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庐山会议前期，彭德怀的上书大家都看过了，李锐找到一个机会，问周总理：“你对彭总的信有什么看法？”周答：“那没有什么吧。”言外之意是这是一件稀松平常的事情，没什么大惊小怪的。在其他场合，周总理也跟人说：“彭总的信确实反映了一些实际情况。”
直到毛主席在会上指出，彭德怀的意见书存在“方向问题”，周总理在副总理座谈会上还当着其他副总理的面对彭说：“主席说了，基本上是好的，方向不太对。当然，他没有指名。要注意，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你还没有到‘反冒进’的那个情况，有那么一个趋势。你停止了，认识了就是了。这个批评也很好。”
值得注意的是，周总理口中“你还没有到‘反冒进’的那个情况”，对彭德怀本人起到很大的宽慰作用，也提醒了其他中央领导，彭的问题没那么严重。因为周总理曾被毛主席多次批评过“反冒进”问题，如南宁会议上。但很显然，他这次错判了情况。
当时周总理的批评是温和的，明确肯定彭德怀“还是我们的同志”，并强调“这个必须说清楚”。他还帮彭德怀意见书的“方向问题”，做出了相关的解释，拿毛主席的话，称彭是旁观者、中间派。
可是到8月24日，刚下庐山5天，周恩来在军委扩大会议上作《关于彭德怀同志历史问题的报告》。这是他对彭德怀错误的一次狠狠批评。为什么会出现如此之大的反差转变？
这个的原因是复杂且多样。如周总理作这份报告，是军委扩大会议主席团要求的。如报告内容是庐山上的八届八中全会上就已经确定下来了。这时候有人又要说了，周恩来贵为新中国总理，他要不想做，谁还能逼得了吗？地位越高、权力越大，受到的限制就越多，很多事情都做不了，准确点说就是“不能任性”，付出的成本和代价太高了。
周总理曾说过两句话，间接回答了他为什么要这样处理彭德怀的问题。“是不是党内不能交换意见，不能争论了呢？不是，必须争论才能明辨是非。可是一旦对敌了，我们就必须团结在革命的旗帜下，在对敌斗争中必须行动一致。”
“一个执行铁的纪律的党，就要有坚持革命、团结对敌的精神。只要这个基本的立场不变，即使犯了错误的人，我们也还要团结他；即使领导一时有错误，也需要等待，要逐步地使其改变。不能因为领导有错误，而造成党的分裂，使革命遭受损失，使对敌斗争瘫痪下来，那样就对革命不利了。”
“团结对敌”，这四个字贯穿了周总理的整个革命生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如此，新中国成立后也是这样。
当时国内有强烈的、不和谐的批评声音，无论彭德怀自身愿意与否，他都隐隐成为那些声音的领导人。这不撞枪口上了吗。
国际上，中印边界局势紧张是癣疥之疾，但中苏分歧日益尖锐的问题却是腹心之患。中苏之间的关系一直以来都很复杂，只不过在建国前后需要他们的威慑和各种帮助，才暂时搁置下来。而我们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的发展道路，注定会跟苏联出现分歧，最终分道扬镳。
庐山后的一次中央会议，毛主席说：“庐山会议是有外因的。”什么外因？庐山会议期间，苏联《真理报》登载赫鲁晓夫视察波兰时，对中国人民公社的批评，不只是内容，其中字眼跟彭德怀意见书中的都基本一样。
毛主席当时还收到报告，彭德怀1959年春夏之交出访苏联东欧时，赫鲁晓夫曾对彭说：“毛泽东太冒险了，理论观点太保守。”彭也流露出担忧，赫鲁晓夫顺势又说：“你可以取而代之。”
周总理的想法是，国内问题绝不能被国外利用了。苏联的威胁太大了，由于曾经的亲密关系，其对中国的影响力是空前的；再加上我国北方被苏联半包围着，我国重工业又是集中在北方，特别是东北，一旦打起来，后果不堪设想，直到历时三个五年计划，完成老三线建设，我们才不用那么担心。
“团结对敌”，一直是周总理处理党内矛盾问题的重要原则之一，在那十年中同样如此。老干部们和知识分子们全都理解周总理的难处，感念周总理的付出。没有他，大家真不知道该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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