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庆全：有话好好说，行吗？——致于向真女士

向真女士：

您好。

您回应我的《我与南央女士的过往》（下文简称“过往”）的两个版本，我都拜读了。

两个版本所注明的写作日期，都是2024年6月26日。第一个题为《关于南央之事我想说》版本在微信流传时，即时就有好几个朋友转给我，我才知道，您和我居然有好几个共同的微信朋友，不免平添了一份亲切。

第二个版本题为《支持南央，反对误导——简评徐庆全的一篇网文》，登在网刊《记忆》354期上，与第一个版本有很大的区别。这区别我也理解，这一期《记忆》大概有一半的篇幅是针对我的，或者说是声讨我的，您要是还像第一个版本那样“温良恭俭让”，与这种氛围不合。

读了您第二个版本和《记忆》的文章，我的感觉是：有得有失。

得，是得意：第一，《记忆》在学界比较知名，我也常看，居然两次（第一次是2018年）放下身段集中声讨我，无意中抬高了我的身价——有一些朋友加我微信或者成为我公号的读者，说明是读了《记忆》而加的。第二，您和李女士等作者，大致都是五〇后，比我大十岁左右。想想，我这个六〇后小弟弟值得你们“组团”集中火力批判，这待遇也不是常有的。所以，我说我得意，真不是矫情啊，是实实在在的表达。我知道，我这样说，可能招来您或别人诸如恬不知耻等等词汇的辱骂，可是，我还是要说真心话。

失，是失望。这失望是专门针对您的。为啥这么说？因为我自打读了李女士的“母亲”后，我对她的“幼儿园叙事逻辑”和为这套逻辑服务的为我所用的取舍材料的路数非常了解，她写出“遗憾”那样的文章，我不吃惊；即使她污我为“卧底”，也是那套思维逻辑的产物，同样不值得大惊小怪。

（挺喜欢这部电影的，就借用了这个名字）

而您，我开始认为是不同的。第一，虽然素昧，但我读过您写在那十年经历的文章，我觉得，您的文章有叙事逻辑，有反思，我比较喜欢。第二，是读了您回应我文章的第一个版本，我感觉您至少和李女士不同，您基本上还是说理的，尽管您说的这个理与我“过往”中的主题不大能扯上关系。

您在第一个版本《关于南央之事我想说》开篇说：

前日晚，上海逊姐打来电话，我们闲聊中，提到微信群里开始热传的一篇文章，我告诉逊姐，看到了标题《我和南央女士的一段过往》却没打开，把自己对南央的看法说给《上海温格史》的作者、很有见解的好友逊姐。昨天下午又见到群友转发的此文，注意到作者徐先生是原《炎/黄/春/秋》的一位骨干编辑，他发在自己的公众号的此文正在传播。很好理解，当年许多人热切盼望每一期《炎/黄/春’秋》，每一期都呈现给我们不容忽视的真相，鼓舞大家不忘历史、团结向前，自从唯一能说真话的期刊换帅变味后，凉了多少心啊！终于有人说起《炎/黄/春/秋》，引人注目是必然的。

徐先生公开与南央的过往，希望澄清误会，指出南央写文章是“幼儿园的叙事逻辑”，并声明南央“欠一个道歉”。看了徐先生此文，我有几句话想说：

接下来的您“想说”的话，大致是顾左右而言它，并没有直接否定我的叙事逻辑，与我的文章内容关系不大。

文章结尾您说：

最后我想对徐先生提个建议：放弃误会吧，南央不欠谁的，无需道歉。我们成长的环境引导大家互相提防互不信任，引导“好人”对“坏人”、对“敌国”心怀仇恨，这是典型的反教育！成熟之后我们懂得，没有什么伟光正，没有完美之人，我们每个人都有优缺点，消弭误会放弃埋怨才是正确选择。

这段话有点“拉偏架”的意思，不过，我并不觉得过分。理由是，您是大姐姐，小弟弟听训就好了。所以，我对您的“逊姐”、也是我多年老友李逊说：“感谢你的老友提供了另一个看问题的视角。我也希望读到更多的商榷文章，哪怕是顾左右而言他的。”

这意思您能读得出来，在我是不准备回应您的。

可是，当您第二个版本《支持南央，反对误导——简评徐庆全的一篇网文》在《记忆》刊发出来后，我对您失望至极，觉得不能不回应了。

首先，题目改了，原题为《关于南央之事我想说》比较中性；而“支持南央，反对误导”则有了“社论”的气势。可是，

第一，这气势来自于您的一种假设：我的“过往”一文在此时刊发，是针对李女士那场官司的。在您看来，李女士是正义的，我自然就是非正义的。为此，您陷入了我在“过往”中所提到的“幼儿园的叙事逻辑”，就有理由采取谩骂的手段了。

第二，“误导”这词用在这里不合适：您一方面把我贬得一钱不值，另一方面又肯定我还有“误导”他人的影响力，自相矛盾。我要是您，就绝不用这样可能抬高对方身价的标题。

其次，文章开头改了，容我再引如下：

微信群里热传的一篇文章《我和南央女士的一段过往》。作者徐庆全，是原《炎/黄/春/秋》的一位编辑。徐庆全的文章借公开自己与李//南央的过往，强词夺理地贬损李（南央）写文章是“幼儿园的叙事逻辑”，说李//南央欠他“一个道歉”。他在文章里还指名道姓拉拽出多位昔日的领导和同事，借口碑佳、人气旺的几位大家的威望，抬高自己。令我鄙夷的还有一点，就是他文中不止一次点明刊物领导曾宣布让他出任总编辑，这事无论真与假，分明是拿鸡毛当令箭，想当官想昏头了吧？

在这个开头里：

1、“徐先生”变成了“徐庆全”——开始渲染不屑的情绪。不过，这也没什么，您是大姐姐，对我直呼其名也应该。

2、我由“一位骨干编辑”变成了“一位编辑”——事实没错，但可以变来变去的，只要我需要。

在第一版中，您说“许多人热切盼望每一期”杂志，我相信您是“许多人”中之一，您对杂志内容包括人事更迭应该有所了解。退一步讲，即使您不了解，您为之辩护的李女士的“遗憾”一文也说得很明白：我当了四五年副总编辑，后来任总编辑——我任了这个总编辑，才有李女士那“遗憾”的主题嘛。我相信，您在第一版中把我定义为“一位骨干编辑”，是字斟句酌的，但大致也还准确。

至于第二版中我变身为“一位编辑”，并没错，但在您，是为“令我鄙夷”的下文进行铺垫的：“就是他文中不止一次点明刊物领导曾宣布让他出任总编辑，这事无论真与假，分明是拿鸡毛当令箭，想当官想昏头了吧？”这就不应该了吧。

您鄙夷我当然可以，不要说一点，就是十点，也是您的权利。但是，故意无视事实则不应该。事实是：我当了总编辑，杂志版权页上写得明明白白。鸡毛也好，令箭也罢，昏头再也罢，都是您无视事实的想象。

3、语言有戾气了，诸如“强词夺理地贬损”、“令我鄙夷”、“分明是拿鸡毛当令箭，想当官想昏头了吧？”——这是我少年时代被灌输的语言，是您青年时代使用的语言。

4、文章结尾也有不同，不必再转引了。我只说其中的一句：“岁月匆匆，文/革亲历者们急需反思，从自身做起，抛弃奴颜婢膝，培养独立思考的能力，坚决与开历史倒车的言行决裂！”

说实在的，看到这句话我就乐了，“亲历者们”的确有人在反思，包括您在内。可为什么反思来反思去，语言表述、思维逻辑、叙事逻辑还是不自觉地回到当年的场景呢？“坚决与开历史倒车的言行决裂！”，这种“那十年”的小报语言，就是那么驾轻就熟，不自然就溢出来了。

为什么会这样？这才是我这封信想跟您探讨的重点。

您出生在一九五〇年代，我出生在一九六〇年代，大致还是属于同一个大年龄代的人。我从小就在那个不堪回首的不说人话的语境下长大，对这种“强词夺理地贬损”、“鸡毛当令箭，想当官想昏头了吧”以及“坚决与开历史倒车的言行决裂！”的语体非常熟悉。这种话语霸权、唯我独尊的戾气，我手头随便就可以找出一个我成长年代的文本，您用的词不难涵盖。

其实，作为成长年代的印记，这种唯我独尊的戾气，我身上也有且不自觉。后来，我看到一位高层人士的剖析才倏然惊醒。他说：唯我独尊的这种戾气，是“吃狼奶长大的”一种。我知道，尽管那十年结束我才14岁，但是，我也是从那革命话语的高地上晃荡过来的，不可避免地要活在历史的延长线上。所以，我一直逼着自己“吐狼奶”，力求摆脱习惯思维，学会尊重事实，学会有话好好说。

可是，意识到这一点不难，但真正做起来比较难。长期以来思维和行动上的惯性，很难彻底克服的。这让我有时很懊恼。

我曾经和比我年长十岁的老大哥武克钢诉说过这种苦恼，他认为这没救。他说：“中国人的思维逻辑和语言习惯要彻底改变，得像我这样的五〇后都死光才有可能！”；我知道我这个年龄段也如此，就不自觉地跟了一句：“还得加上我这样的六〇后一起死光”。为了惕然自己，我特别发了圈。

读到您文章的第二版以及小半本《记忆》，我失望，悲哀地，深深地失望，真觉得克钢兄那“没救”二字是真义。您想想，以揭示“那十年”历史真相为主旨的《记忆》，以写出“那十年”经历与反思的真诚的您，一旦意淫中的敌对标靶确立，“幼儿园的叙事逻辑”就不自觉地流淌出来了，充满戾气的话语霸权，隔着屏幕我都能感到狰狞。

您在国外生活，可以想象，您一定是位体面的女士，或者自认为是体面的人。体面的人不会让人感到狰狞，体面人至少话要好好说，至少会尊重事实。

所以，我能说的是，其实，被遮蔽的成长年代的痕迹，以及思维逻辑和语言习惯，一直支配着我们。您让我在失望之余，明知道“没救”还是对自己又多了一份警惕，这是我要感谢您的。

所以，我能说的是，您完全有权利批评我，甚至教训我，但，请您有话好好说，行吗？

您或接近不逾矩的年龄，我也成为六十岁的老汉了，我们都有给下一代哪怕一点点美好的责任和义务。我想，如果我们能够有话好好说，摒弃那种戾气，也算是一点点美好的一种吧。

文安！

徐庆全

2024年11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