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和明朝塑造了今天中国人的性格，唐朝五代的影响早已远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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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年》快完结了，这几天也正好读了五代史，就跟大家聊聊残唐五代和宋朝。

很多人一张嘴，就说汉唐如何如何，其实今天的中国，继承汉唐的不多，基本是继承宋朝和明朝。

制度塑造人，理所当然，宋明也塑造了今天国人的性格。

张宏杰在《中国国民性演变》中，将残唐五代作为分界线，之前的中华和之后的中华截然不同，气质上甚至是截然相反的。

五代前，中国人包容、开放，具有冒险精神，人也大气，豪爽，社会崇尚武人和阳刚气质。

五代后，中国人性格大变，开始变得内敛保守，排斥外族。 做题代替军功成为社会的主要评判标准， 相比于扩张他们更喜欢内卷，相比于武人他们更喜欢文人，整个社会的审美也越来越阴柔。

之所以爆发改天换地的变化，和残唐五代的乱世息息相关。

安史之乱后，军人乱政一直是朝廷无法解决的问题，当时有“长安天子，魏府牙兵”的说法。魏博军镇的士兵过的比天子还要爽。

在这个礼崩乐坏，一切规则消失的时代，枪杆子成了权力唯一的来源，而掌握枪杆子的，就是那些最底层的丘八。

他们掌握着王朝的盛衰轮回，掌握着皇帝、文官和将校们的生命。

军人掌握大权，形成了一种另类的“军事民主”，残唐五代，下克上屡禁不绝，很多人都是被部下逼着披上黄袍，成了军人的傀儡。 后汉刘知远、后周太祖郭威、宋太祖赵匡胤都是半推半就推上了皇位。

不要以为做了皇帝就能享福，如果没有足够的威望，不能满足军士们的利益，随时会被推翻。后唐、后汉、后周的末帝都是前车之鉴。

有的节度使，甚至仇恨自己的士兵超过敌人。

刚才说的魏博牙兵，就是死于自己的节度使之手。

魏博最后一任有权势的节度使罗绍威，生怕自己重演前任被牙兵杀害的悲剧，竟然不惜自毁长城，引入外部力量（后梁太祖朱温）。

公元906年，朱温在罗绍威的配合下，以吊唁罗去世儿媳为借口，派精锐部队混入魏州城，罗绍威将朱温的部队藏在府中，在深夜突然发难，将城内的牙兵和家属全部屠戮。

晚唐最骄横的藩镇就此灭亡。

除了喜欢下克上，残唐五代的武人们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有伦理而无道德”。

这里的伦理指对身边人，对小共同体的责任和感情，道德则是指普世价值，即对陌生人的底线。

五代的武人普遍讲兄弟情义，每一个成功的军阀，背后都站着自己的兄弟。

石敬瑭、刘知远、郭威能篡位成功，靠的是当河东节度使时带出的兄弟。

赵匡胤能成功，靠的是义社十兄弟和当殿前都点检带出的部下。

这些武人，往往问亲不问理，只要大哥一声令下，什么都肯干。《水浒传》和黑社会的兄弟文化，可能就源自五代。

但问题是，大哥的儿子和这些武人没有情感上的羁绊，这也是为何五代王朝很少超过第二代的原因。

五代时期的武人，对老百姓也无基本的底线，劫掠司空见惯，一些毫无道德的军阀，甚至以吃人为乐。

当然小弟对大哥的忠诚不是无条件的，大哥也得尽自己的业务，那就是不能让弟兄们挨饿。

《太平年》中的张彦泽，为了喂饱自己的士兵不惜屠城，甚至将百姓做成肉羹。历史上的郭威，为了让部下跟随自己造反，允诺他们进入汴梁后劫掠三日。

就算是想要夺取部下权力的赵匡胤，也是杯酒释兵权，和兄弟们好聚好散。

武将和军士们形成了一种契约关系，双方都有各自的权力和义务，在专制主义盛行的中国，形成了一种罕见的下级占主导的权力关系。

五代的“下克上”没有持续太久，很快皇帝们就想出了办法，郭威和柴荣削弱了藩镇的兵权，到赵匡胤，则彻底解决了中央禁军的问题。

通过不断的分权，建立以文制武的原则，普及科举制，建立文官政治，宋朝以牺牲武德和效率的方式解决了军人乱政的问题，让秦制重新焕发了生机，让中国成为专制主义最完善、最持久的国家。

而其它专制国家，大体没有逃过军人乱政的陷阱，罗马帝国、阿拉伯帝国、奥斯曼帝国，都亡于军人乱政。

普鲁士及后来的德意志帝国，昭和日本也受制于军人，昭和日本更是间接亡于军人的下克上。

宋朝建立的文官政治，超越了其它国家，他最大的创举就是用人畜无害的做题家代替了跋扈的军人。

自秦以来，皇帝一直试图加强权力，他们培养了不同的精英群体来巩固皇权，但事实证明他们都不可靠。

宗室，汉代有七国之乱，西晋有八王之乱。

外戚，汉朝有王莽篡汉。

士族，曹魏有司马氏篡权，东晋有王与马共治天下。

军人，有残唐五代之乱。

这些势力都可能篡夺皇权，威胁皇帝的生命安全。尤其是军人当政时期，此时的中国皇帝和罗马皇帝一样，活得还不如狗。

罗马皇帝塞维鲁临终前告诉儿子：其他人不要管，一定要善待军人！五代也差不多。

与其它势力不同，士大夫完全无害，他们既没有血缘，也没有地方根基，更没有武力，他们无法自己提供秩序，只能依赖皇帝。他们的目标不是自己做皇帝，而是找个人做皇帝，然后辅佐他。

他们最关心的事，就是皇帝开不开科举，给不给他们当官的机会，只要允许他们通过做题发财升官，就算是胡人，也可以是中国天子。

他们或许可以让皇权旁落，但绝无可能篡夺皇权，自士大夫成为中国主流精英阶层后，社会对皇权再无实质制衡的力量。明朝那么多不理朝政，能力孱弱的废物皇帝，却丝毫不担心被篡权。

自宋朝开始，能终结皇帝的就只有外部力量，宋朝亡于金和蒙古，明朝亡于满清（农民起义是因为满清消耗了明朝财政，消灭了明军主力），清亡于西方列强和新思想的传入。

而在宋以前，中国人武德是很充沛的，大家只记得石敬瑭割让燕云，却没看到石重贵和契丹大战，二胜一负，逼得辽太宗骑骆驼逃走。

辽太宗进入汴梁纵兵劫掠，结果贼帅遍起，四处捕杀契丹人，以至于辽太宗惊呼“未想中国如此难制也”，只待了几个月就逃回关外。五代时期中国人的武德和组织力，几乎再未恢复。

除了文官政治，宋朝开始，中国人的审美也发生了变化，汉唐以阳刚为美，喜欢男子孔武有力，在唐代，就算是诗人也想参军建功立业，所谓边塞诗人，即源于此。

在汉唐，并不存在文武的分野，那时的人才大多是文武合一，很多武将都出将入相。

甚至是大唐的女人都非常开放，汉唐时期的女人离婚改嫁是寻常之事，唐代武则天时期，甚至有女人参政，女性的衣着也比后世暴露的多。

宋朝后，中国人的气质大变，社会对武力鄙视到了极点，人们崇尚秀美、文质彬彬的男子，利玛窦到达明朝后就惊讶于中国士大夫的女性化。

他说，这些士大夫每天早上化妆、整理头发要花一个时辰，打架像女人一样揪头发，他还提到中国人鄙视武力和肢体冲突，认为面临冲突退让才是君子行径。

在《红楼梦》等小说中，美男子的标准也都是秀美的。

今天小鲜肉的流行并不是源自西方和日韩，而是宋朝以来的悠久传统。

在一个专制主义、治安良好、厌恶冲突、以做题而非军功为评判标准的社会，社会越来越阴性化，男人越来越娘炮是必然。

普鲁士之所以专制而充满武德是因为他们还停留在秦国的阶段，以军功而非做题为评判标准，但中国早就过了这个阶段。

宋明以来另一个巨大的变化就是讲究极端的道德主义，空谈道德的伪君子越来越多。

宋人认为，唐朝五代之所以混乱就是因为“四维不张，道德败坏”，宋人对道德的要求比唐人严格的多。

一个认为一臣不事二主，臣子要对君主绝对尽忠。

五代时的冯道，服侍过五个王朝，十一位君主，被誉为政坛不倒翁，冯在当时被广泛称赞，因为他在辽太宗入驻汴梁时，曾规劝辽太宗不要纵兵劫掠。

就连一向讨厌冯道的欧阳修都在《新五代史》中说：人皆以谓契丹不夷灭中国之人者，赖道一言之善也。

虽有拯救百姓的大功，但司马光、欧阳修等人还是鄙视冯道，认为他没有跟着君主殉国，是贰臣中的贰臣。还认为他在君主昏庸时，不行规劝，是罕见之奸佞。

但其实，冯道有自己的苦衷，在那个皇帝走马观花，一年换一个的乱世，如果大家都殉国，还有大臣吗？与其遵守所谓气节，不如活下去，在有限的空间内维持残存的秩序，等待下一个明君出现。

冯道也不是一直老滑头，对石重贵，刘承佑这样的昏君，他确实明哲保身，但在柴荣征伐北汉前，冯道却一反常态，拼死纳谏，显然在他认可的明君面前，他是会直抒胸臆的。

整个唐代，大体还是遵照“ 君使 臣以礼 , 臣事君以 忠”，安史之乱后，很多臣子都给安禄山效力过，但很少有人被处罚，因为时人认为连皇帝都抛弃首都和百姓，臣子又有什么义务尽忠呢？

但到了宋朝，这种双边关系不存在了，只不过宋朝还讲体面，还有一句“不杀士大夫”的祖训，到明朝，最后的体面都没了，君臣关系完成变成了“ 君待臣 如草芥臣视君为 仇寇”。

臣对君是无限责任，妻子对丈夫也是，宋朝开始极端强调女性的贞节并限制女性活动，到明清女性更是普遍裹小脚。

在明代小说《金瓶梅》中，我们可以看到潘金莲等妇人只能天天待在家里独守空房，这样悲惨的场景在汉唐几乎不可能出现。

宋明，华夷之辨也甚嚣尘上，宋朝认为唐朝灭亡和任用胡人关系很大，所以宋明都是极端不信任外族。

明朝时徐光启想引入葡萄牙士兵对抗满清，被攻击“引入外夷，图谋不轨”，攻击者还认为“中国人才济济，不需要引入外人”。

清朝面临列强时反应如出一辙，当时满清想搞同文馆，居然遭到士林集体反对。

候选直隶知州杨廷熙买了棺材上奏，斥责总理衙门“向仇敌学习”，认为“我中华人才济济，何须向洋人求学”，还说洋人的舰炮不足恃，说中国被洋人欺负都是因为沿海将帅“开门揖盗”，朝中大臣“先存畏惮之心”。

简单说就是内部有坏人。

这种思维到今天仍然十分普遍，出了问题绝不会反省自己在制度、政策、技术上的不足，最后一定归结到敌人太狡猾或者内部有坏人。

老百姓最常说的，就是中国人只要团结，什么都能完成，干不成事一定是因为内部有汉奸，人心不正。

对人的评判也是，无论你功绩多大，只要私德有亏就否定你的全部，抓住一点小错就往死里整，最后只能是伪君子越来越多，真做事的人越来越少。

这样愚蠢的言论，在汉唐几乎见不到。

实际上，强大的汉唐远比宋明要实事求是，汉唐可以切实的分析匈奴、突厥的长处，乐于接受外来文化，甚至任用胡人，汉唐也不介意为了政治利益和蛮夷联姻。

反倒是天天挨打的明末，不和亲不议和不南迁，道德僵化到了极点。

因为残唐五代的影响和宋朝的建立，中国人的性格被彻底改变了，我们都是宋明遗产的产物。

为什么今天的民族主义者最喜欢明朝，因为明朝和如今的中国人太像了，思维方式几乎一模一样，而汉唐，他们固然嘴上可以说喜欢，但行为不会骗人，他们就是难以对汉唐产生共鸣。

原因无他，只是汉唐到五代时期的中国早已不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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