乙巳春节印象·回顾 | “上灯”祈愿和“炸龙”欢腾的节庆时空与传承现状

春节印象·回顾

导语

2024年12月4日，“春节——中国人庆祝传统新年的社会实践”成功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为纪念这一历史性的时刻，2025年初，由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节日文化研究中心、北师大民俗学学科点、北京联合大学北京学研究所作为指导与发起单位，“北师大民俗学”微信公众号、北京联合大学“节日博览”微信公众号、华东师范大学“神话与民俗叙事”微信公众号、山西大学“山西民俗学”微信公众号、辽宁大学“辽河风”微信公众号、广西师范大学“岭外风雅颂”微信公众号、山西师范大学“晋俗晋美”微信公众号联合举办的“春节印象·非遗传承”作品征集活动。征集发出以后，我们陆续收到了许多来自全国各地的投稿，后经专业评审团集体评审，共有20个视频类或文章类作品获奖。时值新春佳节之际，让我们一同重温那些优秀的作品，在丙午年的鞭炮声中回顾乙巳春节的那些热闹！

作者信息

刘雯郡，女，福建三明人。现为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2023级民间文学与民族文化专业硕士研究生，师从冯智明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南岭走廊民族文化、岁时节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

作品简介

深入研究了广西富川古明城的“上灯炸龙节”，该节庆是集民俗节庆与传统技艺于一体的复合型非物质文化遗产，承载着地方历史记忆、社区认同及文化传承的功能，揭示了其在现代化进程中的挑战与机遇。

“上灯”祈愿和“炸龙”欢腾的节庆时空与传承现状

——基于广西富川瑶族自治县“上灯炸龙节”的田野调查

摘要：广西富川古明城的“上灯炸龙节”是集民俗节庆与传统技艺于一体的复合型非物质文化遗产，承载着记录地方历史记忆、强化社区认同及推动文化传承等多重功能。本研究基于田野调查，系统考察该节庆的时空结构、仪式实践及当代传承状况，探讨其在现代社会变迁中的文化意义与功能。“上灯”仪式展现了地方社会对新生儿诞生的祝福与祈愿，而“炸龙”则通过舞龙巡游、民间互动等方式强化了节庆的社会凝聚力，构建了跨族群共享的文化时空。然而，随着现代化、城市化进程的推进，“上灯炸龙节”在传承过程中亦面临着技艺人才断层、城市管理规制加强及文化产业化发展路径探索等挑战。研究认为，在非遗保护与文化传承的实践中，应在尊重传统文化逻辑的基础上，结合现代社会需求，构建政府扶持、社区参与与文化产业相结合的传承机制，以确保这一延续六百余年的民俗节庆在新时代焕发新的生机。

关键词：广西富川；上灯炸龙节；节庆时空；文化传承；民族共同体

一、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民间节日成为学术界关注的一个热点，越来越多的传统节庆活动受到公众的注意，节庆不仅是民族文化创造、积累与传承的成果，也是文化共享与精神共识的表达，这些节庆活动在体现民族特色的同时，也反映了人们对自然、社会和历史的独特理解与情感认同。随着“春节——中国人庆祝传统新年的社会实践”成功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中国传统节庆这一跨越时空的文化遗产，得以进一步展现其生生不息的魅力与深远影响，成为全球文化交流与理解的重要桥梁。“民族传统节庆是一个民族在特定的自然环境里经过长期的社会生产和生活实践逐步形成的，系一个民族文化实践与创造、积累与传承、培育与共享的结果。”“上灯”与“炸龙”是我国传统习俗，至今依然在民间广泛传承。作为“活的文化”，这两项活动不仅与地方民众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也逐渐融合为一种共同的文化合力，体现了地方文化的持续生命力与独特性。

在广西贺州富川瑶族自治县（以下称广西富川）富阳镇的古明城内，每年春节期间盛行的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上灯炸龙节”将“上灯”和“炸龙”两种传统节庆活动巧妙结合，不但延续了悠久的文化传统，又通过这两种形式表达了民众的祈愿与期望，并展现出富川古明城特定的历史风貌与社会生活，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同时承载着深厚的文化底蕴，成为彰显文化认同和民族精神的窗口。自2024年至2025年初，笔者三次前往广西富川开展田野调查，系统考察了当地“上灯炸龙节”的节庆实践，旨在深入挖掘该节庆作为少数民族地区多民族共同参与的重要文化活动的历史渊源与社会功能。该节庆不仅承载着深厚的历史文化价值，同时在当代社会语境下，对于增强中华民族文化认同、提升文化自信、夯实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基础，乃至构建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社会影响。通过对节庆仪式的结构、象征体系及其在不同民族群体间的互动模式进行分析，可进一步揭示其在促进多民族文化交融、强化共同体意识方面的独特作用，为民族团结与文化认同研究提供多样化的学术视角与实证支撑。

二、广西富川古明城“上灯炸龙节”的节庆实践与传承现状

（一）广西富川古明城概况

相传广西富川古明城的“上灯炸龙节”沿潇贺古道自我国东南地区传入，并在当地世代传承，迄今已有百余年历史。潇贺古道是历史上中原通往岭南的重要交通干道，同时也是最早的海陆丝绸之路的对接通道之一，其开辟极大地促进了岭南地区的经济发展与文化交融，这条古道不仅是商贸往来的重要纽带，更是一条承载中华文明传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走廊，也在连接中华文化与世界文明的互动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广西贺州富川段作为中原进入岭南的首站，自古以来便是两广地区海上丝绸之路的起始端口，承担着独特的交通与文化枢纽功能。其中，富阳镇古明城作为潇贺古道上保存最为完好的古代军事城池，不仅见证了区域社会变迁与文化交融的历史进程，也成为当地传统民俗得以延续的重要场域。据清光绪十六年重修《富川县志》所记载：“今城创始于明洪武二十九年，周围六百三十四丈，高一丈八，阔八尺，垛口九百有九，门四，东曰昇平，西曰泰定（此门闭塞），南曰向日，北曰迎恩，门内有兵马。”现在除了西门被损毁之外，其余三座城楼保存完好，保留得比较完整的南城门，顶上有楼阁作为古时士兵守城驻扎地之用，且楼阁正厅宽敞明亮，如今已经改造为儒家仿古学堂。

（古明城南门城墙）

在富川古明城内部，潇贺古道自北门入、由南门出，城内街道格局呈“井”字形布局，根据县志记载：“明城内市镇仅十字街、昇平街、江东桥、龙头玗。”随着历史变迁与城镇扩展，城市空间逐步向外拓展，“南门外，向慈云寺、瑞光塔方向发展，形成福阳街道；东门外，过江东桥向马鞍山脚发展，与龙头圩沟通，形成永兴和新兴街道，成为商业贸易新街。”现今，古明城依旧保留镇升街（十字街）、仁义街、镇武街、阳寿街、新永街、河西巷（菜花楼）、北门街、南门街八个街区，街道路面以鹅卵石铺设，石块棱角圆润、相互镶嵌，呈现出古朴典雅之美，部分街道间隔嵌有“铜钱”等形状的装饰，俗称“花街”。

（今古明城城内）

值得关注的是，“上灯炸龙节”与古明城各街道的神楼，亦称古城“子精楼”密切相关。“子精楼”之名的由来，据新永街区毛书记解释，古明城内每条街道均设有一座神楼，按照传统习俗，每年正月初十凌晨，凡当年新添子嗣的家庭，都会在神楼上悬挂一盏花灯，以祈求子嗣兴旺。目前，古明城内共存有九座神楼，其中北门街有两个神楼，除关岳庙外其余神楼的建筑形式大致相同，均为砖石结构的两层建筑。第一层通常为空间通道，或设有上下楼的楼梯，亦或作为街道的文化活动中心。而第二层则为供奉本街道神灵的殿堂，二层正殿内设有神龛，或立有神像，或供奉神灵牌位，殿前设有香案与供品桌，以供信众祭拜。此外，殿外设有护栏，形成类似阳台的结构，专供当年新添子嗣的家庭悬挂花灯之用，祈福仪式期间，前来敬香的居民还可向下投掷鞭炮。古明城各街道神楼所供奉的神灵各异，既涵盖不同体系的神祇，也包括神话英雄与历史人物，下表概述了古明城各街道神楼的信仰体系及其基本情况：

街道名称

神楼

（子精楼）名称

所供奉的神灵

新永街

三界庙

（新永楼）

冯广福、冯广禄、冯广寿

河西巷

（菜花楼）

庆远神楼

黄飞虎

镇升街

（十字街）

镇武楼

城隍

仁义街

关岳庙

关羽、岳飞

北门街（里）

仁义灯楼

（武圣楼）

李靖、二郎神、哪吒

北门街（外）

令公庙

李靖

阳寿街

福阳坊

华广大帝、万寿二郎、招财童子

南门街

阳寿灯楼

三界大帝、白龙帝君、刘仙圣母

仁义巷

衙门口灯楼

李天王、白龙帝君、招财童子

表1 古明城神楼分布基本情况

（古明城神楼之一阳寿灯楼）

富川古明城作为两千余年古道文化的重要遗存，历经六百余年仍保存完好，堪称历史文化的瑰宝。其中，古城“子精楼”不仅是物理空间的承载体，更是区别于世俗日常的神圣场域。作为古城信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子精楼”承载着神圣秩序的建构与再生产过程，同时亦构成神圣意义得以生成、延续与实践的核心空间。

（二）广西富川古明城“上灯炸龙节”的节庆过程

富川“上灯炸龙节”历史悠久，其起源可追溯至明代万历年间。作为富川瑶族社会生活的重要文化实践，它集历史记忆、生产习俗、民俗信仰、文学艺术及民间技艺于一体，承载着当地群众在长期社会实践中积累的精神文化与生产经验。2014年12月，“上灯炸龙节”被正式列入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进一步凸显了其在区域文化体系中的重要地位及其对民族认同与文化传承的积极作用。

1.上灯

富川古明城地区的花灯文化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每年正月初十凌晨，当年新添子嗣的家庭都会在古明城的子精楼悬挂花灯，以示敬奉，体现了地方社会对新生命的祝福与祈愿，据《富川瑶族自治县志》记载：“解放后，县城设灯楼挂灯闹元宵，曾一度停止，八十年代后，又逐步恢复，同时改变过去只准生养男性挂灯，为生养男女都可以挂灯。”在乙巳年正月初九（2025年2月6日），灯首及相关街道的居民前往神楼，进行全面的清扫与祭祀准备，将神楼内神龛案台、房梁、楼梯及地板上的尘埃清除，同时，在神楼门口张贴对联，以寄托美好愿望，并将精心制作的扎彩与色纸供奉于神龛之上。至正月初十零点之前，灯首组织家人携带新生儿前往神楼，同时带上花灯、贡品等祭祀物品。抵达后，首先将供品敬献于神龛，并依次前往神楼负责人处进行登记，记录内容包括姓名、联系方式、新生儿的姓名及性别，以及象征性份子钱。份子钱数额不设固定标准，主要用于正月初十至十五期间神楼的香纸、蜡烛、鞭炮及完灯酒等开销。灯首会将自家新生儿的姓名、性别书写或打印于红纸之上，并在其上题写祈福寄语，随后将红纸贴附于花灯支架，以确保祈福对象的明确性。

（古明城居民上灯之后的神楼）

在不同神楼，所书内容可能略有差异，而各家悬挂的花灯亦不尽相同。部分家庭遵循传统灯笼样式，以承袭旧制并保持文化连续性，而另一些家庭则结合时代变迁，推陈出新，选用如飞机灯、旋转木马灯等现代灯饰，以丰富视觉表现形式，同时寄托对新生儿成长的美好期许。例如，南门街阳寿灯楼上悬挂的花灯，其题词内容为：

某某长子（长女）某某帅男（女）生于某年农历某月某日投拜三界神爷奉献明灯一盏保佑养大成人

阳寿街的福阳坊灯楼上的内容则为：

花女（男）某某生于甲辰年某月某日 今敬奉明灯一盏保佑其一帆风顺聪明伶俐 乙巳年正月初十日

（古明城居民所挂灯笼）

正月初十零时到来，新生儿家庭于神像前举行隆重的祭祀仪式，以牲礼献祭，并诵念祈愿词，祈求神灵护佑新生儿健康茁壮成长。祭仪完成后，每家每户悬挂花灯于神楼房梁之上，以示神明庇佑。随后，众人燃放鞭炮，焚香礼拜神。上灯仪式完成后，每位新生儿还会获得一个象征吉祥的封包（红包），寓意其健康成长、福泽绵长。据统计，乙巳年古明城神楼上灯情况分别为：新永街三界楼上灯20盏、河西巷庆远神楼上灯9盏、镇升街镇武楼上灯7盏、仁义街关岳庙上灯4盏、北门街仁义灯楼上灯3盏、北门街令公庙上灯4盏、阳寿街福阳坊上灯8盏、南门街阳寿灯楼上灯3盏、仁义巷衙门口灯楼上灯7盏。花灯在神楼内悬挂至正月十五，在此期间，自悬挂至取下的六日被称为“暖灯”，这一阶段蕴含着社群关系的巩固与互动，暖灯期间，家庭需设宴款待亲朋好友及邻里，以积福添祥。正月十五为“下灯”之日，在当天的炸龙活动结束后，灯头需设宴款待街坊邻里及龙队成员，共享“完灯酒”，以示庆贺，宴毕，灯头亲自前往神楼取下花灯，悬挂于自己家中，至此，当年的上灯仪式正式告成。该仪式不仅体现了神圣空间的塑造，同时也展现了神圣时间的结构性意义，换言之，神圣空间的确立必然伴随着特定时间节点的选择——若无神圣时间，亦无神圣空间。

2.炸龙

龙文化作为中华民族创造的重要文化遗产，在不同地域和民族群体中展现出多样化的文化诠释。然而，无论具体表现形式如何，其作为喜庆祥和、团结协作的精神象征始终保持不变，正是这种文化意义的共通性，使得舞龙习俗得以延续至今，历久弥新，生生不息。在广西富川古明城，每条街道均拥有属于自己的龙及舞龙队伍。根据笔者田野调查，富川古明城的舞龙体系具有严格的传统规制与象征意义，其中每一条街区的龙分别为：仁升社区北门街“红边黄龙”、仁升社区镇武街“白龙”、仁升社区菜花楼“黄边黄龙”（又叫“金角老龙”）、南门街与镇升街“玉白龙”、新永社区“蓝色白鳞翠龙”，这些街道舞龙的颜色与名称均为历代相传的固定形制，具有较强的文化延续性，不可随意更改。菜花楼的“金角老龙”被当地人视为“龙中之尊”，因其历史最为悠久，所有舞龙队在遇见该龙时皆需行三拜之礼，以示敬仰，“因为它是年龄最大的龙，颜色、胡须皆不同于其他。”而关于“年纪最小的龙”，当地尚存争议。新永街的毛书记认为该街的翠龙即为“孽龙”，其特征在于性格活泼、极具动感，在民间口耳相传中被赋予调皮捣蛋的形象。

（图为新永街“蓝色白鳞翠龙”）

当地居民主要通过两种方式辨识各街道的舞龙：一是依据龙头以及龙身的颜色加以区分，二是通过舞龙时的节奏与韵律进行辨别。龙队的组织结构较为严密，通常由至少13人组成，其中仅掌控龙头的人员便需3人以上，以便进行交替接力，此外，由于不同街道的舞龙仪式所伴随的音乐风格各异，因此龙队还需配备专门负责敲锣、击鼓、打钹等乐器的成员，以确保表演节奏的协调与氛围的烘托。根据舞龙爱好者的介绍，每年的龙队均由当地街区的青壮年自愿组成，人员构成并无固定限制，但是在角色分配上仍遵循一定的传统经验，即掌控龙头的成员往往需具备较高的技艺与丰富的经验，而年纪较小的成员则多安排至龙尾，以便在实践中逐步锻炼技巧，部分儿童自八九岁起便开始随龙队参与活动，形成代际传承的培养机制。这一活动深受社区居民的关注与支持，每年年末，当地都会组织当年度参与舞龙与炸龙的年轻人进行集体排练，以提升团队默契与舞龙技艺。为进一步推动舞龙文化的传承与发展，2024年底，阳寿社区正式成立“青年舞龙协会”，并专门划拨场地用于龙队训练。2025年1月寒假期间，笔者便亲历了该协会组织的舞龙训练活动，见证了舞龙文化在当代社会中的持续传承与实践。

炸龙仪式整体可分为三个阶段，承载着年节祝福、仪式高潮与符号表征的三重功能。第一阶段自正月初一至初九白天，各街道龙队依次入户向街道居民拜年，此过程在当地被称为“调龙”。龙队成员手持以红纸制作的拜帖，向家家户户送上新春祝福，受拜家庭则会燃放鞭炮“炸龙”以示迎接，随后将装有红包的拜帖交予龙队负责人，寓意迎祥纳福、风调雨顺。第二阶段则是炸龙仪式的高潮部分。2025年2月7日（正月初十）及2月12日（正月十五）晚19点30分，各街龙队需按照传统仪轨，前往指定神楼进行拜楼仪式，以完成龙头对接的祭祀环节。各龙队在巡游过程中须严格遵循既定路线，不得与其他龙队重合或重复行走相同路径，以确保仪式的秩序性与神圣性，这一阶段彰显了舞龙仪式的空间流动性，也体现了地方民众在岁时节庆中的文化认同与信仰实践，此外，当不同街道的龙队在巡游途中相遇时，双方需行对拜礼，以示尊重。当龙队接近神楼时，领队者会吹响哨声，示意龙队调整队形，使龙身摆正，并将龙头正对神楼。随后，龙队按照传统礼制向东西南北及中央五个方向依次行礼，以示“拜神楼”，象征对神灵的敬奉与祈愿，与此同时，在神楼上的居民不断地往下丢鞭炮，龙队在鞭炮燃放中舞动龙身。

（图为新永社区龙队“拜神楼”）

完成神楼祭拜及相关仪式后，各街区龙队成员乘车前往预定的炸龙集结点。每年所选定的炸龙场地均有所变动，2025年活动的场地设于达真龙彩印厂门口，位于县城凤凰路与民族路交叉的十字路口区域，当地俗称该处为“大转盘”。集结完毕后，于当晚21:30左右，六条龙在激昂音乐的伴奏下并肩出动，依次举行开炸仪式及“点睛”仪式，炸龙活动的正式启动。随后，在鼓乐声中，各龙队依序展示舞龙技艺，表演过程中，围观群众燃放鞭炮，并不断将鞭炮投向舞动的龙身，从而进一步强化了炸龙活动的仪式感和热烈节庆氛围。舞龙者需凭借敏捷的身手与精准的配合，使舞龙在爆竹声中灵动腾跃，象征驱邪迎福、开运纳吉，整个炸龙活动持续至深夜，直至十二点左右才告一段落。

（图为炸龙现场）

第三阶段为象征性“杀龙”环节，即在正月十五“完灯酒”仪式结束后，各街道龙队将已炸至破损的龙身剥离，而保留的龙骨结构因节约材料而得以重复利用，这一仪式不仅寓意着旧岁的结束与新岁的开启，也体现了地方民俗在物质再利用与象征性意义构建中的独特智慧。

（三）广西富川古明城“上灯炸龙节”的传承现状

广西富川古明城历经历史变迁，人口来源多元，现已成为多民族共居之地，并发展为各类民俗文化的交汇中心。尽管古明城原住民以汉族为主，但随着时代变迁和人口流动，该区域已成为多民族文化，特别是汉、瑶文化交融的重要场域。其中，“上灯炸龙节”便是典型的跨族群共享节庆，其仪式实践与象征体系展现了多民族在文化互动中的共生性，此外，该节庆不仅是地方性的年度盛典，更承载着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价值。

“富川上灯炸龙节”与“富川瑶族扎龙技艺”分别于2014年和2020年被列入广西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是富川地区民众身份认同与文化记忆的重要载体，承载着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也展现了地方民间技艺在长期传承中的独特价值。然而，随着社会文化环境的深刻变迁及现代化进程的加速，这两项非遗在传承与发展过程中面临诸多新的挑战。传统民俗实践在现代社会结构重塑、文化传播方式变革以及城乡互动模式调整的背景下，如何在保持其文化核心价值的同时，实现有效保护、合理传承，并推动其适应当代社会需求，成为当前非遗研究与实践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因此，本部分将围绕这两项非遗的发展现状，探讨其在新时代语境下的存续困境，并进一步分析非遗保护与活态传承的实践路径，以期为非遗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

“上灯炸龙节”作为富川富阳镇古明城延续六百余年的传统节庆活动，较其他传统技艺更具社会影响力和文化认同感。然而，该节庆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曾因社会变迁而一度中断，直至2014年2月9日（农历甲午年正月初十），县政府首次在县园区广场举办“富川瑶族自治县瑶族‘上灯炸龙节’龙狮展演活动”，标志着该节庆的复兴，并推动其在当代语境下的传承与发展。作为“上灯炸龙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古明城新永街社区毛书记每年均亲自率领本街道的龙队，沿着古街巡游，依次前往各神楼祭拜，以示敬神祈福，随后，龙队抵达指定地点参与“炸龙”仪式。在乙巳年正月初十“炸龙”活动正式开始前，县政府及宣传部门会召集各街区的社区负责人，共同商讨当年的炸龙地点、安全预案及应急措施，以确保活动的有序进行与民众安全。炸龙地点的选定并非固定，而是根据当年的城市发展情况、环境监管要求及安保措施等因素综合考量后最终确定。早期炸龙活动主要集中在富川大电影院一带，后因城市扩建及环保要求，县政府逐步将活动场地向城外迁移，以减少对城区环境及居民日常生活的影响。据富阳镇办公室范主任介绍，每年的炸龙活动都经过精心筹备，不仅涉及地点安排，还包括活动流程的细化、应急预案的制定以及社区居民的广泛动员。乙巳年正月初十至正月十五的炸龙现场，不仅古明城的居民踊跃参与，周边县城、乡镇的民众也纷纷前来观赏，随着“上灯炸龙节”影响力的不断扩大，外地游客亦慕名而至。现场人潮涌动，锣鼓喧天，爆竹声此起彼伏，炸龙活动的独特之处在于舞龙者需在密集的鞭炮冲击下灵活舞动龙身，爆竹越密集，龙队舞动的节奏越高昂，象征着来年风调雨顺、家族兴旺，“这条龙今年炸的越烂，意味着今年越红火，百姓的生活也越好”。

“上灯炸龙节”融合民俗节庆与传统技艺的复合型非物质文化遗产，承载着地方社会的历史记忆，并在社区秩序与文化认同的建构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随着现代化、信息化及数智化进程的加速推进，该节庆的可持续传承面临诸多新的挑战，如何在新时代背景下实现非遗的活态保护与创新发展，成为当前“上灯炸龙节”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首先，传统扎龙技艺的传承面临技艺人才断层的困境；其次，现代城市管理对节庆的空间布局、安全监管等提出更高要求。此外，传统节庆如何与文旅产业深度融合，实现从单一文化展演向产业化发展的转型同样值得关注。古明城的大型实景展演“明城有约”提供了一个具有参考价值的实践案例，该展演通过非遗展示馆、沉浸式场景再现等形式，构建了一种“文化时空”，展演所创造的文化氛围，既强化了民众的情感认同，也促进了非遗的传播与发展，为“上灯炸龙节”探索现代化展示与产业化路径提供了有益借鉴。

高丙中在研究中国社会的民俗（folklore）时指出，学界往往在时代定位上将“俗”（lore）与“民”（folk）割裂开来，即“民”是生活在当下的，而“俗”则被视为传统时代的文化。这种认知模式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研究中尤为突出，尤其是在技艺型非遗的存续过程中，技艺传承人的生存状况直接影响其延续性。据扎龙技艺传承人周师傅介绍，过去古明城内几乎每条街道都有专门扎龙的工匠，然而，由于技艺水平的高低差异，一些匠人作品难以被市场接受，导致技艺逐渐衰微。此外，部分老匠人的相继离世，使得古明城周边地区目前仅剩他一人仍在坚持这一传统手艺。

（图为周师傅过去所手工制作灯笼）

据调查，过去古明城街道居民在“上灯”仪式中所使用的灯笼多为手工制作，承载着丰富的民俗意涵与传统工艺价值。如今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与市场供需的变化，传统手工灯笼的制作逐渐式微，手工制作的成本显著提高，从而削弱了其市场竞争力。在这一背景下，传统灯笼制作技艺逐步淡出日常节庆活动，仅存的手工艺作品成为历史文化记忆的载体，周师傅家中仍珍藏着其早年制作的精美灯笼，折射出传统民俗工艺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变迁轨迹。而扎龙工艺极为繁复，通常从年初开始制作，贯穿全年，完成一整条龙的全部工序大致要一个月以上。近年来，随着“上灯炸龙节”影响力的扩大，这一技艺的需求也有所增加，不仅古明城街道仍在延续传统，周边县城及村镇的节庆活动亦纷纷加入舞龙、炸龙的行列，甚至有湖南地区的人慕名而来定制。

在传统的扎龙工艺中，制作一条龙需经历多个繁复且精细的工序。首先需上山选取合适的竹材与木材，经过削制与整形后，将木材制成不同规格的“龙棍”，以支撑龙身的骨架结构。随后，竹材需劈制成竹篾，并通过火烘烤塑形，以确保其弯曲度符合龙身的动态结构。完成骨架搭建后，会运用绵纸进行裱糊，并以扎结工艺加固，使龙体造型稳固且富有立体感。与其他地区的制作工艺不同，富川“上灯炸龙节”所使用的龙灯采用独特的“破肚龙”结构，其龙身由十个以上的活动关节组成，并在外部覆盖整幅布料，使其在舞动时呈现出更为灵活多变、飘逸自如的动态美感。龙头、龙身、龙珠、龙尾等部件制作完成后，还需根据不同类型的龙进行上色与装饰。

（图为周JS师傅为龙头着色）

值得注意的是，古明城各条街道所使用的龙灯在色彩与纹饰上皆具有各自独特的传统特色，因此需依据各街道的龙纹风格进行色彩渲染，并贴上亮片或金箔，以增强视觉效果。此外，龙身外部的整幅布料不仅需要染制特定的色彩，还需手工缝制专属的装饰图案，以彰显不同街道或者不同地域的文化标识。鉴于扎龙工艺制作过程繁复且耗时巨大，周师傅已难以独立完成所有环节，因此在技艺实践中采取了一定的分工协作模式。其本人不再亲自上山采集木材与竹料，而是依据制作需求直接购置相应材料。同时，在龙身缝制过程中，他的姐姐协助完成布料的缝合工作。此外，部分中年亲属亦在周师傅的指导下学习扎龙技艺，并在上色、造型等环节提供协助，尽管部分工序实现了分工合作，整体制作流程仍由周师傅主导，其技艺传承与制作水准依然保持统一性。谈及扎龙技艺的传承问题，周师傅指出，完整掌握一条龙的制作流程极为复杂，涉及扎制、绘画等多种工艺，因此能够全面掌握这一技艺者屈指可数。同时，学习扎龙工艺所需投入的时间成本远远超过其经济回报，难以成为年轻人稳定谋生的手段；此外，即便有人具备扎龙能力，由于他自己在该领域享有较高声誉，其订单主要来源于熟悉的客户群体，而非面向广泛市场。值得一提的是，周师傅有时受邀为中小学生开展授课，将扎龙技艺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涵融入课堂教学；同时，一些小学教师亦会组织学生前往周师傅家中进行现场观摩和学习，从而促进传统技艺的传承与普及。

（图为已经制作好的龙头与龙珠）

三、总结

随着全球化与现代化进程的加速，传统节庆不仅成为地方文化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播的重要媒介，也逐渐演化为向全球社会展示与宣传当地文化的公共文化资源。节庆仪式作为社会文化实践的一部分，既帮助个体与群体在仪式化过程中实现心理与身份认同的过渡，又为日益“网友化”的社群提供线下聚集与情感联结的契机，使之成为承载共同记忆与强化文化认同的重要载体。然而，传统节庆在当代发展过程中，也面临着空间重构、社会分化及“仪式感”淡化等多重挑战。节日的公共文化资源属性，不仅构成其传承的文化语境，同时也为其在当代中国公共文化建设中的积极参与提供了深厚基础。

广西富川瑶族自治县古明城的“上灯炸龙节”不仅是富川多民族社会记忆的重要载体，承载着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同时也是富川人民表达身份认同、价值观念与深层情感的重要文化实践。作为一项融合汉族、瑶族以及中原、岭南地区文化元素的复合型节庆仪式，该节庆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构建过程中发挥着独特作用，不仅展现了富川多民族深厚的爱国情怀，也成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核心文化内容。在现代化、信息化及数智化的背景下，“上灯炸龙节”在坚守传统文化核心要素的同时，也不断进行创新与发展，使其在当代社会语境下焕发新的生机。唯有在保持仪式核心价值的基础上，结合现代社会需求，探索文化产业化路径，使其与文旅融合、公共文化建设及社区治理相结合，才能确保这一延续六百余年的民俗节庆在新时代持续发挥作用，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建“五好家园”、增强文化认同及推动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做出更大贡献。

（最佳春节印象）

总指导丨萧放

内容顾问丨朱霞 鞠熙

指导教师丨贺少雅

公号主编丨所揽月

栏目责编丨顾展鹏

图文编辑丨植棚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