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年：既要又要也要还要

出差到杭州，想起了最近看的历史剧《太平年》。

这部聚焦五代后期到北宋建立的精装历史大剧，选择吴越王钱弘俶为主角，有新意，但非常考验编剧和导演的能力。从成片看，尽管服化道精美、大多数演员演技过关、描述乱世的惨烈情节够分量，但编剧和导演驾驭能力的短板还是暴露出不少。

电视剧开篇就要上旁白，比如“连年战乱，田地荒芜，礼崩乐坏……关中大旱，饿殍遍野”，“六军门外倚僵尸，百万人家无一户……时人悲叹，有生不如无生，为人不如为鬼，是为历史上，五代十国的真实写照……”非要用一段教科书式的旁白，其实远不如直接上之后的剧情，将帅杀百姓充作军粮，儿子向父亲陈情，被父亲威胁一起剁了。这种让人头皮发麻的“吃人”情节才点睛之笔，比用大段文字铺陈的效果好很多。电视剧的历史感不是靠史书文字，而是镜头语言和影视叙事来完成，这正是对编剧和导演的巨大考验。

我喜欢这部作品的视觉质感，也更加觉得可惜。天下大乱，骄兵悍将，人命如草芥，这样的历史背景可以由视觉来传递，但历史剧的内核仍然是故事与人物，至少目前我没看到丰满的人物，也没有看到厚重的叙事张力。

以钱弘俶作为主线人物没有问题，虚构他与赵匡胤、柴荣的关系也没问题，问题是不能把他塑造成一个傻白甜，再加上一堆古偶恋爱情节。面对契丹入侵的反抗徒有血勇而无智计，契丹入城时缺席跪拜，面斥耶律德光无义之君，还激动刺杀张彦泽，全靠编剧开挂才活下来。男女主的恋爱情节在乱世背景里显得格格不入，历史群像剧即便有爱情，也不必如此浓墨重彩。《三国演义》里刘备和孙尚香是政治姻亲，而且孙尚香对刘备后来逃走也起到重要作用，这条感情线结束后孙尚香也就退场，而没有始终纠缠在主线里。我们可以有历史质感的正剧，也可以有现代视角的古偶，问题是别混在一起。

这部剧更大的问题在于线索和内核的混乱。五代十国的历史原本就不易梳理，既然已经虚构，索性把主线搞清晰，而不是从史书上东一榔头西一棒槌搞点片段，点缀和虚构主线人物“三小只”（钱弘俶、郭荣、赵匡胤）的联结，权臣悍将昏君雄主轮番登场，却没整明白这些人要干啥，故事圆不回来。

《太平年》的编剧模式可以有两个参照，分别是《三国演义》和《大明王朝1566》。

前者是群雄逐鹿，天下从打乱到三分再到统一。厘清基本历史框架后，确立鲜活的人物，每个阶段都有自己的核心人物，十常侍乱政与黄巾之乱的内外交困下，是围绕汉末朝堂展开争斗，何进、袁绍、曹操、董卓依次登场，直到确立第一个“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模版董卓，便有了“讨董”的冲突。在这个冲突之下群雄亮相，收服吕布、曹操行刺、捉放曹、温酒斩华雄、三英战吕布，以及后来的美人计便都有了抓手，讨董失败后也明晰了群雄割据的第一轮局面。同样是乱世，但有了主要戏剧冲突，观众不至于不知所云。然后围绕三股势力的各自发展路径进行多线叙事，逐层推进，一个个主要人物也愈发鲜活起来。历史结构是暗线，人物传奇是明线，喜欢历史的可以看结构，喜欢传奇的可以看人物，各取所需。

后者是朝堂风云，从财政困局来切入政治派系的斗争。增加了大量虚构情节，不仅符合传统社会的内在运行逻辑，更在叙事和主题更上一层楼，剧中没有脸谱化的人物，而是在一定的灰度下角力。所谓徐阶、高拱、张居正这些清流也有“利用”百姓的嫌疑，严嵩也有无奈。没有了朝堂的黑白分明，借海瑞之口说出天下第一大弊，直指嘉靖帝。既符合朝堂里的权力幽暗，又兼有人文关怀的视角和高度。

《太平年》的问题就在于两不靠。既没有《三国演义》的波澜壮阔，奸雄们的人物性格不明晰；又没有《大明王朝》的人文关怀，“吃人”的情节虽然震撼，对主角钱弘俶的影响也仅限于觉得乱世太惨，要天下太平，为最后的归宋做铺垫。

这部剧的男二号是赵匡胤，朱亚文延续了他塑造朱瞻基的表演方式，显得高傲，也可以说“装”。朱瞻基是重点培养的皇孙，可以高傲，后晋时赵匡胤是个十几岁的毛头小伙子，地位也不高，出道就这么“装”实在不合理。

按照乱世的逻辑，身为王子和质子的钱弘俶不该这么傻白甜，最后抄袭郭威“黄袍加身”的赵匡胤也不会这么装。剧中虽有群像，但每个人的性格与故事都不够鲜活，五代到宋的内忧外患与走向描述得也不清晰。

我理解，从乱世到太平的期待，才是冯道到钱弘俶的内在焦虑，冯道侍奉十个皇帝，后来被欧阳修司马光批判，又赢得王安石李贽等人的称赞，他不忠但又为民多谋，内在的复杂性没有展现出来。同样，钱弘俶对吴越国的认同和对太平的期待，才导致他最后“投降”，这背后的张力也被PPT一样的剧情和古偶恋爱冲淡得所剩无几。

要群像却每个都不鲜活，要古偶却和乱世不符，要权谋却智识不足，要人文却流于表面，既要又要也要还要，最后用米其林大厨的全套厨房，做了一碗方便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