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冬天在广州，我俩身上只剩十块钱（转载）

月亮把清辉挂在骑楼的枝桠上时，我总想起十几年前那个冬天。广州的风裹着湿冷的潮气，像无数根细针扎在骨头上，那是我这辈子最冷的一个冬天，也是最穷的一段时光。

我揣着兜里仅有的三百块钱，从老家挤了二十多个小时的绿皮火车，投奔在广州闯荡的同学阿明。出站时，他穿着洗得发白的牛仔裤，头发乱得像鸡窝，看见我咧嘴一笑，露出两颗小虎牙：“走，哥请你吃好的。”

我心里盘算着，广州的海鲜大排档，螃蟹皮皮虾总该有吧，再配上几瓶冰镇珠江啤酒，那滋味想想都流口水。结果他七拐八绕，把我带进了城中村一条逼仄的小巷，巷口的麻辣烫摊子冒着热气，塑料棚子被风吹得哗哗响。

“老板，两碗麻辣烫，多放丸子！”阿明拍着桌子喊，声音洪亮得像在掩饰什么。我看着碗里寥寥几个速冻肉丸子，在翻滚的红油里浮浮沉沉，没有啤酒，只有免费的白开水。他埋头吃得很香，嘴里嘟囔着：“这丸子，在我们老家都吃不上。”

我没戳破他的逞强。吃完这顿“大餐”，他领着我往一栋摇摇欲坠的握手楼走。楼梯间的灯泡坏了，我们摸黑往上爬，霉味和油烟味混在一起，呛得人鼻子发酸。顶楼的房门虚掩着，房东大爷正坐在门口抽烟，看见我们，眉头皱成了疙瘩：“阿明，两个月房租了，再拖下去，你俩就卷铺盖滚蛋。”

阿明的脸瞬间涨红，他从贴身的口袋里掏出一沓皱巴巴的零钱，一块、五块、十块，数了半天，才凑够房租。大爷接过钱，咂咂嘴走了。我看着他空空如也的口袋，心里咯噔一下：“你……你工资呢？”

“三个月没发了。”他声音低得像蚊子哼，“老板说资金周转不开，再等等。”

那天晚上，我们俩坐在吱呀作响的木板床上，把所有口袋翻了个底朝天，总共凑出五十七块二毛。窗外的风呜呜地刮着，楼与楼之间的距离近得能伸手摸到对面的窗户，这就是所谓的“握手楼”，挤挤挨挨地杵在城中村的夜色里，像一群沉默的困兽。

第二天一早，我们揣着钱去了村口的小卖部。十把挂面，两块钱一把，花了二十；又咬牙买了十块钱的鸡蛋，剩下的二十七块二毛，被阿明小心翼翼地塞进鞋垫底下，说是应急的救命钱。

出租屋里没有煤气，只有一个锈迹斑斑的电炉。我们的伙食标准，是清水挂面配盐巴。阿明在公司还能蹭食堂的免费汤，我只能守着空荡荡的屋子，饿得前胸贴后背。嘴馋得厉害时，就煮个鸡蛋，蛋白给他，蛋黄我吃，两个人分着吃，一天就一个。

早餐是清水挂面，寡淡得能尝到空气的味道；中午我忍不住，偷摸煮了碗鸡蛋挂面，蛋黄在嘴里化开的瞬间，差点哭出来；晚上阿明回来，他吃鸡蛋挂面，我就只能再吃清水的。那时候我才发现，原来人饿极了，连酱油都是奢侈品。

找工作成了头等大事。兜里没钱，舍不得去网吧投简历，就蹲在报摊旁边捡别人扔掉的招聘报纸。那些印着黑字的纸片，被人揉得皱巴巴的，边角都磨破了，我却视若珍宝，像淘金一样在夹缝里找招聘信息。手机还剩最后一格电，我攥着它，一个一个地拨打电话，开口第一句总是：“请问，面试包路费吗？”

不包路费的，我一概不去。广州太大了，从海珠区到天河区，靠两条腿走，能把人累垮。

有天下午，一个外地同学出差路过广州，说要见一面。阿明拉着我，从海珠区珠影一路走到天河区电脑城。太阳火辣辣地烤着，我们俩穿着帆布鞋，裤腿卷得老高，汗水把衬衫浸透了，贴在背上，又黏又痒。走了三个多小时，腿都肿了，不是累的，是饿的。

见面的地方在一个三楼的天台排档。我们俩坐在角落的桌子旁，看着菜单上的价格，咽了咽口水，谁都不敢先点菜。同学倒是爽快，点了白切鸡、烧鹅，还有一扎冰镇珠江啤酒。菜端上来的时候，香气扑面而来，我盯着那盘白切鸡，鸡皮泛着油光，肉质鲜嫩，筷子伸出去，又缩了回来。

这是我来广州吃的第二顿肉菜，第一顿是刚来那天的麻辣烫丸子。

啤酒喝到一半，阿明悄悄拉我到楼梯间，声音发颤：“兜里还有多少钱？”我摸出鞋垫底下的钱，数了数，不到十五块。他蹲在地上，双手抓着头发：“怎么办？总不能让同学买单吧？”

我心里也急，嘴上却硬气：“实在不行，我留下来刷盘子抵债。”

我们俩在楼梯间耗了半个小时，磨磨蹭蹭地回到座位上，假装聊着天，眼睛却时不时瞟向收银台。同学大概看出了我们的窘迫，笑着摆摆手：“今天我请客，你们刚来广州不容易，以后发达了再请我。”

那顿饭吃得五味杂陈。回去的路上，阿明走不动了，一屁股坐在马路牙子上，突然就哭了。他说：“我把你骗来了，我对不起你。我一个大学生，混得连房租都交不起，连公交车都坐不起，我算什么东西啊！”

他哭得像个孩子，肩膀一抽一抽的。我站在旁边，看着车水马龙的街道，霓虹灯闪烁着，把他的影子拉得老长。我没哭，也没劝他，只是蹲下来，把他的头按在我肩膀上，拍着他的背。风一吹，眼泪还是掉了下来，砸在水泥地上，悄无声息。

我们住的单间不到十平方米，床是用几块木板拼的，四个角用砖头垫着，人一躺上去，就咯吱作响。阿明有一床薄被子，晚上睡觉，他把被子卷起来，一半铺在身下，一半盖在身上，像只蜷缩的蚕蛹。我没有被子，就穿着所有的衣服睡，毛衣、外套，甚至把袜子都穿了两双。身下铺着捡来的报纸，沙沙作响，一点都不保暖，只是看上去没那么可怜。

广州的冬天，湿冷刺骨。半夜里，我常常被冻醒，手脚冰凉，缩成一团，脑子里全是卖火柴的小女孩的故事。我总觉得，我和她一样，隔着一层冰冷的玻璃，看着别人家里的温暖灯火。

最开心的时刻，是每天早上阿明去上班的时候。他前脚刚出门，我后脚就把他的被子整个翻过来，钻进去。被子里还留着他的体温，暖暖的，裹着我，像裹着一个救命的拥抱。我能在里面睡上一整天，直到太阳落山，才恋恋不舍地爬起来，把被子复原，叠得整整齐齐，生怕他发现。

那天晚上，我们睡得正香，突然“咔嚓”一声，床塌了。木板散了一地，砖头滚到了墙角。阿明坐起来，借着窗外透进来的月光，看着地上的狼藉，又哭了。他说：“我要回老家，不干了，这破地方，谁爱待谁待！”

我没说话，默默地捡着地上的木板。哭有什么用呢？哭不能让床变结实，不能让肚子变饱，更不能让工作自己找上门来。我们俩蹲在地上，一块一块地垒砖头，把木板重新拼好，又躺了上去。这一次，床稳当了不少，只是我们俩都没睡着，睁着眼睛，看着天花板上的霉斑，直到天亮。

对面的楼里住着一对情侣，是做制衣的。每天晚上，他们都把音乐开得震天响，可再大的音乐，也盖不住那些咿咿呀呀的声音。阿明年轻气盛，有天晚上实在忍无可忍，爬起来去拍对面的防盗窗，吼道：“能不能小声点！”

对面的男人也是个暴脾气，隔着窗户骂：“关你屁事！再拍我砍死你！”说着，真的抄起一把菜刀，对着我们的窗户晃了晃。

阿明的火气一下子就上来了，拉开门就要冲下去：“有种下来！”

我拉都拉不住他。结果，那个男人缩在屋里，再也没出声。阿明站在楼下，骂了半天，骂累了，才悻悻地回来。那天晚上，我们俩坐在床上，谁都没说话，只有窗外的风，呜呜地吹着。

变故发生在一个深夜。大概一两点钟的样子，外面突然响起了刺耳的警笛声。我睡得迷迷糊糊的，被阿明一把拽起来：“着火了！对面的楼着火了！”

停电了，房间里漆黑一片。窗外火光冲天，浓烟滚滚，噼里啪啦的燃烧声和人们的尖叫声混在一起，乱成一团。我们俩跌跌撞撞地跑到楼下，消防员已经拉好了警戒线。阿明突然想起了什么，挣脱我的手，就要往楼上冲。

“你干什么？”我拉住他。

“我的皮鞋！”他急得满脸通红，“公司规定要穿正装上班，我只有一双皮鞋！”

消防员拦着他，他却趁人不注意，猫着腰冲了上去。几分钟后，他抱着一双黑色的皮鞋跑了下来，皮鞋上沾着烟灰，他却像捧着宝贝一样，笑得一脸灿烂。

我看着他，突然就笑了。我说：“我还以为你有什么天大的东西忘在屋里了。”

他挠挠头，也笑了。我们俩蹲在路边，买了几根散烟，一边抽着，一边看着消防员救火。烟雾缭绕中，我们聊起了大学时光，聊起了宿舍楼下的梧桐树，聊起了食堂的红烧肉，聊起了那些无忧无虑的日子。那时候的我们，怎么也想不到，毕业之后，会过得这么狼狈。

有天下午，阿明兴冲冲地跑回来，手里拎着一个鼓鼓囊囊的塑料袋。“我老乡从老家带过来的，腊味！”他得意地晃着袋子，“今晚我们改善伙食！”

我接过袋子，一股刺鼻的酸味扑面而来，呛得我眼泪都出来了。不用看也知道，腊味放久了，已经变质了。阿明却嗅了嗅，一脸陶醉：“真香啊！”

他把腊味倒进锅里，加水煮了起来。小小的房间里，很快飘满了味道，肉香和酸臭味混杂在一起，怪异得让人想吐。他盛了两碗，递给我一碗，眼睛亮晶晶的：“尝尝！”

我咬了一口，肉质发酸，带着一股霉味，实在咽不下去。阿明也咬了一口，脸瞬间皱成了苦瓜，“呸”地吐了出来。他不甘心，又把腊味倒回锅里，加了满满一勺盐，煮了又煮，把肉汤倒掉，又盛了两碗。

我勉强咽了半口，胃里翻江倒海。他嚼着一块肉，嚼了半天，还是吐了。那天晚上，我肠胃不舒服，拉了一整夜，第二天起来，腿都软了。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熬着。我依旧每天捡报纸，打电话，跑面试。有一家番禺的珠宝公司让我去面试，说好了包路费，我才揣着希望赶过去。面试的人是个中年男人，问了我两个问题，就起身走了。我拿着车票去找人事，人事却冷冰冰地说：“面试上了才能报销。”

我站在那里，突然就笑了。连两块钱的车费都要骗的公司，就算录用我，我也不会来。

走出写字楼的时候，正好是中午饭点。一楼大厅连着食堂，肉香飘了出来，勾得人肚子咕咕叫。我看着那些穿着工服的人，端着餐盘，里面盛着红烧肉、炒青菜，还有冒着热气的米饭，眼睛都直了。

鬼使神差地，我拿起一个餐盘，走到打菜窗口，对着师傅说：“麻烦，来一份红烧肉。”

师傅瞥了我一眼，上下打量着我，皱着眉说：“你是哪个部门的？”

我支支吾吾地说不出话。旁边的保安走了过来，一把拉住我的胳膊，语气生硬：“这里是员工食堂，外人不能进！”

周围的人都看了过来，目光像针一样扎在我身上。我脸发烫，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保安把我推出了大门，我站在马路边，看着来来往往的车辆，突然觉得很委屈。

可委屈又能怎么样呢？我擦干眼泪，转身往回走。从番禺区走回海珠区，走了三个多小时，还迷了路。等我走到洛溪大桥的时候，太阳已经西斜了。

我靠在栏杆上，看着桥下的江水悠悠地流着，阳光洒在水面上，波光粼粼。远处的高楼大厦，在夕阳的余晖里，像一幅金色的画。江风吹拂着我的头发，我突然觉得，心情没有那么糟了。

真的，那时候一点都没觉得自己可怜。饿肚子也好，被人赶也好，都没什么大不了的。年轻嘛，总觉得只要肯拼，就没有跨不过去的坎。

后来，我又面试了两家公司。一家给我开八千块的工资，不包吃住；另一家给我开两千八百块，包三餐，还是自助餐。

我是个程序员，别人都说我傻，放着八千块的高薪不要，非要选两千八的。只有我自己知道，我需要的不是钱，是一顿能吃饱的饭。

面试我的是个老外，金发碧眼，中文说得磕磕巴巴。他问我：“你……你会说英文，还是普通话，还是粤语？”

我说：“普通话。”

他笑了，露出一口白牙：“太好了，谢谢你，给我练习普通话的机会。”

我们俩磕磕绊绊地聊了十几分钟，他就让我去找人事签合同。我愣了愣，问：“不用再面试了吗？”

他摆摆手：“不用，我看你……你很真诚。”

那天是25号，人事说，要是今天入职，下个月可以领一个半月的工资，补发这个月的。我想了想，摇摇头说：“不用了，下个月1号再入职吧。”

人事是个广州女孩，比我大四五岁，个子不高，一米六左右，皮肤不算白，但眼睛很大，笑起来很好看。她看着我，愣了一下，然后笑了：“你这个人，还挺有意思的。”

她带我去食堂的时候，已经过了饭点。她找到打扫卫生的阿姨，问：“阿姨，还有没有同事预留的饭菜？”

阿姨点点头，领着我们去了后厨。蒸笼里还剩一屉卤鸡腿，还有一些绿叶菜。女孩给我盛了两只鸡腿，又去帮我热饭。饭还没热好，我就忍不住了，抓起鸡腿啃了起来。皮香肉嫩，汁水四溢，我吃得狼吞虎咽，连骨头都想嚼碎了咽下去。

她站在旁边，看着我，眼睛里亮晶晶的，没有嫌弃，只有心疼。

吃完鸡腿，我才觉得有点不好意思。她却笑着说：“慢慢吃，不够还有。”

那天下午，我签了合同。走出公司大门的时候，阳光正好，暖洋洋地照在身上。我摸了摸圆滚滚的肚子，突然觉得，广州的冬天，好像也没那么冷了。

发第一个月工资的时候，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海珠区的家乐福，买了一床又长又大又宽的黄豆被子，花了一百二十块。又买了好多哈尔滨红肠，结账的时候，还顺手拿了一堆关东煮。

走在大街上，手里拎着鼓鼓囊囊的袋子，我第一次觉得，自己像个财主。

晚上，我请阿明去了海鲜大排档。点了螃蟹，点了皮皮虾，点了一桌子的菜，还要了两扎珠江啤酒。我们俩坐在露天的桌子旁，吹着晚风，吃着海鲜，喝着啤酒，聊着天，笑得像两个傻子。

酒过三巡，阿明指着对岸二沙岛的房子，红着脸说：“以后，我们也要在那里买一套房子！”

我举起酒杯，和他碰了一下：“一定！”

那天晚上，我躺在新被子里，暖和得不像话。半夜里，我被热醒了，开灯喝了一瓶可乐。冰凉的液体滑过喉咙，我看着窗外的月亮，圆滚滚的，像个大玉盘。那一刻，我觉得，人生真舒坦。

进了公司之后，我才发现，这里的氛围真好。老板没有一点架子，和员工们打成一片。我和同事们聊起当初选两千八的工资，不选八千的事，他们都笑我傻。我却笑着说：“傻人有傻福嘛。”

三个月的实习期很快就过去了。按照之前的约定，工资会涨五百块，变成三千三。可人事女孩却拿着一份新合同来找我，笑着说：“老板说，给你涨到三千八，之前定的工资太低了。”

我愣了愣，接过合同，心里暖暖的。

没过几天，她又拿着一份合同来找我，说：“老板又说了，给你涨到四千五，怕你跑了。”

我看着她，眼眶有点红。后来我才知道，要是当初我贪图那半个月的工资，提前入职，就不会有后面这些事了。有时候，人真的不能太精明，太计较眼前的得失，反而会错过更多。

那个广州女孩，我到现在都记得她的好，可惜忘了她的名字。只记得她说话柔柔的，性子不紧不慢，笑起来的时候，眼睛像弯月亮。

入职还不到两个月，她就离职了，从此杳无音信。后来我和人事部门的人熟了，有次无意间问起：“咱们公司面试，包路费吗？”

他们都一脸茫然地看着我：“不包啊，从来没包过。”

我心里咯噔一下，突然就明白了。当初我去番禺面试的那两块钱车费，是她自己掏的腰包。

就两块钱，却让我记了一辈子。

几个月之后，阿明还是离开了广州。他的公司一直不发工资，他不想再拖累我，更不想看着我每天省吃俭用，贴补他的生活费。走的那天，他收拾了一个小小的行李箱，里面装着几件衣服，还有那双从火场里抢出来的皮鞋。

我们俩又去了那家珠江边的海鲜大排档。点了一桌子的菜，却都没什么胃口。啤酒开了，摆在桌子上，冒着细密的气泡，谁都没动。

路人熙熙攘攘，霓虹灯把江水染得五颜六色。远处的游船上，传来悠扬的歌声。阿明坐在那里，望着对岸的二沙岛，眼睛里空荡荡的，像一片沙漠。他的样子，憔悴极了，像一碗泡得太久的回锅面条。

我把他送上火车。火车开动的时候，他趴在窗户上，朝我挥手。他笑着，笑着，眼泪就 南风知我意

月亮把清辉挂在骑楼的枝桠上时，我总想起十几年前那个冬天。广州的风裹着湿冷的潮气，像无数根细针扎在骨头上，那是我这辈子最冷的一个冬天，也是最穷的一段时光。

我揣着兜里仅有的三百块钱，从老家挤了二十多个小时的绿皮火车，投奔在广州闯荡的同学阿明。出站时，他穿着洗得发白的牛仔裤，头发乱得像鸡窝，看见我咧嘴一笑，露出两颗小虎牙：“走，哥请你吃好的。”

我心里盘算着，广州的海鲜大排档，螃蟹皮皮虾总该有吧，再配上几瓶冰镇珠江啤酒，那滋味想想都流口水。结果他七拐八绕，把我带进了城中村一条逼仄的小巷，巷口的麻辣烫摊子冒着热气，塑料棚子被风吹得哗哗响。

“老板，两碗麻辣烫，多放丸子！”阿明拍着桌子喊，声音洪亮得像在掩饰什么。我看着碗里寥寥几个速冻肉丸子，在翻滚的红油里浮浮沉沉，没有啤酒，只有免费的白开水。他埋头吃得很香，嘴里嘟囔着：“这丸子，在我们老家都吃不上。”

我没戳破他的逞强。吃完这顿“大餐”，他领着我往一栋摇摇欲坠的握手楼走。楼梯间的灯泡坏了，我们摸黑往上爬，霉味和油烟味混在一起，呛得人鼻子发酸。顶楼的房门虚掩着，房东大爷正坐在门口抽烟，看见我们，眉头皱成了疙瘩：“阿明，两个月房租了，再拖下去，你俩就卷铺盖滚蛋。”

阿明的脸瞬间涨红，他从贴身的口袋里掏出一沓皱巴巴的零钱，一块、五块、十块，数了半天，才凑够房租。大爷接过钱，咂咂嘴走了。我看着他空空如也的口袋，心里咯噔一下：“你……你工资呢？”

“三个月没发了。”他声音低得像蚊子哼，“老板说资金周转不开，再等等。”

那天晚上，我们俩坐在吱呀作响的木板床上，把所有口袋翻了个底朝天，总共凑出五十七块二毛。窗外的风呜呜地刮着，楼与楼之间的距离近得能伸手摸到对面的窗户，这就是所谓的“握手楼”，挤挤挨挨地杵在城中村的夜色里，像一群沉默的困兽。

第二天一早，我们揣着钱去了村口的小卖部。十把挂面，两块钱一把，花了二十；又咬牙买了十块钱的鸡蛋，剩下的二十七块二毛，被阿明小心翼翼地塞进鞋垫底下，说是应急的救命钱。

出租屋里没有煤气，只有一个锈迹斑斑的电炉。我们的伙食标准，是清水挂面配盐巴。阿明在公司还能蹭食堂的免费汤，我只能守着空荡荡的屋子，饿得前胸贴后背。嘴馋得厉害时，就煮个鸡蛋，蛋白给他，蛋黄我吃，两个人分着吃，一天就一个。

早餐是清水挂面，寡淡得能尝到空气的味道；中午我忍不住，偷摸煮了碗鸡蛋挂面，蛋黄在嘴里化开的瞬间，差点哭出来；晚上阿明回来，他吃鸡蛋挂面，我就只能再吃清水的。那时候我才发现，原来人饿极了，连酱油都是奢侈品。

找工作成了头等大事。兜里没钱，舍不得去网吧投简历，就蹲在报摊旁边捡别人扔掉的招聘报纸。那些印着黑字的纸片，被人揉得皱巴巴的，边角都磨破了，我却视若珍宝，像淘金一样在夹缝里找招聘信息。手机还剩最后一格电，我攥着它，一个一个地拨打电话，开口第一句总是：“请问，面试包路费吗？”

不包路费的，我一概不去。广州太大了，从海珠区到天河区，靠两条腿走，能把人累垮。

有天下午，一个外地同学出差路过广州，说要见一面。阿明拉着我，从海珠区珠影一路走到天河区电脑城。太阳火辣辣地烤着，我们俩穿着帆布鞋，裤腿卷得老高，汗水把衬衫浸透了，贴在背上，又黏又痒。走了三个多小时，腿都肿了，不是累的，是饿的。

见面的地方在一个三楼的天台排档。我们俩坐在角落的桌子旁，看着菜单上的价格，咽了咽口水，谁都不敢先点菜。同学倒是爽快，点了白切鸡、烧鹅，还有一扎冰镇珠江啤酒。菜端上来的时候，香气扑面而来，我盯着那盘白切鸡，鸡皮泛着油光，肉质鲜嫩，筷子伸出去，又缩了回来。

这是我来广州吃的第二顿肉菜，第一顿是刚来那天的麻辣烫丸子。

啤酒喝到一半，阿明悄悄拉我到楼梯间，声音发颤：“兜里还有多少钱？”我摸出鞋垫底下的钱，数了数，不到十五块。他蹲在地上，双手抓着头发：“怎么办？总不能让同学买单吧？”

我心里也急，嘴上却硬气：“实在不行，我留下来刷盘子抵债。”

我们俩在楼梯间耗了半个小时，磨磨蹭蹭地回到座位上，假装聊着天，眼睛却时不时瞟向收银台。同学大概看出了我们的窘迫，笑着摆摆手：“今天我请客，你们刚来广州不容易，以后发达了再请我。”

那顿饭吃得五味杂陈。回去的路上，阿明走不动了，一屁股坐在马路牙子上，突然就哭了。他说：“我把你骗来了，我对不起你。我一个大学生，混得连房租都交不起，连公交车都坐不起，我算什么东西啊！”

他哭得像个孩子，肩膀一抽一抽的。我站在旁边，看着车水马龙的街道，霓虹灯闪烁着，把他的影子拉得老长。我没哭，也没劝他，只是蹲下来，把他的头按在我肩膀上，拍着他的背。风一吹，眼泪还是掉了下来，砸在水泥地上，悄无声息。

我们住的单间不到十平方米，床是用几块木板拼的，四个角用砖头垫着，人一躺上去，就咯吱作响。阿明有一床薄被子，晚上睡觉，他把被子卷起来，一半铺在身下，一半盖在身上，像只蜷缩的蚕蛹。我没有被子，就穿着所有的衣服睡，毛衣、外套，甚至把袜子都穿了两双。身下铺着捡来的报纸，沙沙作响，一点都不保暖，只是看上去没那么可怜。

广州的冬天，湿冷刺骨。半夜里，我常常被冻醒，手脚冰凉，缩成一团，脑子里全是卖火柴的小女孩的故事。我总觉得，我和她一样，隔着一层冰冷的玻璃，看着别人家里的温暖灯火。

最开心的时刻，是每天早上阿明去上班的时候。他前脚刚出门，我后脚就把他的被子整个翻过来，钻进去。被子里还留着他的体温，暖暖的，裹着我，像裹着一个救命的拥抱。我能在里面睡上一整天，直到太阳落山，才恋恋不舍地爬起来，把被子复原，叠得整整齐齐，生怕他发现。

那天晚上，我们睡得正香，突然“咔嚓”一声，床塌了。木板散了一地，砖头滚到了墙角。阿明坐起来，借着窗外透进来的月光，看着地上的狼藉，又哭了。他说：“我要回老家，不干了，这破地方，谁爱待谁待！”

我没说话，默默地捡着地上的木板。哭有什么用呢？哭不能让床变结实，不能让肚子变饱，更不能让工作自己找上门来。我们俩蹲在地上，一块一块地垒砖头，把木板重新拼好，又躺了上去。这一次，床稳当了不少，只是我们俩都没睡着，睁着眼睛，看着天花板上的霉斑，直到天亮。

对面的楼里住着一对情侣，是做制衣的。每天晚上，他们都把音乐开得震天响，可再大的音乐，也盖不住那些咿咿呀呀的声音。阿明年轻气盛，有天晚上实在忍无可忍，爬起来去拍对面的防盗窗，吼道：“能不能小声点！”

对面的男人也是个暴脾气，隔着窗户骂：“关你屁事！再拍我砍死你！”说着，真的抄起一把菜刀，对着我们的窗户晃了晃。

阿明的火气一下子就上来了，拉开门就要冲下去：“有种下来！”

我拉都拉不住他。结果，那个男人缩在屋里，再也没出声。阿明站在楼下，骂了半天，骂累了，才悻悻地回来。那天晚上，我们俩坐在床上，谁都没说话，只有窗外的风，呜呜地吹着。

变故发生在一个深夜。大概一两点钟的样子，外面突然响起了刺耳的警笛声。我睡得迷迷糊糊的，被阿明一把拽起来：“着火了！对面的楼着火了！”

停电了，房间里漆黑一片。窗外火光冲天，浓烟滚滚，噼里啪啦的燃烧声和人们的尖叫声混在一起，乱成一团。我们俩跌跌撞撞地跑到楼下，消防员已经拉好了警戒线。阿明突然想起了什么，挣脱我的手，就要往楼上冲。

“你干什么？”我拉住他。

“我的皮鞋！”他急得满脸通红，“公司规定要穿正装上班，我只有一双皮鞋！”

消防员拦着他，他却趁人不注意，猫着腰冲了上去。几分钟后，他抱着一双黑色的皮鞋跑了下来，皮鞋上沾着烟灰，他却像捧着宝贝一样，笑得一脸灿烂。

我看着他，突然就笑了。我说：“我还以为你有什么天大的东西忘在屋里了。”

他挠挠头，也笑了。我们俩蹲在路边，买了几根散烟，一边抽着，一边看着消防员救火。烟雾缭绕中，我们聊起了大学时光，聊起了宿舍楼下的梧桐树，聊起了食堂的红烧肉，聊起了那些无忧无虑的日子。那时候的我们，怎么也想不到，毕业之后，会过得这么狼狈。

有天下午，阿明兴冲冲地跑回来，手里拎着一个鼓鼓囊囊的塑料袋。“我老乡从老家带过来的，腊味！”他得意地晃着袋子，“今晚我们改善伙食！”

我接过袋子，一股刺鼻的酸味扑面而来，呛得我眼泪都出来了。不用看也知道，腊味放久了，已经变质了。阿明却嗅了嗅，一脸陶醉：“真香啊！”

他把腊味倒进锅里，加水煮了起来。小小的房间里，很快飘满了味道，肉香和酸臭味混杂在一起，怪异得让人想吐。他盛了两碗，递给我一碗，眼睛亮晶晶的：“尝尝！”

我咬了一口，肉质发酸，带着一股霉味，实在咽不下去。阿明也咬了一口，脸瞬间皱成了苦瓜，“呸”地吐了出来。他不甘心，又把腊味倒回锅里，加了满满一勺盐，煮了又煮，把肉汤倒掉，又盛了两碗。

我勉强咽了半口，胃里翻江倒海。他嚼着一块肉，嚼了半天，还是吐了。那天晚上，我肠胃不舒服，拉了一整夜，第二天起来，腿都软了。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熬着。我依旧每天捡报纸，打电话，跑面试。有一家番禺的珠宝公司让我去面试，说好了包路费，我才揣着希望赶过去。面试的人是个中年男人，问了我两个问题，就起身走了。我拿着车票去找人事，人事却冷冰冰地说：“面试上了才能报销。”

我站在那里，突然就笑了。连两块钱的车费都要骗的公司，就算录用我，我也不会来。

走出写字楼的时候，正好是中午饭点。一楼大厅连着食堂，肉香飘了出来，勾得人肚子咕咕叫。我看着那些穿着工服的人，端着餐盘，里面盛着红烧肉、炒青菜，还有冒着热气的米饭，眼睛都直了。

鬼使神差地，我拿起一个餐盘，走到打菜窗口，对着师傅说：“麻烦，来一份红烧肉。”

师傅瞥了我一眼，上下打量着我，皱着眉说：“你是哪个部门的？”

我支支吾吾地说不出话。旁边的保安走了过来，一把拉住我的胳膊，语气生硬：“这里是员工食堂，外人不能进！”

周围的人都看了过来，目光像针一样扎在我身上。我脸发烫，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保安把我推出了大门，我站在马路边，看着来来往往的车辆，突然觉得很委屈。

可委屈又能怎么样呢？我擦干眼泪，转身往回走。从番禺区走回海珠区，走了三个多小时，还迷了路。等我走到洛溪大桥的时候，太阳已经西斜了。

我靠在栏杆上，看着桥下的江水悠悠地流着，阳光洒在水面上，波光粼粼。远处的高楼大厦，在夕阳的余晖里，像一幅金色的画。江风吹拂着我的头发，我突然觉得，心情没有那么糟了。

真的，那时候一点都没觉得自己可怜。饿肚子也好，被人赶也好，都没什么大不了的。年轻嘛，总觉得只要肯拼，就没有跨不过去的坎。

后来，我又面试了两家公司。一家给我开八千块的工资，不包吃住；另一家给我开两千八百块，包三餐，还是自助餐。

我是个程序员，别人都说我傻，放着八千块的高薪不要，非要选两千八的。只有我自己知道，我需要的不是钱，是一顿能吃饱的饭。

面试我的是个老外，金发碧眼，中文说得磕磕巴巴。他问我：“你……你会说英文，还是普通话，还是粤语？”

我说：“普通话。”

他笑了，露出一口白牙：“太好了，谢谢你，给我练习普通话的机会。”

我们俩磕磕绊绊地聊了十几分钟，他就让我去找人事签合同。我愣了愣，问：“不用再面试了吗？”

他摆摆手：“不用，我看你……你很真诚。”

那天是25号，人事说，要是今天入职，下个月可以领一个半月的工资，补发这个月的。我想了想，摇摇头说：“不用了，下个月1号再入职吧。”

人事是个广州女孩，比我大四五岁，个子不高，一米六左右，皮肤不算白，但眼睛很大，笑起来很好看。她看着我，愣了一下，然后笑了：“你这个人，还挺有意思的。”

她带我去食堂的时候，已经过了饭点。她找到打扫卫生的阿姨，问：“阿姨，还有没有同事预留的饭菜？”

阿姨点点头，领着我们去了后厨。蒸笼里还剩一屉卤鸡腿，还有一些绿叶菜。女孩给我盛了两只鸡腿，又去帮我热饭。饭还没热好，我就忍不住了，抓起鸡腿啃了起来。皮香肉嫩，汁水四溢，我吃得狼吞虎咽，连骨头都想嚼碎了咽下去。

她站在旁边，看着我，眼睛里亮晶晶的，没有嫌弃，只有心疼。

吃完鸡腿，我才觉得有点不好意思。她却笑着说：“慢慢吃，不够还有。”

那天下午，我签了合同。走出公司大门的时候，阳光正好，暖洋洋地照在身上。我摸了摸圆滚滚的肚子，突然觉得，广州的冬天，好像也没那么冷了。

发第一个月工资的时候，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海珠区的家乐福，买了一床又长又大又宽的黄豆被子，花了一百二十块。又买了好多哈尔滨红肠，结账的时候，还顺手拿了一堆关东煮。

走在大街上，手里拎着鼓鼓囊囊的袋子，我第一次觉得，自己像个财主。

晚上，我请阿明去了海鲜大排档。点了螃蟹，点了皮皮虾，点了一桌子的菜，还要了两扎珠江啤酒。我们俩坐在露天的桌子旁，吹着晚风，吃着海鲜，喝着啤酒，聊着天，笑得像两个傻子。

酒过三巡，阿明指着对岸二沙岛的房子，红着脸说：“以后，我们也要在那里买一套房子！”

我举起酒杯，和他碰了一下：“一定！”

那天晚上，我躺在新被子里，暖和得不像话。半夜里，我被热醒了，开灯喝了一瓶可乐。冰凉的液体滑过喉咙，我看着窗外的月亮，圆滚滚的，像个大玉盘。那一刻，我觉得，人生真舒坦。

进了公司之后，我才发现，这里的氛围真好。老板没有一点架子，和员工们打成一片。我和同事们聊起当初选两千八的工资，不选八千的事，他们都笑我傻。我却笑着说：“傻人有傻福嘛。”

三个月的实习期很快就过去了。按照之前的约定，工资会涨五百块，变成三千三。可人事女孩却拿着一份新合同来找我，笑着说：“老板说，给你涨到三千八，之前定的工资太低了。”

我愣了愣，接过合同，心里暖暖的。

没过几天，她又拿着一份合同来找我，说：“老板又说了，给你涨到四千五，怕你跑了。”

我看着她，眼眶有点红。后来我才知道，要是当初我贪图那半个月的工资，提前入职，就不会有后面这些事了。有时候，人真的不能太精明，太计较眼前的得失，反而会错过更多。

那个广州女孩，我到现在都记得她的好，可惜忘了她的名字。只记得她说话柔柔的，性子不紧不慢，笑起来的时候，眼睛像弯月亮。

入职还不到两个月，她就离职了，从此杳无音信。后来我和人事部门的人熟了，有次无意间问起：“咱们公司面试，包路费吗？”

他们都一脸茫然地看着我：“不包啊，从来没包过。”

我心里咯噔一下，突然就明白了。当初我去番禺面试的那两块钱车费，是她自己掏的腰包。

就两块钱，却让我记了一辈子。

几个月之后，阿明还是离开了广州。他的公司一直不发工资，他不想再拖累我，更不想看着我每天省吃俭用，贴补他的生活费。走的那天，他收拾了一个小小的行李箱，里面装着几件衣服，还有那双从火场里抢出来的皮鞋。

我们俩又去了那家珠江边的海鲜大排档。点了一桌子的菜，却都没什么胃口。啤酒开了，摆在桌子上，冒着细密的气泡，谁都没动。

路人熙熙攘攘，霓虹灯把江水染得五颜六色。远处的游船上，传来悠扬的歌声。阿明坐在那里，望着对岸的二沙岛，眼睛里空荡荡的，像一片沙漠。他的样子，憔悴极了，像一碗泡得太久的回锅面条。

我把他送上火车。火车开动的时候，他趴在窗户上，朝我挥手。他笑着，笑着，眼泪就流了下来。

火车越开越远，最后变成了一个小小的黑点，消失在铁轨的尽头。我站在月台上，看着空荡荡的铁轨，突然就绷不住了，蹲在地上，放声大哭。

哭完之后，我沿着珠江边慢慢走。晚风拂面，带着江水的湿气。珠江像一条银色的大鱼，从天上游了下来，波光粼粼的，温柔极了。

日落大道金碧辉煌，大江两岸繁华热闹。人群熙熙攘攘，却没有一张熟悉的脸。只有我的影子，被路灯拉得老长，钉在脚下。风一吹，影子晃了晃，若隐若现。

我看着自己的影子，突然想起了那句话：莫欺少年穷。

是啊，少年穷怕什么呢？只要肯拼，肯熬，肯坚持，总有一天，会闯出一片天的。

那晚的风很温柔，月亮很圆。我站在珠江边，看着这座灯火璀璨的城市，突然觉得，未来充满了希望。

青春真好啊。

那时候的我们，一无所有，却有着一腔孤勇。就算前路漫漫，就算满是荆棘，也敢大步往前走。

因为我们知道，在孤寂的黑夜里，总有一束光，在等着我们。

那束光，叫理想，叫坚持，也叫，不认输的青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