺合肥，都说明这条运河水路的交通大动脉地位。是故，有观点认为施肥水道连江济淮的重要性一度远胜邗沟。

灵渠又称“陡河”“兴安运河”“湘桂运河”，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兴安县境内，连接长江、珠江水系。战国秦汉时期，长江以南的丘陵山地分布着众多越人部落。秦朝灭六国后继续南征，越过五岭，深入岭南地区。但遭遇越人抵抗，战事僵持，灵渠在此背景下开始修建，打通了秦军南下最关键的一条补给线。《水经·漓水注》记载，灵渠所在的兴安一带正是湘江上源海洋河与漓江上源大溶江的相近处，距离不过二、三里远。所以，只需稍加打通分水岭，就能连接起长江、珠江两大水系。

灵渠连接长江、珠江水系，修建于秦汉时期，其主体由铧堤、天平、渠道、秦堤和陡门等部分组成，是一套完整的水道工程体系。 制图：祝昊天 卜洪权

从新见出土文献可知，秦是在“尉屠睢将楼船之士南攻百越”的同时，又“使监禄凿渠运粮”，其时间节点应在秦始皇三十年（前217）前后。经历代建设，灵渠主体由铧堤、天平、渠道、秦堤和陡门等部分组成，是一个完整的水道工程体系。灵渠在两汉时期已发展成连接岭南与内地往来的重要通道。汉武帝元鼎五年（前112）分兵五路征伐南越，其中有两路“出零陵，或下离水，或柢苍梧”，最终与其他三路“咸会番禺”。《桂州重修灵渠记》亦提到东汉名将马援于建武十八年（42）南下交趾平叛时使用灵渠一线补给，“导三江，贯五岭，济师徒，引馈运”。两汉以后，随着长江流域与岭南地区的交流日渐增多，以灵渠连接的湘桂走廊渐成繁忙商路，极大促进了两地经济繁荣与文化交融。唐、宋、元、明、清历代更是修缮不断，使灵渠延续至今仍能使用。

隋唐以后，随着中国经济重心东移南迁，历代大一统王朝愈发倚重长江流域的钱粮、贡赋支撑，南漕北运日益成为国家经济运转的关键所在。在此背景下，更大规模、更长距离的运河开始出现，长江流域步入“运河时代”的第二个发展阶段，运河开发迈向一个全新高度，也促成了贯通南北的大运河正式诞生。

隋唐大运河当是第一个具有代表性意义的超级工程。隋唐建都关中后，需从关东调粮漕运京师。隋文帝时，就曾重修汉代漕渠旧迹、重开山阳渎（古邗沟），尝试打通运漕线路。隋炀帝继位后，为了加强对河北、江南诸地的控制，以东都洛阳为中心，动用百万民工、耗时数年之久，开始修建大运河。在前代基础上，隋朝又相继疏凿通济渠（唐宋时称汴水、汴河，连接河、淮水系）、山阳渎（故邗沟，连接江、淮水系）、永济渠（故河北地区开发的诸运河，连接今洛阳与北京一线）、江南运河（故江南地区开发的诸运河，连接今扬州与杭州一线）。至此，一条以洛阳为中心，北至涿郡（今北京），南及余杭（今浙江杭州）的南北交通大干线正式形成，“自是天下利于转输”，大运河上“运漕商旅，往来不绝”。

南宋以后，元、明、清三大一统王朝相继定都北京，对隋唐大运河进行了改道，裁弯取直，形成新的京杭大运河。元朝新开凿济州河、会通河、通惠河等重要河段，使运河可从杭州直达北京，大大缩短航程。明、清两代继续使用和维护大运河，开挖了更远、更宽的人工河道，兴造船闸、堤坝等水利辅助设施，还围绕运河、漕运发展形成了一整套管理制度。历经三朝修治的京杭大运河最终形成了总长约1794公里的水上交通干线。其南端始自杭州，经江南运河、里运河、中运河、鲁运河、南运河、北运河、通惠河诸河段北上，过苏州、无锡、常州、镇江、扬州、淮安、徐州、济宁、临清、天津等地，最终抵达北京。这一承继隋唐，源起邗沟、古江南河的大运河不仅有效解决了北方政治中心的粮食供应问题，还沟通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极大推动了沿线地区（尤其长江下游）的交流往来、商品经济发展以及市镇兴起，堪称中国南北交流、国家经济运转发展的重要纽带，也标志着中国古代运河开发与漕运规模达到巅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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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河文化 继往开来

及至今日，长江流域的运河开发仍在继续。新中国成立以来，党中央一直高度重视运河开发与水利建设工作。21世纪以后，长江流域的运河与水利建设被赋予了新的历史使命与时代价值。

如南水北调工程，就有效缓解了北方地区缺水问题，实现南北水资源的平衡调配。“南水北调”概念于20世纪50年代提出，经过数十年规划和论证，确定了西、中、东三条线路。2002年12月27日，工程正式开工，东线和中线分别于2013年和2014年通水。东线工程以江苏省现有的江水北调工程为基础扩建，引长江干流之水，利用京杭大运河及平行河道逐级提水北送，连接洪泽湖等湖泊，分两路输水：一路向北穿过黄河；另一路向东输水到烟台、威海。中线工程从丹江口水库调水，经河南陶岔渠首闸出水，沿唐白河流域西侧过长江流域与淮河流域的分水岭方城垭口后，在郑州以西孤柏嘴处穿过黄河，沿京广铁路西侧北上，基本自流到北京、天津。东、中线一期工程的干线总长2899公里，沿途六省市一级配套支渠约2700公里。

截至2024年9月，工程累计调水752亿立方米，不仅使沿途七省市40多座大中城市、1.85亿人受益，还显著改善多地城市供水与生态环境。南水北调工程利国利民，堪称人类史上的水利壮举，更是承载国家发展战略、关乎区域协同发展、生态环境保护等多重使命的生命线，充分展示当代中国水利科技等多方面的实力和成就。

扬州中国大运河博物馆位于扬州市广陵区运河三湾风景区内，以丰富的展品和先进的展示技术，全景展示了中国大运河的历史面貌与文化价值，是向世界讲好中国运河故事的重要窗口。图源：视觉中国

大运河的申遗为古运河的保护利用指明了方向。2014年6月22日，包括隋唐大运河、京杭大运河、浙东运河在内的三大部分十段河道共同组成的“中国大运河”项目成功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运河是古代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亦是中华民族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生动见证。大运河沿线众多商贸城镇、港口码头、水利设施等，展现了中国古代高超的建筑技术与治水、用水能力，记录着中国古代的漕运繁荣、文化交流以及社会变迁，为研究中华文明演进提供了珍贵材料。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大运河是世界上最长的人工运河，是十分宝贵的文化遗产。”申遗的成功提升了大运河的国际知名度，也给沿线地区带来新的发展机遇。如旅游业的蓬勃发展，就让古老的大运河成为地方经济新增长点。许多地方因此开始重视对大运河历史风貌和生态环境修复，如2022年发起的京杭大运河全线贯通补水行动，使断流百年有余的京杭大运河再次全线通水，极大改善了运河水质与生态环境。

此外，大运河文化带、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也创造了丰富的文化体验空间，一大批运河主题的博物馆、艺术中心、大剧院拔地而起，既提升城市文化品质与精神生活质量，也彰显着中国在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方面的决心与智慧。在国际领域，大运河持续吸引世界关注，促成诸多国际文化交流与合作。如扬州举办的世界运河城市论坛，就为全球运河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交流互鉴平台，对提升中国国家形象、增强民族文化自信具有积极意义。

2025年4月，湖北荆州引江济汉工程干渠内，长江水奔涌汇入汉江，为春耕春播关键期提供“及时水”。2014年开凿的引江济汉工程旨在解决汉江下游的水资源补给问题，优化江汉平原航道网络。图源：视觉中国

今天，水路交通仍是人类最常用的大规模、长距离运输方式，长江流域兴修运河的历史传统也依然在延续。一批新的人工运河已崭露头角。2014 年开凿的引江济汉工程亦称“江汉运河”，旨在解决汉江下游的水资源补给问题，优化江汉平原航道网络。工程设计巧妙融入通航功能，引水渠道按照限制性III级航道标准建设，可供1000吨级船舶顺畅通行。运河全长67.23公里，从荆州市李埠镇龙洲垸至潜江市高石碑镇汉江兴隆段，年均输水31亿立方米。这一创举不仅极大缩短了船舶在两江间的航行时间，更在江汉平原上勾勒出一条内连武汉城市圈的千吨级黄金航道圈，为区域经济的繁荣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继江汉运河后，荆汉运河也将横空出世。针对荆江九曲带来的困境，荆汉运河项目旨在优化荆江河段的航行条件，激发长江黄金水道潜力。按规划设计，该运河将连接松滋市松滋口与武汉市东荆河口，显著减少东西运输的时间和成本。值得一提的是，不论是今天的引江济汉工程，还是未来的荆汉运河工程，都与过去开凿于荆楚大地上的江汉运河产生某种巧合式的历史交集。诚如晏昌贵在《秦简牍地理研究》一书中指出，引江济汉工程的行径与秦简记载的“章渠水道”颇为相似，甚至有部分河段重合。而荆汉运河“裁弯取直”、提升通航条件、缩短水路的设计理念，恰与兴修江汉运河的楚人暗合。新旧运河的历史交汇，既是历史的继承，亦是传统的弘扬，两者共同勾勒出一部跨越2000多年的荆楚运河开发画卷。

从江汉运河到京杭大运河，再到南水北调工程、引江济汉工程，以及规划中的荆汉运河，中国运河开发的脉络清晰可见。古往今来，运河开发与功能使用始终都与现实需要、国家发展紧密相关。古代运河不仅是连接南北、沟通东西的通道，更是维护国家统一与稳定的纽带。运河的开发使长江流域形成了延续至今的水利传统与运河文化。今天，运河价值的呈现形式更多样化，南水北调工程、大运河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利用，都让我们重新认识古老的运河，也相信还会出现更多新的运河，继续书写长江流域“掘河为运”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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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王芳丽

美编：李彦霖

校对：段海英

审核：王旭辉

来源：《中国三峡》杂志 2025年第6期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