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虎城之女:假如不是张学良轻信蒋介石,我父亲不会被囚禁十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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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来源:《陕西省政协文史资料》《西安事变研究》等相关史料
部分章节仅代表笔者个人观点,请理性阅读

2021年9月17日下午5时50分,西安一家医院的病房内,87岁的杨拯英安静离世。

这位著名爱国将领杨虎城的女儿,生前担任陕西省政协第五、六、七、八届委员会委员,是西安事变研究会的重要发起人之一。

杨拯英1934年2月6日出生在西安,是杨虎城和第三任夫人谢葆真所生的第三个孩子。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发生时,她年仅两岁多。此后父母被迫出国"考察",随即遭到长期囚禁,她从此再也没有见过双亲。

1981年,杨拯英调入陕西省政协文史办,专门从事西安事变的史料收集和研究工作,直至1995年退休。

通过数十年的深入研究,她对这段改变中国历史走向的重大事件有了独特而深刻的认识。

当杨拯英翻阅那些珍贵的历史档案时,一个关于父亲命运的历史真相逐渐清晰地呈现在她面前。



【一】1893年至1936年:杨虎城的崛起之路

杨虎城1893年11月26日出生于陕西蒲城县孙镇甘北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

原名杨彪,后易名杨忠,字虎臣,国民革命军北伐时改名虎城。

他的童年极为贫困,父亲杨怀福因为替哥老会首领顶罪而被清政府处死,年仅6岁的杨虎城从此与母亲孙一莲相依为命。

1908年,15岁的杨虎城因为家境贫寒,投身"刀客"(关中地区的民间武装组织),开始了他的军旅生涯。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18岁的杨虎城率领20多名刀客参加了攻打蒲城县城的战斗,从此正式踏入政治军事舞台。

1917年,杨虎城参加靖国军,在陕西的军阀混战中逐步崭露头角。

1921年,他接受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思想,正式加入国民党。

1924年,杨虎城部被编为国民军第三军第三师,他出任师长。

在著名的"二虎守长安"战役中,杨虎城与李虎臣联手坚守西安城8个月,击败了刘镇华的围攻,从此声名大震。

1927年,杨虎城与中国共产党开始建立联系。

当年冬天,杨虎城就曾要求加入中共。他的部队政工人员中,有中共党员16人。

1928年1月,经中共组织批准,杨虎城与共产党员谢葆真结婚。

谢葆真1913年5月29日出生,是早期的中国共产党员,她的加入对杨虎城的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

1928年10月,杨虎城在日本东京期间,中共中央决定批准杨虎城的入党要求,并指示东京市委办理相关手续。

但由于杨虎城很快回国,这个手续未能完成。

尽管如此,杨虎城与中共的联系从未中断。

1930年中原大战后,杨虎城主政陕西,被任命为陕西省政府主席。

他在任期间,大力兴修水利,发展教育,改善民生,深受陕西人民爱戴。

同时,他继续与共产党保持密切联系。

魏野畴、南汉宸、王世英、潘自力、王炳南等共产党人都成为他的密友。

他的部下中,旅长张汉民、许权中,团长阎揆要、王泰吉等都是共产党员。

1934年,杨虎城部警卫团有共产党员200余人。

1935年11月,中共北方局南汉宸委托杨虎城的驻北平代表申伯纯向杨虎城传达中共的《八一宣言》。

1935年12月,伟人、彭德怀派汪锋携亲笔函件会见杨虎城,商谈联合抗日事宜。

同月,中共北方局也派王世英到西安和杨虎城会谈。

1936年,伟人再派张文彬携函见杨虎城,双方达成互不侵犯、建立军事联络等三项口头协定。

此后,张文彬即以十七路军政治部副部长的公开身份长期留在西安。

4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委派王炳南到西安,与杨虎城商谈停战抗日问题,王炳南就住在杨虎城的公馆里。

与此同时,东北军进驻陕西后,杨虎城与张学良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张学良进入陕西时,杨虎城就看出蒋介石企图挑拨东北军、十七路军两军矛盾的阴谋。

他用自己的坦诚化解了这种矛盾,与张学良结下了肝胆相照的战友情谊。两人经常在一起商讨如何应对日益严峻的民族危机。

【二】1936年上半年: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

1936年上半年,中日关系日趋紧张,华北局势持续恶化。

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了对华北的渗透和控制,企图制造"华北自治",进一步分裂中国。

面对严峻的民族危机,全国各阶层民众的抗日情绪日益高涨,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呼声越来越强烈。

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及时调整了对国民党的政策。

1935年8月1日,中共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明确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呼吁停止内战,共同抗日。

这一政策的转变,为西安事变的发生奠定了政治基础。

1936年2月,中共中央在陕北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进一步明确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

会议决定,要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包括国民党内的爱国力量,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

与此同时,驻守西北的张学良和杨虎城,也在深深思考着国家和民族的前途。

张学良作为失去故土的东北军统帅,内心承受着巨大的痛苦。

九一八事变后,他背负着"不抵抗将军"的骂名,东北军也失去了家园,流落关内。

蒋介石不仅不支持他们收复失地,反而要求他们"剿共",与中国人打中国人,这让张学良深感痛苦和矛盾。

杨虎城作为陕西的主政者,对日本侵略中国的行径同样深恶痛绝。

他早在九一八事变后就多次公开表示要抗日救国。

1933年,他就曾经说过:"抗日是军人的天职,如果国家需要,我愿意把十七路军全部开上前线。"

1936年春,张学良在洛川与中共代表李克农举行秘密会谈。

张学良明确表示,东北军愿意与红军停战,共同抗日。

他提出了几个重要问题:为什么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包括蒋介石在内;抗日如何能取得胜利;如何取得苏联援助;红军东征抗日应取道宁夏、绥远、察哈尔,不应取道山西。

双方商定,为了进一步商谈抗日救国大计,请伟人或周恩来亲自到肤施(延安)会谈。

同时,中共派一代表常驻西安,以便保持联系,由张学良给以名义掩护。

就这样,刘鼎以东北军高参的身份秘密住进了张学良公馆。

4月9日,周恩来与张学良在延安举行了历史性的会谈。

双方就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等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并达成了重要共识。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张学良代表东北军,双方签署了停战协定。

这次会谈,为后来的西安事变奠定了重要基础。

8月25日,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正式向国民党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议。

这封信称蒋介石为"蒋委员长",表示愿意与国民党结成革命统一战线,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

9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党内指示,决定逼蒋抗日的方针,即要通过各种方式促使蒋介石改变政策,停止内战,共同抗日。

这一方针的确定,标志着中共对蒋政策的重大调整,也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预设了政治前提。



【三】1936年10月至12月11日:矛盾激化与兵谏决策

1936年10月,绥远抗战爆发。

日军指使伪蒙古军和伪满洲国军进攻绥远,企图建立"蒙古自治政府"。

绥远省主席傅作义率部奋起抵抗,取得了包头大捷等一系列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日热情。

在这种形势下,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组织了抗日援绥军第一军团,准备支援绥远抗战。

然而,蒋介石不仅不支持这一行动,反而严厉批评张学良、杨虎城"不务正业",要求他们集中精力"剿共"。

10月22日,蒋介石再次来到西安,这是他1936年内第三次来陕。

他游览了秦始皇陵和华山,然后在王曲军官训练团召集西北军政要员训话,明确提出要在3个月内彻底消灭陕北红军。

10月27日,蒋介石在王曲军官训练团发表重要讲话。

参加会议的除训练团学员外,还有西北"剿匪"总司令部和第十七路军总部上校以上、驻西安各部队团长以上军官共500余人。

蒋介石在讲话中强调:"我们革命军人还要分清敌人的远近,事情的缓急。我们最近的敌人是共产党,为害也最急;日本离我们远,为害尚缓。如果远近不分,缓急不辨,不积极剿共而轻言抗日,便是是非不明,前后倒置,便不是革命,那样在家是不孝,为国是不忠,便不能算一个革命军人。"

这次讲话彻底激怒了张学良和杨虎城。

张学良当场表示反对,明确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杨虎城虽然没有当场表态,但私下里对蒋介石的政策极为不满。

10月29日,蒋介石离开西安前往洛阳。

临行前,他向张学良、杨虎城下达了最后通牒:如果两人不服从"剿共"命令,就把东北军、十七路军调离陕甘,由蒋鼎文任西北剿匪前敌总司令,由卫立煌、朱绍良、陈繼承分任各方面军总指挥。

面对蒋介石的威逼,张学良、杨虎城深感形势的严峻。

11月初,张学良再次流露出对蒋介石政策的强烈不满。

杨虎城明确提出:"等蒋委员长来到西安,我们可以来一个挟天子以令诸侯。"

这是杨虎城首次提出"兵谏"的具体设想。

12月4日,蒋介石第四次来到西安,住在临潼华清池。

这次他的态度更加强硬,要求张学良、杨虎城立即将军队开赴陕北前线,开始对红军的"最后围剿"。

同时,蒋介石还带来了调动两军的具体方案:东北军调往福建,十七路军调往安徽,由中央军接替西北的防务。

连续几天,张学良、杨虎城反复向蒋介石进谏,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但都遭到严厉斥责。

蒋介石甚至说:"在未消灭赤匪以前,决不能言抗日。现在就是天塌下来,也要先'剿共'。谁要再说抗日,我就枪毙谁!"

12月9日,西安学生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举行抗日救国示威游行。

一万多名学生参加了游行,提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等口号。

学生们决定去临潼华清池向蒋介石直接请愿。

蒋介石得知消息后,严令张学良派兵阻止,声称"如果学生不听,可以开枪"。

张学良为了保护学生,亲自赶到通往临潼的路上劝阻学生队伍。

他对学生们说:"请你们相信我,我张学良和你们是一样的思想,一样的心,你们的要求就是我的要求,也许我比你们的要求更迫切。你们的意见,我一定负责转达到,我去讲可能比你们更有分量。我保证一星期内以事实答复你们的要求。"

当晚,张学良去华清池向蒋介石转达学生的要求,再次遭到蒋介石的拒绝和申斥。

蒋介石不仅不接受学生的爱国要求,反而申斥张学良"没有站在他的立场,却站在学生的立场"。

12月11日晚,张学良、杨虎城获悉《大公报》准备发表蒋介石剥夺他们兵权的密令,两人紧急会商,最终决定12月12日晨对蒋介石实行"兵谏"。

当晚,张学良、杨虎城分别向各自的高级将领宣布了兵谏计划并进行动员。

【四】1936年12月12日:震撼中外的西安事变

12月12日凌晨,华清池的宁静被突如其来的枪声打破。

4时许,东北军卫队一营营长王玉瓒率领该营官兵冲进华清池,开始搜捕蒋介石。

由于华清池的外围警卫平时就由东北军负责,所以他们很容易就通过了第一道防线。

但当部队接近蒋介石住所时,遭到了蒋介石贴身卫士的抵抗。

枪战持续了约半个小时。

蒋介石在枪声中惊醒,来不及穿戴衣服,匆忙逃出住所,企图翻墙脱逃。

在慌乱中,蒋介石跌落到一个土坎下,背部受伤,他躲在一个石缝里,被东北军搜山部队发现并扣押。

与华清池行动同步,西安城内的十七路军也开始了统一行动。

凌晨5时,十七路军按照预定计划,迅速控制了西安的各个要点,包括飞机场、电台、电话局、军用仓库等重要设施。

同时,十七路军还扣押了随蒋介石来陕的军政大员,包括陈诚、卫立煌、蒋鼎文、朱绍良、陈继承等人。

上午9时,张学良、杨虎城联名向全国发出通电,宣布对蒋介石实行"兵谏",并提出了著名的八项主张:

一、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 二、停止一切内战; 三、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 四、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

五、开放民众爱国运动; 六、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政治自由; 七、确实遵行总理遗嘱; 八、立即召开救国会议。

通电最后郑重声明:"以上八项,为我等及西北军民之爱国主张,望诸公俯顺舆情,开诚采纳,为国家开将来一线之生机,涤已往误国之愆尤。大义当前,不容反顾。只求于救亡主张贯彻,有济于国家。为功为罪,一听国人之处分。"

同时,张学良还于12月12日凌晨5时前致电伟人:"吾等为中华民族及抗日前途利益计,不顾一切,今已将蒋介石及其重要将领陈诚、朱绍良、蒋鼎文、卫立煌等扣留,迫其释放爱国分子,改组政府,兄等有何高见,速复,并望红军全部速集于环县一带,以便共同行动,防胡敌北进。"

西安事变的消息传出后,立即震惊了中外。

各国政府和国际舆论都对这一突发事件给予了高度关注。

在国内,各地的反应也极不相同。一些地方军政长官表示支持张学良、杨虎城的行动,认为这是爱国义举;但也有一些人持反对态度,认为这种做法有损国家统一。

西安事变发生后的第二天,12月13日,西安各界民众和学生团体纷纷举行集会和游行,拥护张学良、杨虎城的八项主张。

西安市民欢欣鼓舞,为宣传抗日的学生送茶送水。西安到处呈现出一片团结救亡的景象。

事变后,西安的政治气氛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群众的集会、结社不再是非法行动,批评蒋介石对外妥协对内镇压的政策也不再受到迫害。

短短几天内,西安就涌现出四十多种新的刊物。

各种群众抗日救亡团体纷纷成立,包括陕西援绥抗敌战地服务团、陕西回民抗日救国会、西安妇女救国后援会、西安新闻界救国会等三十多个群众团体。



12月25日清晨,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少壮派军官再次联名致信宋子文,坚决要求"商定的条件只是由'领袖人格'做保证是不行的,必须有蒋介石的签字,如若不然,绝不放蒋走"。

面对部下的强烈反对和杨虎城的坚决阻拦,张学良一度计划采取单独行动。

他秘密制定了一个计划:先以宋美龄和端纳要回南京调解为借口,让他们先行离开西安上飞机,然后让蒋介石化装后潜入东北军驻地,再设法登机起飞。

但这个冒险计划遭到了宋美龄的坚决反对,她表示:"如果委员长不离开这里,我也绝不离开这里。"

就在西安城内各方争执不下,局势变得越来越紧张的时候,12月25日下午3点左右发生的一个突然决定,彻底改变了两位爱国将领此后的人生轨迹,也为中国现代史写下了一个令人扼腕的悲剧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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