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子地铁互摸下体被行政拘留！二审最新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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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一周，郑律师忙于多场庭审，更新略有减少。不过也正是在频繁开庭的过程中，发现了不少值得深思、颇具代表性的问题。

今天，便挑选其中一个，与各位一同分享。

1.案件经过

这是一起发生在北京地铁内的同性乘客互摸下体案件。

双方被便衣人员当场控制后，执法机关最终援引《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六条第四款所规定的“其他寻衅滋事行为”，对我的委托人作出了行政拘留五日的处罚决定。

委托人对此不服，依法提起行政诉讼，将公安机关诉至法院。一审法院判决驳回诉讼请求。

本周，该案已在北京二中院进入二审询问程序。

2.争议焦点

本案的核心争议，集中于案涉行为的法律定性问题。

作为诉讼代理人，郑律师认为，在未发生生殖器裸露、亦未造成公共秩序实际受扰的情况下，所谓“地铁互摸”行为至多属于道德评价范畴，尚不足以上升为行政违法，更不应以“寻衅滋事”为由对当事人处以行政拘留这一最为严厉的治安处罚措施。

3.代理人观点

郑律师认为案涉行为不属于“其他寻衅滋事”行为的理由理由，主要有三。

（1）不符合“其他寻衅滋事行为”的法定构成要件。

2026年新修订的《治安管理处罚法》虽尚未在本案事发时生效，但其对“其他寻衅滋事行为”构成要件的明确表述，真实、集中地反映了立法者对该类行为的立法本意与价值取向，即通过限缩性规定，防止兜底条款被无限扩张适用。

在行政法层面，新法首次将“其他寻衅滋事行为”明确限定为同时具备：“无故侵扰他人、扰乱社会秩序”两项要件。

⬆️26年《治安管理处罚法》原文⬆️

尤需注意的是，法条中两要件之间使用的是顿号，而非选择性或概括性表述，表明二者系并列构成要件，必须同时满足，缺一不可。

回到本案，首先并不存在“无故侵扰他人”的情形。结合双方的询问笔录可以明确看出，案涉行为并非单方强加于人，而是双方在明知且默许的情况下，隔着衣物进行触碰、摩擦。若一定要区分“被侵扰者”，那么从行为先后顺序看，事发当时系对方首先对我的委托人进行试探性接触，我的委托人并非主动侵扰他人一方。

其次，被上诉人未举证“扰乱社会秩序”。根据便衣人员拍摄的现场视频，完整时长为4分58秒，其中能够清晰、完整辨识互摸行为的画面仅约十秒。且受限于地铁车厢拥挤、镜头晃动等客观因素，画面本身并不能清楚呈现所谓“互摸”的具体行为。当然，这并非关键所在。真正的问题在于，在整段近五分钟的视频中，并未体现出因我方当事人的行为而导致车厢秩序发生任何异常或混乱。

为进一步验证这一点，郑律师将视频音频单独导出，随机邀请身边的朋友、同事以及小学生完整听取音频内容，并询问其直观感受：是否能听出车厢内存在异常情况或秩序被扰乱的迹象。所有受询者的反馈高度一致，均认为“听不出任何异常”。这从侧面印证了一个基本事实——案涉行为并未对公共秩序造成现实、可感知的影响。

在同时缺乏“无故侵扰他人”与“扰乱社会秩序”这两项法定要件的情况下，将本案行为定性为“其他寻衅滋事行为”，显然缺乏法律依据。

（2）即便依一审法院所阐释的更为具体的“其他寻衅滋事行为”标准，委托人行为亦不符合。

郑律师在此将一审判决中关于“其他寻衅滋事行为”的裁判思路呈现给各位读者。一审法院对该概念的理解，与2026年新修订《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立法取向基本一致，但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列举并细化了多种典型的寻衅滋事行为形态。

⬆️本案一审判决原文⬆️

在此背景下，不妨将本案作为一道“选择题”，逐项对照判断委托人的行为究竟落入哪一类型之中。

其一，是否属于肆意挑衅？显然不成立。案涉行为系双方在默许、同意的前提下发生，不存在单方挑衅、强加行为的问题。

其二，是否属于随意殴打、骚扰他人？同样不成立。委托人并未实施任何殴打行为，也不存在单方骚扰他人的情形。即便从“骚扰”的角度进行评价，结合行为的发起顺序，委托人反而更接近于“被骚扰”的一方。

其三，是否属于任意损坏、占用公私财物？本案中并无任何证据表明存在损坏或占用公私财物的行为，该项亦显然不符。

其四，是否属于在公共场所起哄闹事？更无从谈起。便衣人员拍摄的约4分48秒现场视频客观显示，事发过程中地铁车厢秩序始终平稳，未出现起哄、围观或秩序混乱的情形。

至此，还剩下“是否扰乱公共秩序”。然而，无论是现有的视频资料、询问笔录，还是委托人向我转述的一审庭审情况——被告方亦仅以“担心此类行为若不禁止可能引发舆情”作为理由——均恰恰说明：所谓风险停留在假设层面，而非已经发生的事实。在事发当下，并不存在公共秩序被实际扰乱的客观情形。

（3）北京市公安机关其他分局的行政处罚实践，进一步印证被上诉人的认定属于个案性、扩张性理解。

为验证被上诉人对“其他寻衅滋事行为”的理解是否具有普遍性，郑律师专门对北京市公安局官网近期公开的行政处罚决定书进行了系统检索、收集与整理，共选取了十份涉及寻衅滋事的处罚决定作为样本进行比对分析。

⬆️昌平公安一寻衅滋事行政处罚决定书⬆️

通过对上述决定书的内容梳理可以清晰发现，除本案被上诉人外，北京市其他公安分局对“其他寻衅滋事行为”的理解与适用，均与2026年新修订《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立法取向一致，法律适用路径清晰、标准稳定，并不存在任意扩张兜底条款的情形。

以具体案例为例，“酒后无故殴打他人”“酒后无故生非，以酒瓶殴打他人”“酒后无故损毁他人车辆”“酒后无故辱骂、殴打网约车司机”等行为，均被依法认定为寻衅滋事。

这类行为具有高度一致的特征：行为人无正当理由主动侵扰他人，并且以暴力、辱骂或破坏行为直接造成公共秩序的现实混乱。

可以看出，“无故侵扰他人”与“扰乱社会秩序”这两个核心特征，在上述案例中均表现得十分明确、具体且可感知。与之相比，本案中被上诉人对案涉行为的认定，显然背离了北京市公安机关整体、稳定的执法共识，更难以成立。

4.处罚依据

除援引《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六条第四项外，被上诉人即公安机关还主张，本案所涉“地铁互摸”行为构成寻衅滋事，其依据来源于《治安管理处罚法释义与实施指南（2014版）》中的相关解释。

在庭审谈话过程中，代理人系首次听闻该“依据”。经当庭网络检索，并未发现任何法律法规或规范性文件作出相同规定，进一步追问后方才得知，所谓“依据”仅系一本书籍的名称，而非现行有效的法律规范。

⬆️被上诉人参考书籍⬆️

庭审结束后，代理人依法调取并查阅了该书。该书第291页在对“寻衅滋事”行为进行概括性描述时，确有如下表述：“出于取乐、寻求精神刺激等目的，在公共场所无事生非，制造事端，扰乱公共秩序。”

⬆️被上诉人参考依据⬆️

然而，上述表述显然不能作为本案行政处罚的合法依据，理由至少包括以下三点：

首先，该《释义与实施指南》本质上属于学理性参考书籍，而非法律、行政法规或具有法律效力的规范性文件。依照行政处罚法定原则，行政处罚必须有明确的法律依据，任何机关均不得以学术著作、内部资料或参考性文本作为设定或认定违法行为的依据。

其次，即便从该书内容本身来看，其权威性亦存在明显自我否定。该书编者在末页明确说明：“由于编者水平有限，加上编写时间仓促，本书难免有不准确、不透彻之处，对实务问题的分析也可能不全面。”既然作者已明确提示内容可能存在不准确之处，更不应被行政机关直接作为认定公民违法、作出处罚决定的依据。

⬆️该书结尾⬆️

再次，从该表述的内部逻辑看，其构成要件本身即为并列关系，即行为须同时具备“出于取乐、寻求精神刺激的目的”以及“在公共场所无事生非，制造事端，扰乱公共秩序”的客观结果。然而，回到本案证据体系，被上诉人并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案涉行为已实际造成公共秩序被扰乱，更谈不上“制造事端”。在缺乏客观结果的情况下，显然不符合其自行援引的标准。

综上，无论从法律效力、依据来源，还是从构成要件的适用角度看，《治安管理处罚法释义与实施指南（2014版）》均不属于判断本案行为是否构成寻衅滋事的合法依据。被上诉人以该书内容作为认定基础，既违反行政处罚法定原则，也无法经受法律逻辑与依据合法性的检验。

律师观察

通过对本案法律依据、裁判说理以及同类执法实践的系统梳理，可以看到，本案争议的本质并不在于情绪评价或道德立场，而在于行政权力的边界应当如何被法律所约束。当“寻衅滋事”这一兜底性条款被过度扩张适用时，其风险不仅关乎个案当事人的人身自由，更关乎行政处罚法定原则与法律适用的可预期性。

在充分了解上述代理观点之后，各位如何看待本案中案涉行为的法律定性？欢迎通过投票方式表达您的判断与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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