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鲁迅弟子，奉命潜伏在郭沫若身边，暴露后刘伯承亲自指示抓人

南京解放前夕，敌我双方的斗争已经进入白热化阶段。淮海战役接近尾声时，蒋介石集团意识到大势已去，一边匆忙组织撤退，一边加紧布置特务潜伏下来。

从1948年11月到1949年3月，这短短四个月里，国民党特务系统在南京先后设立了20多个潜伏小组和电台情报站，留下了3300多名特务人员。

这些潜伏者中，有一位特别引人注目，他就是荆有麟。

此人同时拥有中统和军统的双重身份，是军统唯一的少将文化组长，还担任“国防部保密局潜京一分站”的站长。蒋介石曾亲自称赞他是“最优秀同志”。

荆有麟利用南京的“蹦蹦戏”剧团作为掩护，继续收集情报，并在暗中进行破坏活动。

最终，在南京市委书记兼市长刘伯承的直接指挥下，这个潜伏网络被一举侦破。1951年5月，荆有麟和其他一批潜伏特务被抓捕。

荆有麟早在上世纪20年代就活跃在文化界，并逐渐成为敌特分子。后来，他深受戴笠和毛人凤的赏识。

1923年，他在北平的世界语专门学校读书期间，当时鲁迅在该校任教并兼任校董，两人由此结识。此后荆有麟便以“鲁迅弟子”自居。

他还曾与李大钊等人一起创办《哈哈报》，但不久后就被北洋军阀吴佩孚收买。从那时起，他开始走上特务道路。

到了1927年，荆有麟担任国民党中央党部上海宣传委员会的秘书兼训练总干事，此后长期从事特务工作。

1939年8月，他被重庆考选委员会派往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的“防奸防谍训练班”接受训练。次年，他接到监视郭沫若的任务。

为了完成这项任务，荆有麟利用自己的文学才能，通过投机钻营的方式，成功混入郭沫若在重庆主持的文化工作委员会，担任秘书一职，主要负责处理上行公文。

后来，他又打入中华全国文艺工作者协会，利用工作便利，秘密调查左翼文化名人的日常言行，专门刺探文化界的情报。

在这样的特殊工作环境中，荆有麟备受中统和军统的重视。他平时将所见所闻全部记录下来，上报给特务机关。每周日，特务机关都会派专人到他家取走情报。作为回报，特务机关每月给他发放数十元的津贴。

荆有麟的老朋友，如中共办事处的何成湘、新华日报办事处的鲁明，都成了他获取情报的对象。文化工作委员会聚集了大后方文化界的知名人士和进步分子，还包括到过重庆的林伯渠、林彪等人，以及苏联驻华大使彼德洛夫、苏联驻渝对外文化协会代表米舍尔克拉夫斯基、苏联大使馆秘书弗德麟柯，还有日本进步作家鹿地亘、池田幸子、绿川英子等。这些人的言行都在他的监视范围内。

文化工作委员会位于重庆乡间的赖家桥，只在城内设有办事处。有时郭沫若进城办公，乡间的委员会机关就空无一人，荆有麟往往一两个月都得不到有价值的情报，这让特务机关很不满意。

为了解决问题，以后只要郭沫若长时间住在城内，荆有麟就会每月进城住一个星期。白天他在文委会办事处工作，晚上则到特务机关去写汇报，确保情报的及时上报。

荆有麟作为一名高级文化特务，以作家的身份活跃在文化界。他担任中苏文化协会理事，同时还是文艺协会驻京成员，这个协会的成员只有八人，这让他有机会深入渗透到文化界的各个领域，经常与知名文化人士接触。

他曾经听过郭沫若、翦伯赞、侯外庐等著名学者的讲课，平时也从事文学创作，还出版了多部书籍，比如《火焰下一天》《间谍夫人》《小红姑娘》《流星》以及《回忆鲁迅片断》等。

此外，他在重庆、成都、昆明、西安等地的杂志和报刊上发表过不少文章。这些作品让他在文化圈中维持着作家的形象，同时也为他的特务活动提供了便利的掩护。

荆有麟曾经写过一本名叫《国共之间》的书，书中主题是强调一致抗日，这在当时很符合民众的期望。因为考虑到这本书的政治影响较大，他想请周恩来帮忙指点一下。

1942年10月，重庆市文艺协会举办了一次各界人士的联欢活动，荆有麟随郭沫若一起受到邀请。当晚八点，周恩来神采奕奕地出现在现场，整个会场顿时沸腾起来。

在联欢会上，荆有麟找了个空当，走到周恩来面前，把编书的目的一五一十地说了，还提到出版的难处。周恩来当场表扬了他一番，表示可以看看书稿，并要他把书交给中共驻渝代表徐冰。当时，周恩来只知道荆有麟是文化工作委员会的人，并不清楚他的特务身份。

不久之后，因为荆有麟的另一本书《间谍夫人》出版后，《新华日报》发表了评论文章，对书中的某些观点进行了批评，这让他心里发虚，最终没敢把《国共之间》送到徐冰那里。

香港沦陷后，许多文化名人都转移到了桂林。当时，蒋介石为了拉拢这些文化人，派刘伯闵携带大量金钱前往桂林，邀请文艺界人士去重庆。

他的真实目的是不放心这些人留在桂林，想把他们弄到重庆，由张道藩来控制。

郭沫若得知这个消息后，告诉了夏衍。

荆有麟了解到情况，便立刻报告给了特务机关，说郭沫若和夏衍在阻止桂林的文艺界人士前来重庆。

因为这个情报，蒋介石曾在一次国民党大会上大发雷霆，痛骂郭沫若“只为共产党做事”。从那以后，国民党内一些与郭沫若熟悉的朋友都不敢再理他，这直接影响了郭沫若从事的进步文化活动，让他原本的圈子变得孤立起来。

类似的情况还不止这一次。有一次，周恩来在重庆借用郭沫若主持的文化工作委员会，连续几天分批邀请重庆各界的进步人士，征询他们对国共合作的意见。荆有麟把这个情况也报告给了特务机关。

蒋介石得知后，一气之下就把文化工作委员会给撤销了。这不仅让文艺界人士失去了一个可以依靠的组织，也使中国共产党失去了一个重要的统战工作阵地，从此在文化领域的活动受到了限制。

苏联对外文化协会驻华代表米舍尔克拉夫斯基，以及苏联大使馆的弗德林柯，这两个人都是研究中国文学的专家。弗德林柯特别专攻屈原的研究，他们经常与中国文化名人来往，交流学术观点。

荆有麟却捏造事实，说他们指使中国文化名人从事反对中国政府的活动。

蒋介石听信了这些，命令戴笠和徐恩曾严密监视他们的行动，如果发现他们召集中国人在什么地方开会，一定要加以逮捕。同时，还要搜集他们反国民政府的证据，以便向苏联提出抗议。

1944年，文化工作委员会被撤销后，城乡两处的房屋都被收回，工作人员也就地解散了。荆有麟的情报工作因此中断，生活一下子变得拮据起来。中统局取消了他的津贴，只给他一个干事的名义，提供一些补助，同时要求他另外找份公开职业维持生计。

军统局则给了他一个上尉的头衔，适当补贴生活费，并指示他继续跟随郭沫若工作。

荆有麟反复想了想，决定采用投机的方式来处理情报。他开始根据报纸和通讯社的稿件，以及平时能接触到的消息，编造情报送给重庆的特务机关特检处。

后来这个处改名为邮航检查所，里面的第二科情报科负责接收。科长是钱钟英，还有李际安、王云南等人，直接与他联系的是钟鹤鸣。因为共产党防范得很严密，荆有麟收集真实情报越来越难，只好转向编造假情报来应付。

比如，他看到某通讯社报道说苏联大使将于近日回国，任务不明，就把这捏造成“苏联方面某人说，莫斯科对中国抗战的军事已经失去信心，特于某月某日命令大使尽快将中国军事发展详情及现有军备数量调查清楚，并在某时呈送上去。

据大使馆的人说，现在正搜集这些资料，可能于某日返国”。这样的情报听起来详实，却完全是杜撰的。

晚上，他常常利用各通讯社的稿子、报纸和书籍，为特务机关编情报。

举个例子，报纸上登载一则新闻：“林彪将军到重庆了，苏联大使馆设宴欢迎。”但参加宴会的人名并没有公布。

荆有麟就根据自己的想象，凑出一些可能参加的人名，并编造林彪在宴会上说了什么话。

因为这个宴会只有苏联、中共、左翼文化界和各民主党派领袖四方面的人参加，特务机关根本进不去，对里面的情况一无所知。只要他编得合情合理，特务机关就会信以为真。

就这样，他凭空捏造了一年多的情报，竟然没被发现。

国民政府迁回南京后，荆有麟担任了保密局南京站的文化组长，同时兼任中统局首都实验区的专员。他仍然用这种手段编造情报。

特务机关往往根据这些情报，去监视或控制某些人物和地区，这让共产党及民主党派的活动受到很大限制，不利于地下党的开展工作。

有一次，荆有麟看到报纸报道“苏联罗申大使已离京”，就捏造成“大使离京回国”。结果两三天后，报纸又登出大使生病并未离京的消息。

他的“秘密”就这样泄露了。中统局对他进行了处分，从此他开始了秘密潜伏的工作。

淮海战役结束后，国民党败局已定，解放军大部队聚集在江边，国民政府的各个院部纷纷南迁。国防部保密局局长毛人凤根据蒋介石的指示，决定由荆有麟等人留下潜伏。

这是因为蒋介石曾在荆有麟提供的一份重要情报上批示，称他为“最优秀的同志”，同时荆有麟也深得军统和中统的信赖。这些因素让他成为潜伏人员的合适人选，继续在暗中活动。

一天傍晚，毛人凤约荆有麟见面，郑重其事地强调，荆有麟留在大陆是为了党国的生死存亡，还赞扬他在重庆监视郭沫若、收集苏俄情报时，曾得到戴笠的夸奖。这次留下来，正是因为大陆需要像他这样经验丰富的领导者。

接着，毛人凤将南京站的文化组改名为“保密局潜京一分站”，并把“艳云评剧社”——俗称“蹦蹦戏剧团”——和“新华剧团”交给荆有麟作为掩护，任命他为剧团经理。

事后，保密局南京站长黄加特又约荆有麟到胡家巷4号密谈，让他另外组织人事，找报务员，并配给电台和剧团人员，还将桂俊复安排在他身边。从上海调来了译电员孟玉芳和报务员马佑华，另外派了两名掩护人。

荆有麟当即把剧团主角杜艳香和她丈夫白云楼的名字写给保密局南京站副站长张明扬，要求用他们作掩护人。

1949年1月10日，他们租用了钞库街40号，以21石半米的价格租用半年，马佑华先搬了进去。

荆有麟以“潜京一分站”的名义，一共领了73万元金圆券。一切安排妥当后，张明扬又约他去见毛人凤。毛人凤鼓励荆有麟留在南京，并问他留下潜伏有没有什么困难。

荆有麟提出，他的家眷疏散在后方的衡阳，万一将来交通中断，无法接济，希望保密局设法援助。毛人凤当即答应，并让张明扬记下他妻子的地址，表示假如衡阳出问题，就把她们迁到广州或台湾去。

接着，荆有麟又提到剧团的应变问题。如果南京发生战争，这些人吃喝都会成问题，他要求保密局拿出20担米作为应急之用。毛人凤当场答应，让他找张明扬去办。

事后，荆有麟派人当天就把米领了回来，他还用保密局拨给的一万元买了一些日用品。

南京解放后，荆有麟的“潜京一分站”开始了正式的潜伏活动。他们每天向台湾保密局发出我军进城后的政治、军事、经济情报。

为此，台湾保密局局长毛人凤对“潜京一分站”的工作非常满意，特意发了奖金美钞1000元。荆有麟用这些美钞寻欢作乐，过着表面平静却暗藏风险的日子。

不久，南京市公安局侦讯处接到密报，说毛人凤逃到台湾前，曾留下特务组织——“保密局潜京一分站”，站长就是荆有麟。同时，他们侦查到一个可疑的电台讯号，经过测向，发现发报地点在城南夫子庙。

这一特务组织引起了市长刘伯承的重视，他指示南京市公安局要“先捉大鱼”。宋任穷副书记也指出，荆有麟在特务组织中很有影响，抓住了他，就能对其他特务起到敲山震虎的作用。

1949年6月5日，南京市人民政府决定举行文艺调演，优秀节目将参加全国文代会的表演。

荆有麟想借此机会向新中国靠拢，实施更重要的潜伏方案，于是赶排了传统戏《乾坤福寿镜》。结果，该剧被选上，赴北平演出。

6月20日，新华剧团正在夫子庙大鸿楼剧场彩排，西装革履的荆有麟与他的姘妇岳华坐在剧场观看。

我公安机关根据捕获的敌上尉通讯员提供的线索，当场将荆有麟抓获，彻底摧毁了“保密局潜京一分站”这一特务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