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战争2025

Chris Miller 的《芯片战争》以历史学的视角，梳理了中美在半导体领域的博弈，但时间只写到了川普1.0。严格来说，“芯片战争”的正剧，是在拜登任内，在川普 2.0 变得更戏剧化，不仅塑造了中美科技竞争，也某种程度上定义了整个中美关系。

今年1月，川普再次就任前夕，《文化纵横》约稿，请我就“川普 2.0”的对华科技竞争政策做一个前瞻。当时我斗胆提了些初步看法，全文参见，以下是几个相关的判断：

如今回头看，有不少判断似乎得到印证。比如，川普政府先后放行了 H20 和 H200 芯片。本届美国政府，半导体出口管制已不再是不可触碰的国家安全禁区，而是可以随贸易谈判进展灵活收放。美国的对华半导体政策，有点像是在回归川普 1.0 时期逐步形成、却在拜登时期被放弃的“滑动比例”思路，即不再执着于维持绝对技术领先，而是力求在关键节点上领先中国一到两代；同时避免对美国企业对华出口设置过度的限制。

但同样不可否认的是，川普 2.0 “芯片战争”的演进也在多个层面明显超出了我此前的预期。

第一个超出预期的，是英伟达 CEO 黄仁勋。相比拜登时期相对低调的角色，黄仁勋在川普 2.0 下展现出极强的政治手腕，成为川普的座上宾，并获得这位美国最有权势人物的明确支持。当然，这种影响力并非凭空而来，而是源自英伟达市值近乎火箭式的增长，以及其对美国资本市场、美国经济日益增强的重要性。

第二个超出预期的，是对华鹰派的阶段性退潮。白宫国安会多名强硬派去职、商务部 BIS 大裁员、H200 解禁，以及 GAIN AI法案未能进入 2026 财年国防授权法案，都显示鹰派推动对华科技限制的能力下降了。目前仍活跃的，主要是缺乏决策权的智库人士和偶尔发声的国会中国委员会。但我不认为鹰派就此出局了，目前的情况更像是他们的一种战术收缩。川普有意避免可能引发中方系统性反制、并外溢至贸易和金融领域的涉华措施，鹰派也只好转而通过低烈度、更隐蔽的方式施压，同时在关键决策上保留否决能力。Blackwell 芯片输华，最终被鲁比奥等叫停，正是这一机制的体现，也折射出川普核心阁僚在对华科技竞争中的真实站位。

第三个超出预期的，是“推动美国人工智能技术栈全球出口”被提升为川普 2.0 的一项明确国策。遏制中国、防止中国人工智能体系在全球扩张，这些以前对华芯片管制的意图，在这里成为白宫推动芯片出口的理由，直接促成了英伟达和阿联酋、沙特等中东国家的交易。在这些交易中，美国引入了一套新的数量管理机制：3.5 万块芯片以内，可以直接出口实体芯片；一旦超过这一规模，则只能由美国公司以云服务形式提供算力。这套模式很可能正被设计为未来美国芯片出口政策的通用模板。当然，中国等禁运国家不适用这一安排。

第四个超出预期的变化，是国内推动芯片自主的决心，以及对英伟达芯片态度的转变。这背后，是国家和层面对国产替代能力不断增强的信心。虽然我国半导体设备等基础环节的突破仍然需要时间，但在芯片自研方面，一批民营科技企业的进展已相当亮眼。以 DeepSeek、Qwen 为代表的中国开源大模型，在多个维度已超过美国同类开源模型，与美国最顶尖的闭源模型之间的差距，也已缩短到以月计。过去半年，我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等多个场合与国内从业者交流，能感受到行业气氛的变化，中国科技界的精气神相比一年前明显提升。

过去一年里，除了芯片出口管制，其他几个与之相关的议题，也都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和特点。

一是云服务的出口管制。这一议题在国会层面一直有人推动，但整体进展乏力。众议院方面，“远程访问安全法案”今年9月在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快速通过，但随后便停滞不前，最终也没能纳入2026财年国防授权法案。参议院提出了内容相近的法案，试图塞进参院版 NDAA，同样没能成功。相比之下，国会美中经济安全审查委员会在年度报告中反而提出：可以放开云服务，用“芯片租赁”替代“芯片出口”。

白宫的风向也看不出有限制云服务的意思。川普上任后并未推出针对云服务的新限制。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主任 Michael Kratsios 的看法是对云服务实施 KYC 和合规审查已经足够。部分美国智库的态度也在发生变化，比如兰德、CSIS 等智库的一些专家开始认为，未必一定要限制云服务，允许美国公司继续为中国企业提供云，反而能加深其对美国技术栈的依赖，同时美国公司还能在云端监控使用情况，极端情况下可以随时断开服务。

不过，这一议题仍然需要高度警惕。近期美国媒体开始密集关注中国企业通过海外渠道获取云端算力、训练大模型的情况，新加坡的 Megaspeed International、日本的 Datasection 等“新云”模式（在第三国合法采购英伟达受控芯片，再向中国企业远程提供算力）相继遭到炒作。对华鹰派显然不会轻易放弃这条战线。

二是对半导体制造设备和芯片代工的限制。目前看，这一领域基本没有松动。川普放行 H200 后，市场一度期待美国政府会同步调整 EAR 中的芯片出口管制标准，从而带动对芯片代工限制的放松，利好中国自研芯片。但现实是，美方似乎意在通过“特别许可”方式给英伟达、AMD 开绿灯，而非修改 EAR 本身，因此芯片代工限制短期内看不到实质性解除的可能。

对设备的管制毫无松动，但美国政府的压力在增大。英伟达获得的待遇，让包括应用材料、泛林、科磊等美国设备厂商，以及荷兰的 ASML有了想法。一些代表他们的声音呼吁白宫同步放松设备的管制，逻辑是：如果美国的目标，是让美国公司在中国市场与中国本土厂商竞争，从而拖慢中国国产替代进程，那么只放芯片、不放设备在逻辑上并不成立。一旦美国设备被彻底挡在中国市场之外，中国反而会被迫加速构建全国产设备体系，形成更封闭和稳固的本土生态。

但这一论证本身也存在明显漏洞。设备需求最终取决于芯片生产发生在哪里。如果中国市场对高端芯片的需求主要由英伟达等美国公司满足，那么新增产能自然会继续流向台积电等海外晶圆厂，而不是中芯国际这样的本土制造厂商。这实际上已经在挤压中国本土晶圆厂和设备厂商的成长空间。

三是反向投资审查。这一领域整体维持在拜登时期的水平，没有出现明显升级。尤其是“美国优先”投资政策备忘录，基本处于搁置状态，以至于国会不得不致信财政部长贝森特，质问财政部为何在反向投资审查问题上行动迟缓。

2026财年国防授权法案通过，其中包含的反向投资审查条款将如何落地实施，值得观察。相较拜登时期，该条款在覆盖范围上有所扩展，包括了先进半导体、量子信息技术、人工智能、高性能计算与超级计算、高超音速系统。但从国会立法到财政部制定具体实施细则，中间存在较大的时间窗口和政策弹性。综合判断，财政部的执行力度仍将高度取决于中美关系的大局，尤其是明年中美高层互动的走向。此事的主责在贝森特领导的财政部，考虑到贝本人在白宫阁僚中最不愿其他意外因素干扰中美贸易谈判大局，财政部落实相关立法要求的积极性，恐怕不会太高。

站在 2025 年的年尾，再去判断 2026 年川普 2.0 对华科技竞争政策走向，客观上比拜登时期要困难。

首先，川普政府并不存在类似拜登时期“沙利文主义”那样相对统一、可预期的战略框架，政策更多呈现出碎片化和情境化特征。其次，川普本人对具体议题的高度介入，使政策走向与其个人偏好、即时判断和政治算计高度绑定，其风格的不稳定性显著放大了不确定性。此外，技术本身的演进节奏也在持续改变决策者的认知，并反过来影响政策选择。

因此，泛泛而谈趋势意义有限，更有价值的或许是寻找几个可以被观察、被验证的锚点。在未来一到两年的时间尺度上，我认为有几个这样的关键锚点：

第一个，是川普政府是否会允许英伟达向中国出口 Blackwell 芯片。

从现在到明年 4 月中美高层会晤之前，围绕高端芯片出口的争论大概率会反复出现，川普本人的态度也可能随着对华关系需要、国内政治与商业环境、以及鹰派压力的变化而不断调整。

最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是，川普政府在放松对华芯片出口管制时，除了直接帮助英伟达这样的美国企业，是否也反映出他们对人工智能在国家安全和军事竞争中的战略价值，正在发生某种重新评估。

自拜登时期起，对华芯片出口管制一直被视为影响中美人工智能竞争格局的核心变量，但这一判断本身是否正在动摇？

从政策逻辑看，如果某项技术在短期内尚未显现出决定性的军事或战略突破意义，与其维持高强度、资源消耗巨大的管制，不如在可控范围内扩大出口，通过市场占有率和供应链绑定获取现实收益。相比持续投入政治资本和行政资源去维持“硬管制”，让美国企业多卖产品、占据市场、形成路径依赖，可能更具性价比。

与此同时，美方对“继续出口管制是否还挡得住”的现实评估，显然也在发生变化。

过去一年，中国芯片自主方面的积极信号不断出现，不论这些进展的技术成色如何，单是它们在美国媒体上的高频曝光，就足以冲击部分政策部门的心理预期。如果判断中国的技术自主在趋势上已经难以阻断，那么维持现有管制体系的正当性和有效性都会被削弱，尤其是在英伟达事实上找不到第二个可替代中国的同量级市场的背景下。

更宏观地看，人工智能的发展正进入“无人区”：模型能力边际提升放缓，评估和监测越来越困难，对AI 泡沫的担忧在美国政策圈和资本市场不断上升。资本与头部科技企业开始有意识地“抱团取暖”，试图分散风险。如果最终证明 AGI 的故事难以持续，英伟达的高估值将面临回调，美股会整体承压，本就形势复杂的中期选举也将陡增变数。

当此之时，把中国拉进来，纳入美国的人工智能供应链体系、形成相互依赖，共同探索这片“无人区”，在川普政府看来是不是也属于一种风险分散或共担的理性决策？

第二，是对华鹰派是否会反击，尤其是会不会再次出现类似当年“50% 穿透规则”那样的政策动作，从而打破当前本就相当脆弱的中美“技术休战”状态。

釜山会谈后，川普政府显然在刻意吸取此前华为出口管制指南、50% 规则等事件的教训，试图避免再次对中方造成强烈刺激，进而破坏当前的贸易缓和局面，为明年4月可能的访华行程营造相对稳定的氛围。无论是暂缓针对中国某些部门所谓“实施大规模网络间谍活动”的制裁方案，还是内部明确不再推出新的、具有高度冲击性的出口管制措施，都体现了这一整体思路。

在操作层面，美国政府也明显加强了对华政策的内部协调。白宫已将相关统筹责任集中到副幕僚长 Stephen Miller 手中，要求各部门在采取涉华行动前进行更严格的把关，避免出现破坏缓和态势的意外动作。

但有协调机制，并不意味着完全不会出现任何涉华负面举措。更现实的情况是，美方会对潜在行动进行更精细的风险评估，重点权衡两个因素：第一，这一举措的力度和外溢影响是否足以激怒中方，从而引发强力反制；第二，它是否符合川普政府当前的优先议程，例如推动先进制造业回流美国、加快核心和敏感供应链“去中国化”。

不久前联邦通信委员会更新“受限清单”，实质性阻断了大疆等中国无人机的新机型和关键零部件进入美国市场，很可能正是在上述权衡框架下作出的决定。这类措施单点发力、影响范围有限，主要针对个别行业和企业，政策烈度相对可控。在美国政府内部，这类动作通常被归类为所谓的 “housekeeping measures”，用以区别于会显著改变局势的 significant escalation。近期对华半导体体半导体 301 关税的调整，也大体属于这一性质。

第三，是美国国防部是否会启动新一轮大规模 1260H 清单列名。

根据 2021 财年《国防授权法案》第 1260H 节，美国国防部（现为战争部）需每年更新一次所谓的 1260H 清单（CMC List），识别被认定为“中国军事公司”的实体，该机制至少持续至 2030 年底。名义上这是例行法定义务，但从其发布时间和扩容幅度能解读出一些政策信号。

近期，战争部负责工业基础政策的助理部长 Michael Cadenazzi 在大西洋理事会活动上被问及下一轮清单更新时间，只是说表示仍在跨部门协调、还没有敲定。这也是目前美方唯一一次公开回应，侧面反映出白宫内部可能也没想好。尽管 1260H 条并未规定必须在什么时候更新清单时间，但自 2021 年以来，这个时间通常在每年年初、集中在1月份。比如，2024年是1月31号，2025年是1月7号。如果延续惯例，下一次更新清单大概率在2026年1月。

近期已出现两轮围绕 1260H 的风声。11 月，彭博报道称国防部已认定一批中国企业符合列名标准，并就其中八家通报国会；12 月，又有九名国会议员联名致信国防部长，要求将十余家中国科技公司纳入清单。这些被点名企业主要集中在生物技术、生命科学制造、激光雷达、人工智能、机器人和具身智能等领域，普遍具备潜在军民两用属性，且相关行业此前已有企业被列名，若美方选择推进，这些公司上清单的概率不低。

后续大致有两种可能的路径。第一种，在中美贸易休战和整体缓和氛围的约束下，白宫对华政策协调机制认为，大规模更新1260H清单可能对中方构成明显刺激，进而选择推迟或缩小列名规模。

第二种，尽管意识到可能引发中方不满，但白宫评估认为，1260H清单实际杀伤力和外溢影响远低于实体清单，核心效果主要是限制美国国防部及其承包商采购清单企业的设备和服务，在“供应链安全”框架下具备一定对中国的解释空间，从而决定继续按期推进列名。

无论哪种选择，都将成为衡量川普 2.0 对华科技竞争克制程度的重要信号。

第四，是美国在摆脱对中国稀土“卡脖子”依赖方面的真实进展。

目前，美国官方比较多的表述是在两到三年内摆脱对中国稀土的依赖，并实现国内的大量供应，但这些说法本身高度模糊：何谓“摆脱依赖”，“大量供应”到什么程度，政策层面没有清晰界定。这个问题或许应该这么说：如果中国再次实施包含域外管辖在内的稀土出口管制，美国及其盟友是否能够在受管制的中重稀土及相关磁体领域维持稳定、自给的供应体系？

这一结果取决于多重条件能否同时兑现：美国及其盟友能否在中国之外找到经济上可持续的离子型稀土资源；Lynas、MP Materials 等企业在重稀土分离和加工环节的扩产是否按期推进；以及美国政府的价格保障、补贴和投资承诺，能否在高成本阶段持续托底企业现金流。同时，下游需求同样关键：包括通用汽车、苹果在内的主要商业客户，是否愿意在成本更高、供应不稳定的情况下坚决绑定本土稀土和磁体公司，直接决定替代体系能否形成正向循环。

此外，美国和盟友能否真正建立一个可运转的稀土协作网络，而非停留在政治表态；稀土回收利用、减量化设计和替代材料等技术路线能否在短期内实现规模化；以及美国是否能孕育出打破既有产业格局的突破性稀土技术和企业，仍存在较大不确定性。上述任何一环进展不及预期，都可能显著拉长美国摆脱中国稀土依赖的时间表。

只要美国无法在极端情景下对冲中国稀土供应中断的风险，中国在稀土领域的结构性优势就会持续制约美方升级科技限制；反之，一旦美方判断自身在稀土供应上的脆弱性明显下降，其在对华科技政策上的克制与顾虑，也将随之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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