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共党的尘封往事（三）——张志忠返台建党

张志忠

在张志忠的家乡台湾嘉义，张志忠是个传奇性的人物，他的很多经历被赋予了传奇的色彩，至今流传。

张志忠原名张梗，1910年出生于台湾嘉义新港。因家中贫困，读完公学校之后在前清秀才林维朝的资助下，张志忠到了厦门集美中学读书。在厦门，他开始接触进步思想结识进步青年投身爱国抗日运动，14岁成为闽南台湾学生联合会主办的杂志《共鸣》的主持人之一，宣扬抗日思想。后来张志忠认识了蔡孝乾、王万得、翁泽生等人，并于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走上革命的道路。

张志忠最为传奇的事莫过于他的装疯经历。1932年张志忠受翁泽生指派回台湾重建台共党。1933年6月被捕，他把屎尿涂抹在身上使皮肤溃烂，开始装疯，闹得监狱鸡犬不宁，之后被保释回家。但一直处在日本警察的监视之中。

张志忠装疯的故事在家乡口口相传，传说他整日家疯癫咆哮，两个眼珠红得像得了狂犬病一样，经常蹲在地上喃喃自语，嘴上流着口水，谁也不认得。他的母亲要把他的衣服脱掉换洗，他就打他母亲，走到街上看到狗粪牛粪鸡粪捧起来就往嘴里塞，整天拖着一张草席到处睡，经常几天看不到他的影子。他的母亲整天哭天抹泪地寻找她的阿梗。有人怀疑他是装疯，便拿着一根铁丝扎他的眼珠，他一动不动，眼睛一眨不眨，人们便相信他是真疯了。当日本警方放松了对他的监视的时候，他就突然消失了。

后来他的爱人季沄烈士在1946年10月写给江苏南通父母的信中曾经提到他的这段经历，季沄是这么说的:春霖（杨春霖——张志忠的化名）当年离家，从日本逃往大连，大连至青岛，处于日本警察监视之下，是九死一生。十年未和家中通讯，他母亲逢年过节都哭哭啼啼纪念他，全家以为他被秘密处死……

谢雪红与杨克煌

张志忠到了大陆之后，流浪了很长一段时间，积极寻找党组织，吃尽了千辛万苦。最终在山东加入八路军，再到延安抗大学习，于1939年分配到冀南军区敌工部日军工作科任干事，张志忠的战友们对他的评价是作风硬朗，个性顽强，为人正派，能力突出。

1945年8月，蔡孝乾受命组建台湾省工委。蔡孝乾9月从延安动身，经过冀南军区时，张志忠就和蔡孝乾一起踏上了归乡之路……

张志忠是1946年3、4月份率领第一批干部先行返回台湾的，他首先面对的最棘手的问题就是要解决老台共党的宗派分裂问题。以谢雪红为首的“国际书局派”和王万得苏新等人的“改革联盟派”水火不容，水火不容到什么程度呢？举个例子，多年后的七十年代，谢雪红去世后，她的爱人杨克煌在他的回忆录里提到王万得时还是满腔的仇恨，他是这样写的:谢！三十多年来你决意要活到看王万得的最后结果，现在还不知道，你怎么就死了呢……

听听，这简直就是不共戴天的深仇大恨。

所以，要把这些人都整合进台工委，化解他们的分歧和仇恨谈何容易？

张志忠先是通过在厦门读书时的同学同时又是谢雪红系统的重要人物王天强联系到了很多老台共党员，随后在王天强的帮助下联系上了谢雪红。

日本投降以后，谢雪红和杨克煌等人曾经成立过一个公开的群众团体台湾人民协会，宗旨是争取政治的民主，公开招募会员和进行演讲，后来被国民政府严令禁止，这就预示着公开的斗争已经不可行，只能转向地下。另外，1945年10间，重庆《大公报》的记者地下党员李纯青曾经到台湾报道关于日本投降的受降仪式。李纯青的另一个任务是受周恩来指派，趁机了解一下台湾进步组织的情况，会见了包括谢雪红在内的很多老台共重要成员以及进步团体人士，提醒他们不要对国民党抱太大的希望，很快就会失望，以台湾历史和人民的性格推断，接下去人民将起来反抗。

谢雪红等人当时面临的情况是共产国际早已解散，台湾回归祖国，与日共再无任何关系，如果要继续斗争，只能依靠中国共产党了。一番权衡之下，谢雪红等人于1946年初决定成立中国共产党台湾省委员会筹备会，不设领导机构，为中共在台湾的建党做一些预备工作，等待中共派人接收。谢雪红被指派为中共和协会成员之间的联络人。

于是，谢雪红等来了张志忠。

张志忠与谢雪红会见之后，表明了自己的身份。谢雪红告诉张志忠他们已经成立了一个建党筹备会，提议这个筹备会的所有成员能够集体加入中共，张志忠认为这不符合组织规定，只能一个一个审查分别加入。

这就产生了分歧。

分歧的结果，就引发了张志忠的身份问题。谢雪红等人的意思是张志忠说他是台工委的代表却没有凭证，如何证实？即便张志忠真的是台工委的代表，又有何权力凭他一句话就能否决了谢雪红等人的意见呢？其实，最主要的就是因为张志忠的态度让谢雪红等人感到了不满，因此他们以此为理由来质疑张志忠。谢雪红是老台共党的创始人之一，资历比较老，又是重组台共党的主要人物，心中对张志忠应该是不以为然，王天强就曾说过谢雪红瞧不起张志忠。

无奈之下，张志忠只好提议由谢雪红安排一个信得过的人跟他一起回上海到华东局去取证。

谢雪红于是安排了杨来传去上海取证。

结果自然是华东局证实了张志忠的身份和台工委的真实性，并要求谢雪红等人要听从张志忠的安排和服从台工委的领导，建党筹备会要解散，党章规定不能集体入党，只能个别审查、个别吸收。

张志忠和杨来传返回台湾以后，立即召开了台工委和建党筹备会的联席会议，谢雪红以身份公开怕引起注意为理由没有参会，由杨克煌代替，会议上由杨来传传达了华东局的指示，证实了张志忠的身份和台工委的领导权威。

但，问题又来了。接下来，张志忠要求建党筹备会的所有成员向台工委递交个人自传也就是自己的历史简历，以便组织审查和批准入党。其他人都写了，只有谢雪红以各种理由拖延写自传。

关于谢雪红拒绝写自传的原因有不同的说法，杨克煌列举了安全等原因。和谢雪红共同战斗过的陈明忠则认为谢雪红拒绝写自传的根本原因就是谢雪红坚持她的党籍应该从1925年算起。但张志忠认为谢雪红在被捕时期有过变节行为，按照组织规定不能通过，所以只能重新入党。这可能就是问题的根源。

关于老台共成员在被捕后的变节问题，据原重庆《大公报》记者李纯青的遗稿记载，谢雪红曾经对他说，所有的台共党成员都有变节行为，只有她一个人没有变节，一直坚持斗争。而据张志忠的亲密战友吴克泰回忆，张志忠告诉他老台共中，最优秀最坚决的唯一没有变节行为的只有翁泽生一人，他是被折磨死的，直到病危才被批准保释，不久后病逝。

所以，张志忠坚持谢雪红必须写自传必须重新入党。

而谢雪红却在1946年6月份去上海的时候把自传交给了上海华东局。

但无论如何，谢雪红系统和台工委的组织问题也算是解决了。

至于老台共中改革联盟的问题，据吴克泰回忆，张志忠在1946年的七月份告诉他，他和王万得、苏新等人都已经接触过，但王万得和苏新暂时不能入党。

张志忠如此安排应该是不想刺激谢雪红等人的情绪，和王万得、苏新等人肯定也是达成了某种共识。

至此，老台共党内部的历史问题以及与中共的组织问题最终在张志忠的努力之下得到了基本的解决。

而与此同时，短短的三个月内，张志忠在台湾的建党工作也非常出色，党的建设初具规模，搭建成了初步的框架，从大陆各地来的党员都已经取得了联系，发展了不少党员，台湾主要的地方都指定了负责人和建立起了一大批地方工委会，台工委正式成立之后马上就可以展开工作，这是很了不起的。

1946年7月，蔡孝乾等人抵达台湾，台湾工委会正式成立，蔡孝乾任省工委书记，陈泽民任副书记兼组织部长，洪幼樵任省工委委员兼宣传部长，张志忠任省工委委员兼武工部长，预示着中国共产党在台湾的斗争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