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张煌言的绝命诗到王夫之的“气学”：谁才是华夏几千年来真正的敌人？

01. 一款游戏引发的郁结：为何汉人总是“容易投降”？

最近在视频网站上刷到张煌言。

这位明末抗清的最后一位儒将，坚持抗清近二十年，即便在永历帝殉国、李定国病逝后，依然孤悬海外，直至最后兵败被俘，依然坚贞不屈，赋绝命诗而死。

沧海扬尘兮日月盲，神州陆沉兮陵谷崩。

余生则中华兮，死则大明，

寸丹为重兮，七尺为轻。

余之浩气兮，化为风霆；

余之精魂兮，变为日星。

读着他的绝命诗，我心中总有一股难以名状的郁结之气。这让我想起了很早以前读顾诚先生的《南明史》，那种天崩地解的压抑感，久久挥之不去。

我还记得小时候玩《三国志》游戏，最喜欢加载网友自制的“南明剧本”。在这个剧本里，无论我选南明还是李自成，目标只有一个：把满清推回关外。但这个剧本有一个非常扎心且真实的设定：汉人武将的忠诚度极易下降，一被俘虏就容易投降，然后反过来带兵打我们；只有极少数像张煌言这样的硬骨头，才不容易变节。

这不仅仅是游戏的设定，这是血淋淋的历史。我不禁想问：我们这个民族，到底是怎么在那个乱世里层层下坠的？为什么在那样一个大是大非的关头，会有那么多的“聪明人”选择背叛？

02. 谁是我们的敌人？革命的首要问题

毛选开篇第一句话，振聋发聩：“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

我们今天最大的问题在于，由于历史的种种原因，大部分人已经分不清忠奸善恶了。就像那篇被选入语文教材几百年的《五人墓碑记》，很多人读它，只看到了反抗阉党的热血，却不知道当时的朝廷只有阉党才能在东南收上商业税，收上税才能抵御外寇，这五人不过是东南官商利益结合体推出来和收税官们（阉党）斗争的棋子。把纪念他们的文章放进语文教材，这背后隐藏的深意不得不令人多想想。所以类似于这样的，很少有人去深究这背后的政治逻辑和那个时代的真正矛盾。这就像是一种长期的“迷魂汤”，让我们忘记乃至混淆了真正的忠奸善恶，很容易被人卖了还帮人数钱。

所以，搞清楚“谁是敌人”，确实是首要问题。而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不能只看表面的利益冲突，必须深入到华夏文明的底层逻辑——“气”。

03.贾雨村的“正邪两赋论”：尚书观点的文学化

《红楼梦》不仅仅是儿女情长，更是一部隐喻极深的历史书。书中贾雨村有一段著名的“正邪两赋论”，其实是化用了《尚书》的观点，极其精辟：

贾雨村道：“天地生人，除大仁大恶两种，余者皆无大异。若大仁者，则应运而生，大恶者，则应劫而生。运生世治，劫生世危。尧、舜、禹、汤、文、武、周、召、孔、孟、董、韩、周、程、张、朱，皆应运而生者。蚩尤、共工、桀、纣、始皇、王莽、曹操、桓温、安禄山、秦桧等，皆应劫而生者。大仁者，修治天下；大恶者，挠乱天下。清明灵秀，天地之正气，仁者之所秉也；残忍乖僻，天地之邪气，恶者之所秉也。今当运隆祚永之朝，太平无为之世，清明灵秀之气所秉者，上至朝廷，下及草野，比比皆是。所余之秀气，漫无所归，遂为甘露，为和风，洽然溉及四海。彼残忍乖僻之邪气，不能荡溢于光天化日之中，遂凝结充塞于深沟大壑之内，偶因风荡，或被云催，略有摇动感发之意，一丝半缕误而泄出者，偶值灵秀之气适过，正不容邪，邪复妒正，两不相下，亦如风水雷电，地中既遇，既不能消，又不能让，必至搏击掀发后始尽。故其气亦必赋人，发泄一尽始散。使男女偶秉此气而生者，上则不能成仁人君子，下亦不能为大凶大恶。置之于万万人中，其聪俊灵秀之气，则在万万人之上，其乖僻邪谬不近人情之态，又在万万人之下。若生于公侯富贵之家，则为情痴情种，若生于诗书清贫之族，则为逸士高人，纵再偶生于薄祚寒门，断不能为走卒健仆，甘遭庸人驱制驾驭，必为奇优名倡。如前代之许由、陶潜、阮籍、嵇康、刘伶、王谢二族、顾虎头、陈后主、唐明皇、宋徽宗、刘庭芝、温飞卿、米南宫、石曼卿、柳耆卿、秦少游，近日之倪云林、唐伯虎、祝枝山，再如李龟年、黄幡绰、敬新磨、卓文君、红拂、薛涛、崔莺、朝云之流。此皆易地则同之人也。”

《红楼梦》作者借贾雨村之口宣说，天地间有正气，也有邪气。秉正气而生者，如尧舜禹汤、孔孟程朱，他们修治天下，是文明的建设者。秉邪气而生者，如蚩尤、共工、桀纣、秦桧，他们挠乱天下，是文明的破坏者。更有一种人，秉承了“正邪两赋”之气。这股气既不能像正气那样光天化日，又不甘心像邪气那样死于沟壑，一旦爆发，生出来的人要么是情痴情种，要么是逸士高人，要么是奇优名倡。

这段论述，不仅仅是文学描写，它是华夏“气学”的一种发挥。气学，上承上古诸学，下启张载关学、以及后来王夫之的船山之学。

04. 王夫之的痛定思痛：气异，则习异

明朝灭亡后，大儒王夫之痛定思痛，隐居石船山，写下了一本《读通鉴论》。我一直推荐大家读这本书，因为我在“”里讲过：船山之学直接影响了后来那一批改变中国命运的人（毛与朱）。 他们的思想底子是船山之学，只是用了马克思的语言重新套壳阐述。

在《读通鉴论》里，王夫之提出了一个极为冷峻的观点：“夷狄之于华夏，所生异地。其地异，其气异矣。气异而习异。习异而所知所行蔑不异焉。”

华夏：因居于中原“得其正”，禀受“天地之正气”，故文明昌盛，生出“仁义礼乐”。

夷狄：因地处四方边远“得其偏”，禀受“天地之偏气”。

这种差异，是“天道”所致，是先天存在的。正气生“文明”，偏气则近“野蛮”。

这不是简单的地域歧视，这是一种基于“气论”的宇宙观。实际上，在上古的《尚书》里，就阐述了类似观点：舜逐四凶，黄帝战蚩尤。这其实一直是华夏斗争史的主题——正气与偏气、中和与乖戾的斗争。

05. 为什么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是硬道理？

中国文化认为，天下万物，都是由气所构成。气分阴阳：阳气源自太阳，阴气源自地球。太阳照着大地，阴阳二气化合，造化出万物。为什么万物有差异？因为气的结构不一样。得天地之中气者生人，得天地之偏气者生禽兽。

中医治病的原理也在于此：人生病了，是因为身上有了“偏气”。而草木、禽兽是得偏气而生的，医生找一个刚好能中和这种偏气的药物，以偏纠偏，人就恢复了中和之气，病就好了。

同理，中国之所以叫“中国”，是因为这片土地环境温和，阴阳二气中和。天地之中气生人；中气中之至和者，生中国人；偏戾之气，生夷狄。因此，华夏观的整体逻辑链条是这样的：

先有中国之地-> 才有中国之气-> 再有中国之人-> 进而产生中国之道德、文化、礼仪。

礼仪成，而华夏昌。

反观夷狄，生存环境恶劣，天地阴阳二气偏盛。偏气-> 生偏人-> 生偏等之习（野蛮）。他们表现得如同禽兽一般，不通天地中和之气，并非他们愿意野蛮，而是先天气的底色决定的。

06. 文化认同 vs 种族底色：别被政治正确骗了

现在有一种很流行的观点，说“华夷之辨”是文化认同，不是种族观念。只要夷狄学了华夏文化，就是华夏人。这其实只是政治正确，实际上在古人看来并不是很对。毕竟这是物质世界，物质世界很多是由硬件决定的。事实上是，先有不同的种族（气），然后才有了不同的文化。是种族先于文化，而不是文化先于种族。

举个例子：春秋时期的中山国。这个国家是白狄建立的，他们甚至比很多中原诸侯国更推崇周礼，学得有模有样。但其仅仅只是仿华夏而未化华夏，其上层精英（如王族、贵族）极力模仿华夏礼仪、制度，试图获得文明认同。但这种学习是选择性和工具性的，并未解决底层的社会文化融合问题。所以才有中山狼的故事，也才有红楼梦中“子系中山狼，得志便猖狂”的诗句。

如果“文化认同说”成立，那诸夏为什么还要轮番攻打中山国，一定要把它灭掉才罢休？孔子作《春秋》，为什么依然视其为夷狄？因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夷狄尊崇华夏，只能学一点皮毛样子。但其反复无常的本性，使得他们完全无法理解和真正适配华夏文化的核心——仁。只要他们一旦得志，就会暴露出夷狄的尾巴和嘴脸。大家读这段话可能觉得不适应，觉得观点偏激，但我举举历史上的实际例子大家就可以理解了。

看看历史上的满人和近代的日本人。满清入关后，全盘学习汉文化，甚至皇帝汉学造诣极高，但从一开始“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的暴行，中间的文字狱，一直到清末，满清贵族通过卖国条约大搬家，大肆屠杀投降的太平军（可以对比下明末明政府怎么对待李自成），在满清亡国后又继续勾结日本人在东北成立731生化部队（其头头是满清皇族），在南京成立1644细菌战部队（1644是明亡时间点），把中国人当做生化实验的素材，犯下了滔天罪行。这些都说明了什么？

日本人学中华文化学了一千多年，到了近代侵华时，那种毫无廉耻的杀戮和兽性，又说明了什么？大家可以看看《南京照相馆》里那位伪善的日本军官对“仁义礼智信”的弯曲理解。

我们以前有个观念，是说要把日本军国主义和日本人民分开，实际上，他们早就融为一体，分不开的。日本妇女为了筹资日本侵华，成批下南洋卖身赚钱寄回去。日本男性疯狗一样的下克上，直到今天都是仇华重灾区，他们的军国主义政府就是人民推上来的。只不过为了分化日本可以用上述话术向对方宣传，但自己可不要真信进去了。

从几千年的人类文明斗争史来看，畏威不畏德的特性几千年都没改过来，你还想靠感化来同化？这种“华夷”的本质差异，不仅仅停留在玄学的“气”上，现代科学甚至能从基因层面找到令人细思极恐的佐证。

当然，这是一段被历史尘封的“人种起源”猜想。据一些散落的历史记载与民间传承推测，华夏族很可能才是人类的“原种人”（基因最纯正的直系）。在上古时期，族群内部难免会出现一些违反伦理、乱伦近亲繁殖的现象。这种行为导致了后代基因出现严重的缺陷与变异。为了不污染整个华夏种群的基因池，保持血统的干净，先民们怀着好生之德又无法将这些已经生下来的骨肉处死，于是选择了一种特有的刑罚——流放。

将这些带有基因缺陷的人群，流放到四方边荒之地（即后来的蛮夷之地）。这些人在恶劣的环境中繁衍生息，人口渐多。但因为他们自带“基因缺陷”，也就是王夫之所说的“秉偏气、邪气而生”，他们的天性中掠夺大于生产，兽性大于人性。他们不喜耕种，偏爱游牧打猎（因为更接近动物的本能）。一旦人口爆发触及生存红线，他们基因里的掠夺本能就会觉醒，疯狂向中央王朝侵犯“打秋风”。

最可怕的是，这种基因缺陷直接导致了伦理观的崩塌。华夏文明之所以强调礼法，强调“伦理纲常”，本质上是以礼来约束血脉，防止基因混乱。反观四方夷狄，无论欧美还是东夷日本，他们骨子里并不以乱伦为耻，其混乱程度令人咋舌。

看看日本皇室：翻开他们的谱系，简直就是一部巨大的乱伦史，为了所谓的血统纯正而近亲通婚，实则导致了无数遗传病与畸形。

看看欧洲王室：我曾在西班牙皇宫的画像廊里，看到著名的“哈布斯堡下巴”（鞋拔子脸）。那一代代畸形的下巴，就是几百年来王室不断近亲繁殖、基因劣化产物，那是写在脸上的天谴。

再看美国社会：我最早看一部美国励志电影《风雨哈佛路》，女主竟然被外公侵犯了。这种在华夏文明中被视为兽行、闻之色变的事，在他们的社会底层甚至某些高层中，却并不罕见。当时对我幼小的心灵产生了严重的冲击和不适感。

这不正说明了“正邪之气”在基因纯正度上的天渊之别吗？甚至，我非常严重地怀疑：所谓的白种人，实际上可能是原种人的一种“白化病”显现。大家仔细观察，传统的华夏人，皮肤其实是非常白皙细腻的（所谓肤如凝脂），但我们的毛发、眉毛、眼睛是黑色的，这是色素沉着正常的表现，是中和之气。

而白种人，他们不仅皮肤惨白，连头发、眉毛、睫毛都是浅色的。大家在电影里看到金发美女，如果顶着黄眉毛其实很怪异，很多都是后天染深的。这种全盘褪色的特征，从生物学角度看，极像是某种基因突变后的白化缺陷，是由于无法合成足够的黑色素以抵御紫外线而不得不退居寒冷避光之地的结果。

所以，不可不察。正气与偏气，华夏与夷狄，这不仅是文化的博弈，更是基因深处原种与变异、守序与混乱的永恒战争。

07. 华夏的隐患：正邪之争的本质

现代生物遗传学发现，人体基因组中竟然有约8%的片段是“内源性逆转录病毒”（ERVs）。

这是什么意思？这就像人类和病毒斗争了几百万年，虽然人活下来了，但病毒并没有完全消失，而是把它的DNA强行整合进了人类的基因里，共同生存，代代相传。

几千年累积下来，这些冗余的、外来的碎片，以一种共生寄生的方式潜伏在我们的身体里。在道家医学看来，这其实就是先天伏藏的邪气。平时它们隐而不发，一旦人体正气不足（免疫力下降），这些远古的邪恶代码就会被激活，从内部攻破堡垒。

华夏文明之所以多灾多难，同样也是很大程度上是我们太宽容了。我们容纳了很多偏气。从晋代五胡乱华以后，很多带有偏气的基因融入了进来。这些内在披着华夏皮的人，平时看不出来，一旦到了乱世，到了气运交替的关键时刻，他们体内的偏气就会发作。他们会成为带路党，会成为汉奸，会成为那个在游戏里“一被俘虏就投降”的武将。

这就是华夏自己催生出的肿瘤。当这些内在的肿瘤，与外感的邪气（外部敌对势力）一媾和，足以产生非常可怕的灾变。

这就是几千年来，华夏正邪之争的雏形，也是张煌言、王夫之那一辈人痛彻心扉的领悟。

08. 结语：认清真正的敌人

回到开头的问题：谁是我们的敌人？敌人不仅仅是外部拿着刀枪的夷狄，更是那种弥漫在天地间、甚至潜伏在我们内部的偏戾之气。

王夫之在三百年后可以安息了。因为他的学说，被后来的那群船山传人继承并发扬光大。他们用实事求是的利剑，斩断了无数的偏气与邪气，重塑了中华的正气。

今天，我们重读历史，重谈气学，不是为了搞狭隘的血统论，而是为了保持清醒。不是为了盲目的排外、盲目的拒绝文化交流、盲目的拒绝国外优秀人才来华贡献力量，而是要看到大争之世里，种种怪现象、怪政策的底层逻辑。不要再被骗了，不要像甄英莲一样，被人卖了之后，找不到回家的路。

我们要明白，文明的冲突，本质上是生存空间与生命能量的冲突。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只有当我们每个人都努力涵养自己的浩然正气，能够识别并剔除那些偏戾之气时，华夏文明才能真正立于不败之地。而目前有些政策和宣传，要做的就是消除这种正气屏障。百年之后，我们的子孙又会如何评价我们今天这段历史呢？恐怕只有天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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