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己巳之变”中满桂为什么惨败，看看当年戚继光的告诫

崇祯二年十月十六日，大同总兵满桂等将率四万勤王军与后金战于京师永定门。半日不到明军伏尸三万，主将满贵、孙祖寿阵亡，黑云龙、麻登云被俘。是什么原因让九边各镇汇集的精锐，败得这么惨？

隆庆二年五月戚继光受命北上，以都督同知总理蓟镇、昌平、保定三镇练兵事并镇守蓟镇边墙。隆庆四年六月，戚继光召集蓟镇中高级军官（参将、游击等）开展练兵讲习，期间戚继光特意吐槽了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 边镇军队非常严重的“家丁化”。

至嘉靖朝中后期，受困于军卫屯田制的崩坏和军费不足，九边明军的战斗力持续下滑。为应对北虏的军事压力，在明廷的默许下各镇中高级将领们（以蓟镇总兵马芳为代表）开始集中本部人力以及军事资源培养少数精兵，即“家丁”。

在戚继光看来就是爱小失大，“以军士之马供家丁骑乘，以军士之身供家丁役使，以军士之粮作家丁养瞻”，而且这还不是最大的问题。

是费朝廷二、三千军士之粮饷，而仅得二、三百家丁之力。本为求精，适至冗费，本为求多，反以致寡。既视二、三千为冗数，又视之为必不可练用。

将领们将资源集中于家丁后，家丁对于将领的重要性自然提升，而随着其重要性的提升，将领们又会主动或被动地将资源更集中于家丁。这样原本谋求精兵的举措，就演变为家丁抽干全军资源。进而让军队的堪战数量、整体战力均大幅下滑。

家丁成为将领们的核心依仗后，军职世袭制又让其进一步演变为将领们的“私产”。安身立命得靠它，谋求军功得靠它，能不能从沙场活着回来也得靠它。所以为何不花精力琢磨，怎么在征战中“保护”自己的家丁呢？

所以明军开始不能打“舍命战”了。需要攻坚死战时，一些将领们会出于保存家丁的目的，故意曲解军令、不出全力甚至撤退（或逃跑）。而这些行为往往会导致整个战局崩盘，即戚继光说的“诸君就要偷生，本镇决无生回之理”。

而且家丁化后，九边各镇还出现了一种怪诞现象。

诸将平日尚怕督抚，若总镇操守清严，也略怕他。到了报警时，便不怕总兵了，盖知兵马由不得总兵调度，政出多门故也。及至敌入之时，督抚也不怕，即有小过，料督抚拘泥旧套，恐有临敌易将利害，必然姑容。

日常各镇将领们在督抚统帅面前唯唯诺诺，但真有战事时，这些将领又不怎么把督抚统帅们当回事了。因为他们很清楚，他们不表态，仗就没法打，督抚无法直接指挥他们麾下的私产 -- 家丁。

这不仅恶化了督抚统帅和领兵将领的关系，也让统帅们无法全局筹划指挥，得处处顾虑下属将领们的意愿。例如敌人有两波，一波人马强悍、一波人少且多牛羊。各将领当然都想去捏软柿子，最终就得顺大家的意思，放过威胁更大的那路敌军。

简而言之，明军已整体降了一个档次，看似庞大，但内在却是散的，难以凝聚力量。

就比如“松锦大战”从统帅洪承畴到下面的千户百户，都明白军队乱则必溃。但真到组织撤退时，谁都怕自己跑不掉成为断后的牺牲品，结果组织突围的命令一下，十几万大军就一哄而散，任由清军宰割。

第二， 各镇明军的战斗模式以及战争理念发生了巨大变化。

诸将又且利于此，习于此，偷马打帐房得功，视此为备边之长策，及至大举而入，便谓此必不可交锋，必不可堂堂相对，凡能神出鬼没，偷窃零骑，挑壕自固，便是好汉，此牢不可破之习也。

为了保存麾下家丁实力，并以最小代价获取战功。各镇将领普遍形成了率小股精锐专挑弱小的蒙古、女真部族偷袭的战法。这样将领们获取军功人头、牲畜财物的几率大增，但对于明廷而言几乎没有好处。

临大举时便称众寡不敌，惟以家丁数百窥伺，零星即杀数级，岂能掩罪？甚至无零可剿，却将平民被掳、士兵割他死头来报功，希以免罪，甚至说谎反功赏誉。

首先，柿子专挑软的捏，很快就会演化为杀良冒功，因为这样更容易。而且为了提高成功率，各边将领们还喜欢以互市忽悠“款夷”（臣服明廷并接受岁赏和互市的部族）来杀良冒功。这样不仅激化边疆矛盾，实际还是在壮大敌人。

其次，这种打法并不能实质性地削弱敌人。而且这种高成功率的胜利，还会让各镇将领更沉迷于这种袭扰战，而不是如何真正消灭敌人。

比如李成梁和李如松父子，就特别喜欢这种精锐突袭。袭杀叶赫首领清佳砮、偷袭土默特部速巴亥 …… 其结果是二十多年里，李家累军功封伯并获数个指挥使、锦衣世职，但辽东从未真正太平过。

常年在“河边走”的李如松，虽在朝鲜碧蹄馆有幸突出包围圈，最终还是在浑河葬送了自己和李家最后一支精锐家丁。

戚继光眼里的御边，不是这种钻营小功的骚扰，而是类似汉武、明初的那种战略性打击，“汉武帝时用卫青、霍去病扫空王幕，我太祖用中山武宁王等尽驱元兵于沙漠”。

而这种战略战术的前提是，有一支能有效组织在一起的大军。已家丁化且眼里只有自身利益的各路明军，显然是不符合要求的。

其实此时的戚继光也不知道一支有效组织起来的大军是啥样。隆庆六年在戚继光的建议下，三镇军队在汤化搞了一次合兵近二十万（含军余和役夫）的军事演练。就这临时拼凑的大军，戚继光都感慨“近得共集连营，始知十万作用”。

而且这次演练对于明朝来说也是近百年未见之盛况了（其后直至明亡也未再组织如此规模的军演），可见此时明军早已远离了真正的大军团作战。

只是戚继光看出了问题，但他没有能力去解决问题。他的主职只是总理三镇练兵事，不说那些明军将领不可能因他一言就放弃家丁，就是明廷和皇帝也不可能支持戚继光的想法。

比如戚继光曾奏请朝廷，如能拨付军费练兵五万，他必能荡平北虏。对于明廷而言，能不能荡平姑且不论，真练成了你南下京师咋办？如果不是张居正保他，这奏请就能要了戚继光的命。

回到己巳之变，当皇太极率领近五万八旗主力（另有近两万蒙古盟军），即便明军个体战斗力和后金兵相当，那也得拿出一支近似规模且有严密组织的军队方能对抗。

但对于明廷而言此时凑出十几万“军队”不是问题，但拿出一支过万的有组织军队却是大问题，所以惨败是理所当然的。

编者附：本文史料来源于戚继光的《登坛口授》，网上可以检索到原文电子版，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查阅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