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大邱庄村支书禹作敏跌落始末

他是一名村支书，曾经公开说的一句名言：“去掉‘土’字我就是皇帝！”

他住着780平米的别墅楼，安装10台空调，室内一年四季恒温，一早一晚冰糖燕窝糊粥，他的饮食起居有专人服侍，每天有两次专人给他按摩，一次是白天按摩半小时，一次是晚上入睡前的专人按摩，一直要按摩到他入睡为止。

他亲自组织了号称“108将”的治安人员，这支队伍也就是他的私人保安队伍，他一声令下，指哪打哪。

此外，他为自己外出还专门组建了一支保镖队伍，每逢外出，他的保镖队伍就分乘4辆奔驰紧紧跟随其后。

他在“接见”外人的时候，都是随意靠在沙发上，抽烟时有专人为他点上送到他嘴边，抽完了又有专人拿走烟蒂并换上一支。

他就是曾通过短短十几年时间把一个穷村庄打造成“中国第一村”的天津静海大邱庄原党支部书记禹作敏。

1977年冬，禹作敏开始带领大邱庄的群众大干苦干，到1987年大邱庄工业产值已经达到了2亿元，税后纯收入4000万元。

1988年计划产值达到5亿元，纯收入达到8000万元的。

最风光时，禹作敏曾说过，那时，“大邱庄住着工商、税务、公安派出所5个人，还有银行。法院帮我要款。他们的工资半明半暗，两头都拿工资，派出所所长的工资由我开。”

1992年，在国家统计局的统计年鉴里，大邱庄是社会总产值、人均收入等多项经济指标连年稳居第一位的“中国首富村。”

禹作敏也成为国内外的“新闻人物”。

大邱庄的崛起，实事求是的说，与禹作敏的领导是分不开的，但同时，他在领导过程中的高度集权， 同样也毁了他。

随着财富的增加，名声的显赫，桂冠的增多，禹作敏的头脑开始膨胀起来，逐步变得骄横跋扈，为所欲为，竟敢把自己凌驾于国家法律之上，最终跌落神坛……

禹作敏1930年出生，1958年入党，1973 年代理大邱庄支部书记，1974年正式任支部书记。

上任后，禹作敏知道大邱庄苦难的根源是一个穷字，他一直在思索如何彻底地把大邱庄的穷根挖掉！

1976年底，村民们见他并没有太大作为，决定把他赶下台。

他公开表示，请求乡亲们允许他再干三年，保证让250多个光棍都娶上媳妇，成上家；保证叫大家过上富日子，搞不好他自动滚下台。

就这样禹作敏在一片质疑声中，继续干了下去。

他没有吹牛，他带领乡亲们成立了建筑队，办起了养猪场、养鸡场，搞承包，办工厂。

在禹作敏的带领下，大邱庄的经济还真叫他干上来了，不是几年上一个台阶，而是连蹦带跳，年年翻番！短短十几年时间，大邱庄就成为年产值45.5亿元，年纯利润5.1亿元，年上交国家税费1亿元的“中国第一村”。

大邱庄的成绩给禹作敏带来了辉煌的荣誉，自1979年被评为天津市优秀党员起，他又先后荣获“中国十名最佳农民企业家”、“全国劳动模范”、“1992年中国十大新闻人物” 、第七、八届全国政协委员等众多荣誉。

曾有人作过一个粗略的统计，自从新中国成立以来，报刊杂志上宣传一个村及其带头人的文章之多，除了大寨和陈永贵之外，就是大邱庄和禹作敏了！

但是，就在大邱庄崛起的过程中，禹作敏也在悄然发生着变化。

禹作敏一天比一天富有，一天比一天穷奢极欲。他先后几次搬家，住宅一次比一次豪华。

在禹作敏居住的被称为大邱庄“中南海”的宅院里， 大门前有供值班人员居住的平房建筑，一天24小时都有牵着狼狗的保卫人员值班，人员进出都要填写会客单，打电话预约，主人同意接见，方可放行，那正规劲，不亚于军队的司令部。

禹作敏的别墅楼共有三层，建筑面积780平方米，第一层是家庭酒吧、休息室和宴会厅，装修得金碧辉煌；第二层是总统套间和办公室，里面一间是禹作敏的卧室，一间是办公室，一间是警卫员的卧室。

在禹作敏的办公室安装了6部电话，全都是镀金的。

禹作敏还安装了监视全村的闭路电视系统，以及可以随时向全村发号施令的广播。

第三层是卧室。

禹作敏再也不抽旱烟袋了，改抽中华烟。

至于禹作敏的穿戴，更是直接鸟枪换炮，一身皮尔卡丹西装，一条腰带就要10000多元，这身行头一看就是个标准的大款。

禹作敏的安保系统也升级了，他亲自组织了号称“108将”的治安人员，这支队伍也就是他的私人保安队伍，他一声令下，指哪打哪。

天津市委有位领导去世，禹作敏带着保镖浩浩荡荡前去吊唁，结果保镖们全都被挡在门外，禹作敏气得骂娘。

此时的禹作敏已经到达了他的人生的巅峰时期，

巅峰时期的禹作敏已经成了大邱庄不折不扣的土皇帝。

事业初创阶段的禹作敏，喝河水，吃煎饼，铺把麦秸一倒就呼噜。

成名之后的禹作敏，饮食起居有专人服侍，河蟹、燕窝等山珍海味和人参等高级补品天天不断，每天有两次专人给他按摩，一次是白天按摩半小时，一次是晚上入睡前的专人按摩，一直要按摩到他入睡为止。

禹作敏在“接见”外人的时候，都是随意靠在沙发上，抽烟时有专人为他点上送到他嘴边，抽完了又有专人拿走烟蒂并换上一支。

禹作敏的专车经过几次升级换代换成了奔驰560型，但他得知天津市委主要领导人的专车也是同款奔驰后，他立刻又把专车换成了全天津独一无二的奔驰600型。

大邱庄最辉煌的时候，曾有54个国家的驻华大使同时来访问，禹作敏派出100多辆高级轿车，浩浩荡荡前去迎接，其中“奔驰”就有16辆。

禹作敏得意地说，只要是重要的来宾，一进入大邱庄地界，就换乘我们的车。

驻华使者见到这阵势，一个个惊得目瞪口呆：“这哪里是在中国农村，这是只有在国家级迎宾场合才能见到的规格啊！ ”

禹作敏听后微微一笑：“这是为中国农民露露脸！”

在驻华大使们参观完大邱庄，再次为大邱庄的富裕而感到惊奇时，已飘飘然的禹作敏口吐狂言，他说：“大邱庄要招聘100名最漂亮的外国姑娘，和大邱庄100名最聪明的青年结婚，生出最优秀的后代。这样，大邱庄就有了 100名外国亲家，也就有了100多家合资企业。”

驻华大使们听翻译译完这段话后，再也没笑出声来！

禹作敏的别墅楼与他的办公楼中间只隔了一条不到40米宽的马路，可他从来都是车来车往。

俗语说，物极必反，禹作敏也不列外，1990年的那场“大邱庄血案”，成了他迅速坠落的转折点。

1990年4月11日上午9时，大邱庄供销社附近的大街上，一群红了眼发了疯的男人手持皮带、带铁头的胶管，拼命地殴打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

老人呼天唤地，苦苦哀求，跪下求饶。

200多名围观者中，也有人试图阻拦，这时却有人高喊：“打死他！打死他！打死他我抵命！”

直到老人奄奄一息凶手才扬长而去。

老人被送进大邱庄医院抢救，经医生检查肋骨断了8根，肾组织出血，肝脏破裂，胸膛、腹腔积血达600毫升，抢救无效，于当日下午死亡。

这起血案是怎么发生的呢？

原来，4月9日，禹作敏的堂弟禹作相得知他的女儿被大邱庄家具厂厂长刘金会猥亵后，气愤填膺，纠集禹家数人，窜到大邱庄治安派出所内，把关押在那里的刘金会暴打了一顿。

禹作相还不解气，又要求禹作敏为他做主， “教训教训”教子无方的刘玉田。

对这起禹刘两个家族之间的矛盾，禹作敏如能有创业起步时的胸怀，就凭他的威信，一句话就能化解。

但这时的禹作敏，已不是昨日的那个禹作敏了，他不仅不执行以前制定的谁家族的矛盾谁解决的原则，反而冷森森地说：“大邱庄的江山是我禹作敏领着打下来的，是我禹家的天下，他刘家敢往我禹家眼里揉沙子，那不翻了天啦！”

他叫人去教训刘玉田，结果直接把人打死了。

刘玉田死后，禹作敏不是赶紧解决问题，而是在当天下午召开了全体职工现场大会，公然讲道： “刘玉田应该早死，他死得太晚了，死有余辜。有水平的可以上台揭发刘玉田，没水平的可以骂大街。”

从刘玉田被打死至尸体火化的6天时间内，禹作敏派人对医院实行戒严，不准死者家属向遗体告别。

4 月12日、13日，大邱庄出现几千人的游行队伍，一路高喊：“打倒刘玉田，刘玉田死有余辜：”

5月25日，天津及静海县公安局派员到大邱庄捉拿凶手，不仅被人顶着不让抓，还被留在大邱庄住了一夜。

1991年6月18日，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对禹作敏的堂弟、侄子共7名罪犯分别判处了无期徒刑和9年以上徒刑。

骄横一时的禹作敏认为司法机关栽了他的“面子”，是有意治他禹家的，便肆无忌惮地在大邱庄搞起了一系列违法和对抗司法机关的活动。

1991年8月，禹作敏狂妄到胆敢动用中共大邱庄支委会的名义，向社会广为散发了两份材料，材料称：“我们对天津市公安局和中、高级法院对禹作相等7人的从逮捕到判决有意见。捕的不正常，判的没根据。”

在材料中，他还把这宗因家族纠纷引起的刑事案件和大邱庄的经济建设扯在一起，和改革开放扯在一起，好像再说改革好，经济发展快，就可以打死人不偿命，可见禹作敏昏头昏脑到何等地步！

此后，他对司法机关“不给面子”的对抗与报复，由“书面言论”升级到“拳打脚踢”。

1992年11月27日下午，北京国家安全局干部学校的27名学员，由班主任程钢带队到大邱庄搞社会调查，只因在买东西时与店主发生点纠纷，就被禹作敏安排人非法拘禁他们7个小时，其中21人遭殴打，回北京后，5人因伤住院。

1992年12月初，禹作敏因怀疑公司内部有人贪污，于是在总公司大楼，私设公堂，先后对原华大公司氧气厂厂长田宜正，华大公司副总经理债洪滨、养殖场场长宋宝等人进行“审讯”。

虽然天气十分寒冷，受审者却被强令剥光上衣，接受“审查”。

众人被严刑拷打，屈打成招，此后田宜正被非法关押14天，侯洪滨被非法关押达42天，宋宝被关押39天。

12月13日，终于发生了华大公司职工危福合被殴打致死案。

危福合26岁，家住河北省枣强县，1990年来到大邱庄，1992年开始负责华大公司养殖场的基建工作。不久，华大公司解散，养殖场划到了万全公司名下。在全面审查的过程中，危福合被怀疑上了。13日下午两点多钟，危福合被叫到了公司三楼。

危福合不承认，打手们扒光了危福合的上衣，用电警棍戳，用三角带拧成的皮鞭子抽。

18个打手进进出出，这一拨人打累了，便去休息室吸烟、喝茶、聊天，已休息够了的凶手们，再轮班上阵，一直轮番猛打了7个多小时，直打得危福合皮开肉锭，遍体鳞伤，鲜血淋淋。

到夜里10点多钟，才发现危福合已七窍出血，气若游丝，急忙送往大邱庄医院，抢救无效死亡。

后经法医鉴定，死者身上的伤痕达380多处，因外伤导致创伤性休克死亡。

12月15日晚，天津公安局6名警察来调查此事的时候，禹作敏竟下令将他们全部扣留。

警车司机见状，冲破重重阻挠，逃了出去。

次日早上，当天津市公安局领导得知此事之后，极为震惊，他们没想到禹作敏会干出这样的蠢事。

鉴于大邱庄的特殊地位和禹作敏的全国政协委员身份，于是忙将此情况报告了市委、市政府。

天津市主要领导得知后，极为愤怒，命令大邱庄“立即放人,不得有误”。

禹作敏接到命令后，故意拖延，一直对抗到11时30分，才将6名公安人员放出。

此时，办案的公安人员已被被非法拘禁 12个小时。

由于禹作敏窝藏杀人凶手，拒不交出，天津警方派出400名警力在大邱庄外待命，然后市县领导亲自找禹作敏谈话。

禹作敏不仅不听，还让手下四下散布公安人员“要攻打大邱庄”的谣言。

一时间，在一些人的指挥下，大邱庄立时进入“战时状态”，开始与警察对峙。

当日夜，天津市公安局为了防此与不明真相的群众发生冲突，除留下30名干警待机进村执行搜捕任务外，其余干警全部撤回，并将此决定通知给了禹作敏。

翌日上午，禹作敏却不顾各级党委的劝阻和挽救，擅自召开了全村大会，他在高音喇叭里造谣煽动说：“市里在大邱庄四面八方布置了1000 多部队，还带了小钢炮、催泪弹、警犬，要到村里搜查，我怀疑这不是来破案的，是冲着大邱庄的改革来的，是对大邱庄改革冒尖的打击和压制,要做好充分准备。’

他对不明真相的群众煽动说：要保卫总公司，保卫大邱庄……

此后，内部有人劝他，他任然冥顽不灵，左膀右臂不想惹事，纷纷弃他而去。

最终，在内外压力下，禹作敏终于低头。

但他仍不甘心，继续让人散布谣言，阻挠公安干警办案。

禹作敏的一系列罪恶行径，引起了上级的高度重视。

后经调查和群众举报证实，1993年4月16日，新华社官宣，禹作敏被捕。

禹作敏被捕后，没有人服务他了，有时他晚上睡不好觉，肚里感到饿，就问管教干部能否给他买点东西吃。

管教手里管着禹作敏家里送来的一点钱，以备给他买点鸡蛋之类的营养品。

管教说说，这好办，买点桃酥行不行？不贵，抗饿。

“禹作敏一听喜出望外，说：“行行，吃这个就成！”

管教买来东西向禹作敏一分一厘地报账，禹作敏说：“算了算了，这算花钱吗？我听见1000元以下的就烦！”

管教说：“那是你让钱多了烧的。钱多钱少都不能做事没有规矩，没了规矩，早晚要摔得头破血流的。”

随后，禹作敏被38次传讯，案卷总计86册，这些资料记录了一个农民企业家蜕变为无法无天者的全部历史。

1993年8月27日，禹作敏犯有窝藏罪、妨害公务罪、行贿罪、非法拘禁罪、非法管制罪，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20年。

1998年10月，禹作敏在病保外就医期间服药自尽。

至此，这个曾全国知名，风光一时的大邱庄“庄主”就此谢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