牢A居然连“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都要推翻？

继污名女留学生之后，牢A再出新的争议言论：借批驳罗翔老师反对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理和实践。我很不解，“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在现代社会已经被普遍接受和广泛实践，居然因为牢A的情绪化表达而引发撕裂，我担心的是，如果越来越多人受到这种蛊惑，相信自己的道德判断而推崇私刑，才真正可怕。

这个争论的缘起，是牢A在直播时批驳罗翔对“武松杀嫂”的现代法理解读。罗翔曾表示，武松杀嫂的案例放在当代来看涉嫌防卫过当甚至故意杀人，这种私刑违背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应当通过程序正义来审判定罪。牢A则主张，奸恶之人生命价值低于良善者，惩恶杀恶天经地义，法律该尊重“侠义”的文化根脉，武松杀嫂是惩恶扬善，不应定犯罪。他坚持认为法律理应向好人倾斜，恶人不配享平等权利，法理护恶人是脱离社会现实的冰冷逻辑。

以上是比较学理的说法，实际上牢A的原话，充满了情绪和逻辑漏洞。我大致看过一些他的直播原话，“忠臣孝子能和奸夫淫妇一命抵一命吗？兄弟们，你们告诉我，我们现在就不讲法律，我现在就要讲道德。你告诉我，奸夫淫妇的命和忠臣孝子的命一样值钱吗？我说放你屁，你少跟我说什么人人平等。”

牢A第一个问题，是混淆了“权利平等”与“价值对等”。罗翔指的平等，是每个人（包括犯罪嫌疑人）都有平等的权利，诸如举证、申诉，也包括在定罪前的基本权利得到保护，诸如不被刑讯逼供，还包括定罪量刑上的平等，不因身份而有差异，等等。这个“平等”的概念包含多重含义，唯独没有所谓牢A口中的价值比较。

武松杀嫂涉嫌防卫过当，属于私权复仇。罗翔的观点并没有将忠臣孝子和奸夫淫妇放在同一个天平上，而是在强调他们通奸与谋杀的罪名需要通过审讯，建立完整的证据链，并且经由法律裁决，才真正彰显正义。

《水浒传》原文中，武松获取的证据有两个渠道，一个是仵作何九留下的骨殖和银子，何九并不能确认通奸，只能初步确认武大是被毒杀。第二个渠道是卖梨的郓哥，郓哥曾和武大去捉奸，看到武大被踢。我们读小说时有作者开的上帝视角，当然知道来龙去脉。可试想现在武松的角度，此前一无所知，如果要确认武大是被西门庆、潘金莲和王婆合力所害，仍然需要进一步补充证据，还需要通过合法的方式来审判和定罪。

武松去找了县令，书上说县令得了西门庆的好处而推三阻四，武松不得已才选择私刑复仇。武松第一时间去找县令申冤，证明武松是想通过程序正义来解决的，只不过县令渎职。那我就想请问牢A，这不正说明即使在传统社会，侠义如武松，也在寻求程序正义吗？武松申冤所遭遇的不公，恰恰是传统的人治社会的弊端，当所谓父母官的“青天”被遮蔽，当事人诉求无门，只能选择私权复仇的下策。

回到当代中国，人们遭遇不公的时候，更应该寻求法律程序，而不是道德判断。法律程序有共识有标准，而道德可能随时间和空间发生变化，因此道德律令适用于自我约束而非强制要求。举个例子，在武松杀嫂的年代，女性独自出门都算悖德；男人纳妾生子甚至还有道德褒奖，因为可以传宗接代，这些道德准则放在今天就显得荒诞。另外，违背道德所遭受的惩戒，既没有明确条款，也缺乏统一尺度。因而，唯一可以作为审判和量刑依据的，只有法律。

而且，现代法治与朴素道德并不相悖。西门庆、潘金莲和王婆，显然属于谋杀，再加上伪证罪、行贿罪等等，在法律的惩戒措施里也要偿命。这与“杀人偿命”的朴素道德也不冲突。

罗翔所强调的平等，恰恰指的是权利平等。给嫌疑人平等的辩驳、举证机会，才能避免冤假错案。在司法实践中，无论武松还是法官，都不是施耐庵或者观众，没有人开上帝视角，只能通过程序正义来尽量避免有人被冤枉，这恰恰是道德义愤的短板。

热爱道德审判的人，请您冷静下来想想：现实社会不是小说。人类的认知能力有限，何况我们审判的依据往往是道听途说，如果没有严格的程序，我们没法保证自己得出的结论更接近真相。也许您有圣人一样的全知和智慧，但我没有，而且我坚信，任何声称自己有圣人一样的全知和智慧的人，大多都是骗子。

牢A的第二个问题，是将法律和道德、东方与西方对立起来。他说：“这套西方国际价值观在我眼里简直就是狗屁！就是有人总讲法律，我告诉你，最讲法律的人一定是畜生。”

法律是人类的共同守则，不杀生不盗窃这类的行为，无论在法律和道德层面都被谴责和惩罚。而在现代法律中，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更不专属于某种文化，而是一切现代法治的基本精神。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任何公民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同时必须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四条：对任何人犯罪，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不允许任何人有超越法律的特权。《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四条：民事主体在民事活动中的法律地位一律平等。《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六条：对于一切公民，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在法律面前，不允许有任何特权。《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八条：民事诉讼当事人有平等的诉讼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条：当事人在行政诉讼中的法律地位平等。

我想请问牢A，我们从根本大法，到刑法、民法各类法典中都一再强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难道错了？这些法条一再强调平等，本身就包含三个内涵：1、无论种族、性别、职业、家庭出身、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在法律适用性上一律平等，都禁止有特权和歧视；2、公民平等享有权利，也必须平等履行义务；3、司法机关对所有公民一视同仁，定罪、量刑、行刑、裁判标准统一。根据以上三点，我们可以得出结论，面对同样的违法犯罪行为，不能因为道德水平上的差异，在量刑上有所区别，那是歧视。

这种歧视，不仅违背法律精神，也违背基本道德。

而牢A在直播中一直在强调所谓西方价值观，殊不知罗翔老师讲的，都能从当代中国的法典中找到依据。牢A当然有讨厌罗翔的权利，但如果因为讨厌一个人而攻击“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牢A的矛头到底是罗翔，还是中国的法典呢？他口口声声说传统道德，这种行为又恰恰是传统道德中所不齿的“因人废言”。

当代中国的法治精神，本来就是综合了人类共同体的基本准则，也考虑到朴素道德的呈现。对恶设施惩戒，保护每个人的合法权益。法律在这个意义上，是朴素道德的完善和延伸，因为个体往往弱小，缺乏足够的资源和能力去寻找真相和公义。就像“武松杀嫂”的案例，倘若在当代中国，西门庆、潘金莲、王婆都会以故意杀人罪而被惩罚，而且这种罪行还会通过严格的审讯，有完整的证据链，最终通过死刑执行来提供教育和警示。而在传统社会中，武松一个都头都没有寻求真相的能力，只能通过私刑。试想，如果没有武松的武力值，又不强调程序正义而鼓励所谓侠义，那多少人具备武松的侠义精神和能力呢，又多少人能保证在案件中何九和郓哥说的是真话呢。如果是普通人，何九会畏惧武松而留下证据吗？如果是普通人，武松能用5两银子撬开郓哥的嘴吗，我们羡慕武松的快意恩仇，却忘了自己根本不是武松。而法律与程序正义，恰恰是帮助普通人实现朴素道德正义的最优解，让有权有势的人不再居于上位，弱小者不会求告无门。

牢A这种生硬的划分，是对我们现行的法治社会不信任，还是认为整个法理的基石都有问题？我打住这些诛心之论，但他对法律的无知，以及对舆论的错误导向，的确给我们现代法治带来不良影响：倘若越来越多人执着于道德审判，跟着自媒体的情绪走，绝非幸事。

老话说“少不看水浒”，而牢A居然拿着水浒里武松杀嫂的桥段来标榜道德，不知道他有没有读过水浒原文。武松杀嫂时，将邻里聚在一处，武松说，“若有一位先走的，武松翻过脸来休怪，教他先吃我五七刀了去！武二便偿他命也不妨。”原文里写邻居们的表现是“俱目瞪口呆，再不敢动。”杀嫂的过程写得生动，但实在惊悚，“两只脚踏住他两只胳膊，扯开胸脯衣裳。说时迟，那时快，把尖刀去胸前只一剜，口里衔着刀，双手去挖开胸脯，抠出心肝五脏，供养在灵前，蒙查一刀，便割下那妇人头来，血流满地。”然后杀西门庆的时候，还不让邻居们走，“四家邻舍，都面面相看，不敢不依他，只得都上楼去坐了。”潘金莲是否值得被当众凌虐惨死，即便您认为值得，那左邻右舍为何要受到胁迫和惊吓。武松的虐杀，恐怕甚至超越了同态复仇，恐怕不能说，这种行为跟传统的朴素道德相符。

牢A的第三个问题，是给好人与坏人下粗暴定义。他的核心观点可以解读为，法律应向好人倾斜，恶人因恶行丧失平等资格。问题是：谁来定义什么是好坏，谁是好人谁是坏人，好人有没有可能做坏事，坏人有没有可能做好事……善与恶，往往并非黑白分明，只有学前儿童的童话里，才会区分小红帽和大灰狼。施耐庵的小说之所以精彩，就是既展现出西门庆、潘金莲等人的恶，也展现出武松的凶。在《金瓶梅》里，潘金莲等女性的无奈与悲哀得到更充分的描摹。即便在《水浒传》里，劫法场时抡起板斧杀人的李逵，被称为“及时雨”的宋江一心想着被招安、拿着一众兄弟的性命换一身官服，这些人物都是复杂的，又如何给他们定义好人坏人。

这恰恰是朴素道德的不足之处。人不是符号，脑门上没贴着好人坏人，好人有好报，坏人杀了就不可惜。看客们也有没有读者的上帝之眼，辨不清是非，这才需要现代法治与程序正义来保障朴素道德不被利用和曲解。

牢A说，只谈法律，不谈道德，只论程序，不论对错，社会只会陷入冰冷的虚无。这恰恰体现出对法律和道德关系的无知。现代法律，守护并引导道德；程序正义，是辨别是非的必要保障。他借用据说是罗翔老师的话（抱歉我没查到罗翔说过这句话，也不知道具体语境）暗讽罗翔，“如果一个人特别了解法，特别懂法，他又不是律师，那么你离这个人远点，他大概率是个人渣。”这种对人格的攻击显得很没格调，我也没格调一回，送回他一句话：如果一个人特别爱谈道德，对善恶好坏言之凿凿，尤其爱跟公众谈道德而鄙视程序，他又不是道学家，那么你离这个人远一点，他大概率是个大忽悠。

最后再写一点余论吧。关于法律与道德，法律其实并非没有侠义和道德，各国的法律都有“特赦”的条款，就是在一些法律尚未发展完善的领域，考虑到道德与公序良俗。施剑翘为父报仇之后，当局就先逮捕、再特赦。既保证法律的严肃性和程序正义，也会通过程序来实现道德上的理解和宽容。

之所以一再强调法律而非道德，恰恰是因为法律有更大的“社会道德效益”。还是回到武松杀嫂的两种解决方案，一种是武松虐杀潘金莲，邻居们吓得战战兢兢，自己还被流放；另一种是经过程序正义（遗憾的是传统人治社会里很容易失去程序正义），让西门庆、潘金莲、王婆明正典刑。

前者恐怕人人会感叹县令不公、也会担忧自己没有武松的能力，奸夫淫妇的死，不过是茶余饭后的谈资；后者才能真正让人知道有法可依，无论西门庆有多大势力，只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就能让正义借由程序，保障每个人的合法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