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彩礼是一种筛选男方经济状况的机制，越有钱的男性反而越不必支付彩礼。
今天看到一个让人悲伤的新闻：贵州26岁男子王铭因为彩礼纠纷，自杀身亡。
王铭去年10月1日经媒人介绍，与阮女士成婚。没过一个月，双方不和，女方走了。王铭起诉女方，要求退还8.8万元的彩礼。女方列举置办嫁妆、举办酒席等各项花费，则要求王铭返还19万余元。或许是看到不仅人财两空而且还有“赔钱”的可能，王铭选择了跳水自杀。
悲剧的起因是婚姻，根源则是钱。王铭之死让我想到30多年前曾流行过一首叫《钞票》的歌，里面有一句词儿：钱哪，你这杀人不见血的刀。
“杀死”王铭的钱并不多，8.8万元，即便法院完全支持女方的说法，也就是19万元。对于大城市里的人而言，这就是几平米房子的钱，无论如何都“买不到”年轻人的一条命。但对于王铭来说，这就是足以压垮他的一座山。
同样数目的钱，对于不同的人造成的感受会有天壤之别。同样是8.8万元，有的人可能俩月能挣到，有的人10年也攒不到，感受的“重量”当然就不一样。
王铭的悲剧根源，表面上是钱的数量，实际上是钱的重量。这是最可悲的——在他所处的生存环境之中，这笔钱可以产生不可承受之重。
为什么这么说呢？不妨看看王铭生活的地方——贵州毕节纳雍县。
如果要问贵州哪里穷，毕节肯定榜上有名。而在毕节，则有一个被称为贫中之贫的“纳威赫”贫困区——毕节的纳雍县、威宁县、赫章县。我是在查到这个资料的时候，才理解了这起彩礼纠纷何以能够让一个年轻人万念俱灰，生不如死。
犹如沙漠里的水，对人效用更大一样，钱对于贫困中的人，产生的重量更大。
更多的王铭们如何避免这样的“重压”或悲剧呢？有人会说，答案很简单：不婚不育保平安。这是消极的应对，并非上策。
积极的应对应该是离开那里。对于身强力壮、年富力强的年轻人，如果处于一种“普遍不友好”的环境，最好的办法就是离开。离开未必有希望，却是迈向希望的重要一步。
其实很多人已经走出去了。纳雍县政府的网站显示，全县户籍人口109.62万人，常住人口69.3万人。
无论对当下如何不满意，这个时代都有历史上很多时代不具有的可取之处——行动自由。走出贫困区，即便凭借体力，也是能够挣到钱的。
去年我曾看到一个比较励志的新闻，福建漳州的张学强在上海送外卖 5年攒下了112 万元。他被同行称为“单王”，日均工作13小时、月均收入2.3万元、月均开支仅4600 元，5年里他的总收入约140万元。
张学强显然是把自己当“牛马”了，然而百万元的“原始积累”足以成为他的“安全垫”，如果他不乱花钱，保守理财，足以使得生活状况明显的改善，也不必像以前那样辛苦工作了。
张学强5年积蓄上百万显然有些极端，但即便能够积蓄50万也是值得称道的。立足现实，他这种到大城市去“当牛马”数年的挣钱方式，挺适合贫困区的年轻人的，比“读书改变命运”更切实际。
我看有报道说，王铭其实已经走出去了，在深圳一个电子厂打工。但是回乡结婚时显然是还没有攒够彩礼钱，家里还为他结婚借了钱。如果这信息属实，那就更为遗憾了。已经走对了第一步，却没有走好第二步。
结合王铭的悲剧，与他处境类似的年轻人可以汲取一些教训。与其遭受彩礼的重压，不如趁着年轻走出去当几年“牛马”，以“极限方式”攒钱。
若能够怀揣百万回到家乡，可能娶媳妇并不需要彩礼了——彩礼是一种筛选男方经济状况的机制，越有钱的男性反而越不必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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