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这个问题属于是“谜底写在谜面上”，相信很多感兴趣的朋友都思考过这场大会的意义。这场大会从1962年1月11日开始，2月7日结束，差4天就刚好满一个月了。时间如此久的工作会议，无论建国前还是建国后，都十分罕见。
但更罕见的是这场大会的规模，七千多人参加，而且都不是无名之辈。他们都是中央、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地委、县委、重要厂矿党委和军队的负责干部。这基本覆盖了整个中国的方方面面。
这是一场关于国民经济的会议，军队干部却参与其中，其重要性可见一斑。
此次大会的会议通知中，曾对会议内容和宗旨做以下说明：“今年以来，我国的经济形势，特别是农业情况，部分地区已经有了显著的好转，但是困难还没有渡过。在我们的实际工作中间，还存在着一些不正确的观点和作风。
例如分散主义状况，本位主义观点，不讲老实话的作风，在执行国家收购农产品任务上不照顾大局，片面地只顾本地或者只顾农民一头，缺乏朝气，缩手缩脚的畏难情绪，等等。这些观点、作风，又妨碍着困难的克服。
中央希望，经过这次会议，能够总结经验，统一认识，鼓足干劲，加强纪律性，全党团结一致，一心一德，积极地、不失时机地加强各方面的工作，使当前的困难较快地克服，使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得到顺利发展。”
从上述内容不难看出，这场会议的核心内容是“解决作风问题”。直白点讲，其实是解决思想不统一问题。
七千人会议召开的远因众所周知，是“大跃进”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失败。这是根本原因，这个失败引起了一连串的反应。会议的近因主要有三，一是既然失败了，该如何在重重困难中进行调整？二是58年中苏交恶以来，该如何应对国际上的压力和众多挑战。第三点，是最复杂、最不好解决的一点，中央要不要做自我批评？许多问题急需中央回答。当时地方出现许多怪话和困惑。
例如61年各地讨论《农业六十条》，各级干部不约而同地提出一个尖锐的问题：“三面红旗”，究竟对不对？邓小平看后说了一句：“我们什么时候总是要回答这个问题的。”
这场会议的召开其实有些匆忙，从决定到召开才两个月时间。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当时本就是农业国家的中国，1961年几乎用全部外汇3亿5千万美金（合14亿人民币）来进口粮食了，其他急需必要的工业物资没进口多少。
1961年全国征购720亿斤粮食，中央上调60-70亿斤。到9月，中央决定在第四季度从各地上调32亿斤粮食。可是通知发下去，过去一个半月，各地上调到中央的粮食才7亿斤左右。北京、天津、上海三大城市粮食告急，即将出现断粮危机。最后这上调粮食问题，在中央召集各省市自治区负责粮食工作的同志开会无果后，中央便召集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开会，专门解决这一问题。邓小平、刘少奇先后讲话。
1961年的粮食问题说完，紧接着讲到1962年的粮食上调任务，会场顿时陷入一片沉默。当时提出三个上调方案，120亿斤、150亿斤和180亿斤。最后虽然通过150亿斤这个方案，但相当勉强，能不能落实还是个未知数。
邓小平汇报给毛主席，毛主席听后就说中央要开个县委书记以上干部的“大会”。当时毛主席还说：“我准备在大会上讲话，中央各同志也讲一讲，把会议当作小整风，把大家的思想统一起来。”
到会议后期的1月30日，毛主席在会上发表讲话。老人家讲了六点，全部围绕着“实行民主集中制”。
一穷二白要发展，粮食是最基础的问题。中央为什么不断增加粮食上调数字？还不是因为城市与工业人口越来越多。而国家要发展，这些人是必须要、少不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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