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邵凤丽 | “援法入礼”：当代春节礼俗建设的意蕴与路径

“援法入礼”：当代春节礼俗建设的意蕴与路径

作者：邵凤丽

摘要：礼俗是春节的核心构成要素，承载着春节厚重的文化价值和社会功能。对于中国人而言，春节不仅是休闲娱乐时刻，更是通过祭祀、宴饮、拜贺等礼俗活动来调和人与自然、社会、家庭以及自我关系的神圣时刻。在当前社会环境下，春节礼俗的建设应积极融合现代价值观念，遵循“援法入礼”的原则，将现代法律、法规所倡导的社会核心价值观念融入传统礼俗革新之中，以推动传统礼俗的现代化进程，从而实现时代精神与礼俗传统的和谐共生。春节礼俗的当代建设不仅有助于提升个人素养，还能将个人行为融入家庭荣誉和社会责任之中，助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

关键词：春节；礼俗；礼法

春节，作为中华民族传统大节，蕴含着丰富的历史文化价值。在辞旧迎新的特殊时刻，人们参与到一系列丰富多彩的节日庆典当中，通过对祖先和神灵的祭祀，以表达对过往历史的尊重和缅怀，同时也寄托了对新一年美好生活的愿景。此外，人们还通过相互拜年、聚会宴饮等方式，表达新年的祝福与问候。值得特别关注的是，春节期间的祭祀、宴饮以及社会交往等民俗活动，常常伴随特定的仪式规范与行为准则，进而构成了春节独有的礼俗体系。这一体系不仅凸显了春节在历史文化传承方面的关键地位，也凭借其规范性和约束性，有效地促进了社会秩序的稳定与人际关系的和谐。

礼俗，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概括性词语，呈现出将礼仪融入日常生活习俗的文化模式。从民俗文化的演变看，礼与俗之间存在着既对立又相互依赖、相互影响的关系，共同塑造了一个礼俗交织、以礼节俗的社会整体格局。在传统社会，通过“礼法融合”的独特机制，礼俗成为维护社会稳定的关键要素。然而，自清末民国时期以来，这一传统逐渐发生了转变，法律逐渐取代了礼俗的地位，导致礼与法之间出现了明显的疏离。面对当前建设新时代礼俗文化的迫切需求，我们必须重新审视礼与法的关系。本文以春节礼俗建设为具体切入点，基于“援法人礼”的原则，探索重构当代礼俗文化的路径。“援法入礼”原则的核心，是将现代法律、法规所倡导的自由平等、尊重诚信、和谐友善等社会核心价值观念，融入传统礼俗的革新之中，旨在实现传统与现代文化的和谐共生，共同塑造一个既继承传统礼俗精髓又符合现代文明要求的礼俗文化新形态。

一、春节礼俗的主要构成

春节期间，民俗活动异彩纷呈，涵盖了祭祀信仰、宴饮团聚、拜贺祝福、娱乐休闲、艺术审美等方面。在这些民俗活动中，礼俗元素较为集中地体现在祭祀信仰、宴饮团聚和拜贺祝福三个方面。

首先是感恩祈福的祭礼。对于祭礼的重要性，《礼记·祭统》中明确指出：“凡治人之道，莫急于礼。礼有五经，莫重于祭。”此外，《礼记·祭统》还强调：“祭者，教之本也已。”在传统社会中，祭礼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它不仅是对神灵的敬拜，更是调节君臣关系、父子关系以及贵贱等级等家庭伦理和社会关系的基石。

对于中国人而言，祭祖不仅体现了对祖先的孝顺与崇敬之情，而且是一种重要的礼仪活动，它能够将家族成员紧密团结在一起，共同表达家族认同与归属感。春节祭祖拥有悠久的历史传统，其根源可追溯至《礼记》中记载的“大饮烝”，这是一项在岁末举行的盛大的祖先祭祀仪式。在上古时期，原本用于祭祀百神的腊祭活动，到了秦汉时期逐渐转变为祭祀祖先的仪式。进入汉代，祭祖礼仪已成为春节期间不可或缺的重要活动，正如汉代崔寔在《四民月令》中所描述的那样，“正月之旦，是谓‘正日’，躬率妻孥，洁祀祖祢。前期三日，家长及执事，皆致齐焉。及祀日，进酒降神。毕，乃家室尊卑，无小无大，以次列坐于先祖之前；子、妇、孙、曾，各上椒酒于其家长，称觞举寿，欣欣如也。”到了明清时期，随着家族组织的发展，春节祭祖成为重要的家族礼仪活动。同治年间湖南《临武县志》：“‘元旦’，临俗旦日预置香案，设花烛、茶果等物，举家长幼男女皆夙兴盛服，择吉时开门，烧纸钱，叩拜天地，以祈一岁之祥。次谒祠堂，无祠堂者即于祖先堂具香烛、茶果、酒馔列拜焉，然后拜于尊长，其下各以长幼为序而拜。”

春节期间，人们通过祭祖礼仪表达了对血缘伦理的深刻认同与实践，同时，又通过祭祀灶神、财神等神灵，表达了对自然伦理的尊重和敬意。祭灶这一习俗，其历史可追溯至先秦时期的《礼记·祭法》，书中记载“王为群姓立七祀”，即有一祀为“灶”，而庶士、庶人立一祀，“或立户，或立灶”。至汉代，祭灶被列入大夫所祭的“五祀”之一，与门神、井神、厕神、中霤神共同守护家庭安宁。宋代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中描述了当时腊月二十四夜祭灶的情景，“二十四日交年，都人至夜请僧道看经……帖灶马于灶上，以酒糟涂抹灶门，谓之醉司命。”这一习俗一直延续至清代，顾禄的《清嘉录》中亦有腊月二十四夜送灶的习俗，“俗呼腊月二十四夜为‘念四夜’，是夜送灶，谓之‘送灶界’。”直至民国时期，《新民县志》详细描述了当时祭灶的仪式，“二十三日向晚，置桌于灶神牌位前，或就釜盖以上不另设桌，陈列秫米、谷草、净水、麦糖各一碗。又用粱秸编制鞍马、鸡、狗三事。将灶神像撕下，家主爇香三炷，叩首，亟将神像及鞍马、鸡、狗一并焚化。燃纸炮于户外，连呼灶王升天。后待新年接神，始设香供。又是日，俗名为‘小年’。” 这些历史记载表明，在中国传统中，祭灶作为一项重要的节日习俗，一直受到人们的重视与传承。

春节期间，除了祭祀祖先和灶王之外，还有众多神灵需要人们的供奉与祭祀。在中国社会，门神因其守护家园、驱邪避凶和祈求平安吉祥的寓意而广受欢迎。人们习惯在门户之上张贴门神神像，以此来确保家庭的安宁。门神的概念最早可见于《山海经》，而“神荼”和“郁垒”则被视为最早的门神形象。在《礼记·丧服大记》中，郑玄的注解提到“释菜，礼门神也”，这显示出在当时已有门神的祭祀习俗。到了宗懔所著的《荆楚岁时记》中，有这样的记载：正月一日，人们会“造桃板著户，谓之仙木”，用以驱邪。明代以后，尽管人们开始用对联替代桃符，但门神的祭祀传统仍然得以保留并传承至今。

此外，财神也是春节期间备受人们重视的神灵。清代顾禄的《清嘉录》中描绘了人们急于迎接财神以求财运亨通的情景，“五日财源五日求，一年心愿一时酬；提防别处迎神早，隔夜匆匆抱路头。”“抱路头”即“迎财神”。而在民国八年的《凤城县志》中，则记录了人们在除夕时贴新画、春联，更换天地、灶神、门神等神像，并准备香烛、果品供奉财神的风俗。“三十日，是为‘年关’，人家各贴新画、春联，粘挂钱纸（有服者否）。天地、灶神、门神各易新像，斗插纸马，几上压铜钱成串（名‘压神钱’），外陈香烛、果品，谓‘供财神’。”不仅如此，春节期间，人们还会祭祀天地、井神等其他神灵。例如，光绪年间的云南《普洱府志稿》中提到，“‘元旦’，以香烛、茶酒、斋品供天地，祀井灶、家神、祖先。礼毕，向父母、尊长称祝。”而在民国的《盱眙县志略》中，则描述了除夕之夜的活动：“‘除夕日’，以盛馔祭祖宗于寝。三鼓后，继续接祀灶神、天地、财神，男子无论老幼均行跪拜礼，女子则不与焉。”这些记载充分展示了春节期间人们对各种神灵的祭祀活动之丰富多样。

春节期间举行的祭祀活动，构成了民众精神文化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刻体现了中国人的血缘伦理观念与自然伦理观念。通过祭祀祖先和各种神灵，中国人表达了对祖先的深切怀念与崇高敬意，以及对大自然恩赐的感激之情，同时也寄托了对家庭幸福美满、生活平安顺遂的美好愿望。这些祭祀活动不仅承载并传承了丰富的历史文化，还增强了人们的精神力量，充分彰显了春节深厚的文化底蕴和鲜明的时代价值。

二是团圆宴饮礼。团圆宴饮礼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另一大特色，它根植于悠久的饮食礼仪传统之中。从《礼记·礼运》中的“夫礼之初，始诸饮食”，到《周礼》中的“以饮食之礼，亲宗族兄弟”“以飨燕之礼，亲四方之宾客”，都强调了宴饮礼在家庭、宗族以及社交关系中的重要性。

春节期间的饮食，相较于日常，被赋予了浓厚的礼仪色彩。早在南北朝时期，《荆楚岁时记》中记载：“岁暮，家家具肴蔌，谓宿岁之储，以迎新年。相聚酣饮，请为送岁。留宿岁饭，至新年十二日，则弃之街衢，以为去故纳新，除贫取富也。”岁末之际，家家户户准备丰盛菜肴，祭祀祖先，以迎接新年到来。即便是年夜饭后的残羹剩饭，也需以特殊方式处理，以表达“去故纳新，除贫取富”的美好祈愿。南宋时《梦粱录》载：“家家饮宴，笑语喧哗。此杭城风俗，畴昔侈靡之习，至今不改也。”春节期间，杭州城家家户户大摆宴席，宴饮欢笑的风俗历经岁月变迁一直保留下来。清代苏州，“除夜，家庭举宴，长幼咸集，多作吉利语，名曰‘年夜饭’，俗呼‘合家欢’。”年夜饭不仅是一顿饭食，更是家人间情感交流与祈福未来的重要仪式。民国十五年（1926年）《兴城县志》中载：“三十日（小月二十九日）是日也，……备筵合家聚饮。至夜具新衣冠遍拜尊长，谓之‘辞岁’。合家或坐谈或捏面饺谓之‘守岁’，……归，煮面饺食之，谓之‘食元宝，喝元宝汤’。” 团圆饭作为春节期间最为丰盛的一餐，不仅是物质上的盛宴，更是情感与礼仪的集中展现。无论身处何方，漂泊在外的人们都会尽力归家，只为这顿意义非凡的年夜饭，共同举杯庆祝新年的到来，传递着家的温暖与对未来的美好祝愿。

春节期间，除了丰盛的年夜饭外，还有其他诸多重要的饮食礼仪。例如，古代就有岁首饮酒的习俗，据《荆楚岁时记》记载，“凡饮酒次第，从小起。”又载：“董勋云：俗有岁首用椒酒，椒花芬香，故采花以贡尊。正月饮酒先小者，以小者得岁，先酒贺之。老者失岁，故后与酒。” 清代顾禄则描述了苏州人在春节后相互邀请饮酒的风俗，“元旦后，戚若友递相邀饮，至十五日而止，俗称‘年节酒’。”而在民国时期的四川《新繁县志》中，也提到了唐代长安的习俗，“《秦中岁时记》：‘唐长安风俗，每岁元日以后，递相邀迎，饮酒贺节，号‘传坐酒’。县俗，于‘元旦’后竞邀饮宴，谓之‘春酒’，盖其遗也。”这些历史记载不仅展示了春节期间饮酒的丰富礼俗，更凸显了亲友间团聚欢饮、共享和谐的温馨氛围。

[梁]宗懔撰，[隋]杜公瞻注，姜彦稚辑校：《荆楚岁时记》，北京：中华书局，2018年。

春节期间，宴饮礼蕴含了祈福的深刻寓意，从菜肴的选择到敬酒的次序，每一个细节都富含特定的象征意义，这些不仅为节日增添了喜庆色彩，也寄托了人们对未来的无限憧憬。同时，宴饮礼也是亲朋好友交流互动的关键场合，是家庭成员增进情感联系的桥梁，可以有效提升个人身份认同和共同体的凝聚力。

三是拜贺社交礼。人无法独立于社会、群体而存在，需要在社会群体中进行生活。社交礼主要是从社会交往层面对个人行为进行的约束和规范，以保证社会交往的有序进行。中国传统礼仪中非常重视社交礼，在《论语》和《礼记》等经典文献中都有体现和阐释。《论语》中强调，“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在与人交往过程中，个体要重视“敬”与“恭”的表达。同时，“道之以德，齐之以礼”，通过道德引导和约束，从而实现社交礼维护社会秩序、促进人际和谐的重要价值。在具体交往中，《礼记》中“礼尚往来”的原则进一步强调了人际交往中的互动性。因此，对于传统中国社会而言，社交礼不仅有助于维护个人的形象和尊严，更能促进人际关系的和谐与融洽。

作为岁首庆典的重要组成部分，春节期间一系列丰富多彩的社交礼充分展示了传统礼仪的深厚底蕴及其生活价值。拜年这一庆贺新年、表达敬意的社交礼，其历史演变与发展历程深刻揭示了春节发展特征。南朝时，宗懔在《荆楚岁时记》中载，“正月一日……长幼悉正衣冠，以次拜贺。进椒柏酒，饮桃汤。”当时的拜贺主要是在家庭成员内部进行。唐代以后，拜贺的对象不再限于家庭内部，拜年逐渐发展成为一种具有社交意义的礼仪行为。宋代的官僚显贵、文人士大夫对拜年礼仪追捧备至。但是直至明清时期，拜年礼仪才发展成为全民共享的节日礼仪。陆容在《菽园杂记》中记载明代时北京城春节的拜年礼仪十分盛行。初一以后，京城里的贵族官员、普通百姓，纷纷出门拜年，“往来交错道路者连日”。苏州人也很重视拜年，顾禄在《清嘉录》中说苏州人过春节时男女在家里给家长拜年之后，家长带领诸人，“出谒邻族戚友”，如不能亲自拜访，“或止遣子弟代贺”。即使平时因某些原因不愿相见的人，过年时也要相互拜年，彼此化解矛盾，“至有终岁不相接者，此时亦互相往拜于门”。作为传统春节礼俗的重要构成，拜年不仅可以表达对长辈的尊敬与感激，增进家庭成员之间的感情，同时也能加强邻里和朋友之间的联系。因而，作为年节期间社会交往的重要媒介方式，拜年不仅促进了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与互动，更增强了社会整体的凝聚力与和谐度，在构建和谐、紧密的人际关系网络过程中持续发挥着积极作用。

二、当下春节礼俗建设的价值意蕴

在中国文化中，礼的起源深远且内涵广博，它与制度、教育、宗教、法律及风俗等紧密相连，共同塑造了中国人的日常行为规范。礼主要由三大要素构成：礼义（或礼意）、礼仪（或礼法、礼文）以及礼器（或礼物）。礼义，即礼的内在精神与价值，它体现了礼的深层含义。《礼记·中庸》：“义者，宜也。”义是符合规范的行为思想，要不偏不倚，符合中庸思想。而礼义是专指礼的内在精神和价值，几乎涵盖了传统社会儒家倡导的人伦、风俗、社会、政治等方面。礼仪，是礼在实践过程中的仪式程序、行为动作等外在形式。古籍中常将礼与礼仪区别论述，如《左传·昭公二十五年》：“子大叔见赵简子，简子间揖让周旋之礼焉。对曰：‘是仪也，非礼也’。”这里将礼与仪区分开来，礼是一个综合体，而仪特指外在形式。关于礼仪、礼义的关系，古人多有评说。例如《礼记·檀弓上》记载子路云：“吾闻诸夫子：丧礼，与其哀不足而礼有余也，不若礼不足而哀有余也。祭礼，与其敬不足而礼有余也，不若礼不足而敬有余也。”这里的哀与敬是指丧礼、祭礼的内在意义，而礼则是指外在的礼仪形式。但是在后世发展过程中，随着语言习惯的改变，礼又常称为礼仪，因而对于礼与礼仪的具体所指内容，需要在具体语境中理解，不能简单划分。礼器，则是礼在实践过程中所需使用到的各种物品。从三者关系角度看，礼仪、礼器是有形的礼的外在体现，而其精神意义正是礼所强调的，即“礼尊其义”。

春节是中国人举行辞旧迎新仪式的重要时刻，全家人团聚一堂，鞭炮声声，共同展现着对未来幸福生活的热切期盼。尽管如今社会不断发展，春节的传统习俗也面临着现代化的挑战与变革，但春节礼俗作为在人与自然、社会、家庭及自我关系处理中形成的独特文化模式，具备在继承传统精髓的同时，不断自我调整与适应的能力，以应对生活变迁所带来的需求。春节礼俗的当代意义具体展现在以下几个层面。

一是顺天应时，辞旧迎新。中国文化之所以能够跨越千年，至今仍充满活力，根源在于中国人坚毅不拔与持续不断的坚持，以及他们拥有的不断向前看的时间更新观念。尽管外表上可能给人以稳重保守的印象，但中国人内心深处对改变现状、向往美好生活的渴望始终强烈。这种独特的时间观念特性，在中国的节日习俗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在体现辞旧迎新的观念方面，中国人创造了一系列富含象征意义的春节礼俗符号。这些礼俗，如腊月二十三送灶王爷上天述职，象征着对过去一年的总结与告别；除夕之夜接灶神归家，则表达了对新年到来的热烈欢迎与期盼；正月初五迎接财神，更是寄托了对未来财富与福祉的美好愿景。这些礼俗不仅体现了中国人对宇宙规律的尊重与顺应，同时也反映了对时间流逝的敬畏之情，以及对旧岁的告别与对新年的期盼。尽管自然时间本身并无特定的人文属性，但中国人却为其赋予了深厚的文化内涵与象征意义。春节作为辞旧迎新的重要时刻，其核心意义之一便是代表了从过去向未来的转变与更新。中国人深信，新的一年将带来新的希望与机遇，而春节期间辞旧迎新的礼俗活动，则成为摒弃旧日困境与不幸，迎接新年好运与繁荣的象征。通过这些具有过渡性质的礼俗活动，中国人不仅实现了时间的更新，更在精神层面上焕发出了永恒的生命活力。

二是敦亲睦邻，友善和谐。社会性是春节礼俗的重要特点之一。春节是一个重要的社交时机，人们通过拜年、互换祝福、礼物馈赠等各种社交礼仪，拜访亲朋、结交新友，进而加强了社会联系和交流，促进了社会秩序的稳定与和谐，同时也传承和弘扬了地方文化和民族传统。春节拜贺和互祝美好的习俗在中国已有数千年的历史，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拜年，虽然辛苦，从本能上不情愿做，但出于年俗礼仪的要求，不得不做、不做不行从而主动去做，在大家都认真遵守拜年礼俗、自己也参与其中时，自己就能从中获得从属于这个群体的基于文化认同的满足感，并由此觉得这种过年方式够年味”。春节期间，家人、亲戚、朋友和邻居之间互相拜访和馈赠，表达对彼此的关心和祝福，也增进了亲情和友情，强化了自身的身份认同。

三是孝亲敬祖，仁爱厚德。中国传统文化尤为强调家庭的和谐稳定，以及家庭成员之间的互亲互爱。家庭伦理关系被视为社会和谐和个人修养的根基。作为最重要的传统节日，春节在强化家庭伦理关系、促进亲情表达方面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春节期间，人们会更加注重个人家庭角色的确认以及家庭关系和谐的强化，使得春节具有了突出的孝亲敬祖和仁爱厚德的人伦特性。春节期间，人们回到家中，与父母、祖父母等长辈团聚，同时通过年夜饭、拜年等富有象征意义的礼俗活动，表达对长辈的敬爱和孝顺之情。此外，春节祭祖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家庭伦理观念的重要体现，通过庄重而虔诚的祭祖礼仪，人们不仅缅怀先祖的功绩与德行，表达对祖先的尊敬与感恩，更在这一过程中强化了对家族历史与文化的认同感，体现了对孝道精神的传承与弘扬。

四是以人为本，进取向上。中国传统节日礼俗历来强调对个体生命的关怀，尤其关注身体健康、长寿及吉祥幸福。给压岁钱、守岁、饮屠苏酒等，均源于对个体身体健康、生命长久的考量，从而形成的独特的节日礼俗。给孩子们的压岁钱、红包寓意祝福他们茁壮成长，家庭聚会上的屠苏酒象征着驱邪辟恶、祈求福祉，守岁则表达对新年的迎接和对生命长久的珍视。这些春节礼俗，无不反映出人们在辞旧迎新的关键时间节点，对生命的敬畏之情以及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期盼。

作为岁末年终大节，春节是中国人处理人与自然、社会、家庭以及自我关系的重要时间节点。古人将顺天应时、辞旧迎新，敦亲睦邻、友善和谐，孝亲敬祖、仁爱厚德，以人为本、进取向上的价值观念蕴藏于一系列春节礼俗当中，让人们在践行节日礼俗的同时，感悟并传承中华优秀价值观念。

三、当代春节礼俗建设的实践路径

在探索构建当代春节礼俗的路径时，追溯礼俗的历史演变并从中汲取智慧显得尤为关键。礼，其源头深植于民俗之中，遵循着“因俗成礼”的逻辑，是在民间习俗的基础上逐渐固化而成的行为规范。随着时间的推移，礼不仅吸纳并超越了这些习俗，更发展成为承载社会共同价值观、衡量个体行为的重要标准。从根本上讲，礼是社会秩序的基本准则和规范。然而，随着社会的持续进步，社会规范体系逐渐扩展，法律应运而生，成为与礼并行的重要规范力量。荀子提出的“礼法”观念，强调了“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认为道德是法律的基础，法律应体现礼的精神，维护礼的价值。这一思想在《唐律》中得到了深刻体现，该法典因严格遵循礼的精神而著称，成为礼法结合的典范。

在探讨人的行为规范与社会秩序时，学者们从不同角度提出了各自的理论框架。美国学者孙末楠（William G.Sumner）提出了“俗、礼、法、制”的方法论，用以理解“民俗社会”中秩序的形成机制。而在对中国社会进行分析时，瞿同祖则运用“俗、礼、法”的框架，揭示了从习惯到法律的演变路径。黄石则采用“风俗、礼、制”的分类，对纷繁复杂的民俗现象进行了系统梳理。梁漱溟则进一步指出，“社会秩序包含法律、制度、礼俗、习惯。一种秩序，即一套法制礼俗；而其社会之如何组织、如何结构，也即安排规定于其中。”尽管这些学者在分类上存在细微差异，如对概念的广义、狭义理解不同，以及讨论问题的侧重点不同，但他们都不约而同地强调了在社会生活中，礼与法之间存在着紧密而复杂的关联。邓子琴曾指出在中国传统社会礼与法作用相似，但是动因不同。“夫礼与法同为条理节度，以整齐规范人民者，而其异趣，则礼为内力推动，系自发性。法为外力束缚，系强制性。”虽然礼与法存在差异，但是在中国文化中能融合互通，“中国古代，则以礼融法。”邓子琴认为中国古礼中包含了法令的意义。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礼与法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到了民国时期，出现了“以法代礼”，“而最近趋势，则似欲以法代礼。”梁治平对此进行了总结，“回顾礼法之观念史、制度史，大体可以说，三代以礼为法，礼、法无分；春秋战国至于秦，法出于礼而独立，儒法对立，礼、法分隔；汉以后，儒法合流，礼入于法，又造就一新的礼法秩序；而至晚清，西风东渐，世事不变，民主、法治观念大兴，传统之礼法秩序无以为继，至是，礼、法再度分立。”从前人对礼法关系的研究中可见，自汉代至清代，传统礼仪之所以能产生深远的社会影响，得益于其与法之间的协同一致，礼法相融合，尽管作用方式不同，但核心价值观念长期一致，共同维护了社会的和谐秩序。

自20世纪初以来，“以礼融法”的传统逐渐转变为“以法代礼”，导致礼仪在正式制度和场合中的地位显著下降以致消亡，但是作为生活规范的人生礼俗、岁时节日礼俗、祭祀礼俗等依然是民众生活的重要构成，实现了中华礼仪文脉在生活中的绵延赓续。但是进入21世纪后，随着社会经济快速发展以及社会结构调整，春节礼俗发展面临新的挑战。城市化进程的加速打破了传统的社区结构，邻里关系日益疏远，使得很多集体性的传统礼俗活动难以组织和实施。同时，年轻一代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也在发生变化，他们更倾向于追求高效便捷的生活，对传统礼俗的认同感和参与热情相对较低。此外，全球化趋势也对传统春节礼俗的传承造成了冲击。随着国际交流的增多，西方的节日文化、生活方式和价值观逐渐渗透进中国社会，影响了年轻人的文化偏好。一些年轻人可能更倾向于庆祝西方的节日，而对传统春节礼俗缺乏足够的了解和兴趣。在此时代背景下，要构建新时代春节礼俗文化体系，需要借鉴历史智慧，以保障春节礼俗能够与现代生活相融合。春节礼俗之所以要与现代生活相融合，源于其本身的活态属性。《礼记·礼器》：“礼，时为大，顺次之，体次之，宜次之，称次之。”南宋朱熹在编订礼仪著述时也强调“因时制礼”，尊重时俗，“夫三王制礼，因革不同，皆合乎风气之宜，而不违乎义理之正。正使圣人复起，其于今日之议，亦必有所处矣。”礼的传统并非一成不变，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礼的形态内容、结构功能、意蕴价值等层面也要随时代变化而发生变化。因此，当代春节礼俗建设应对传统礼俗进行大胆革新和调试，以服务于现代生活为指向，充分体现时代特色。对于现代社会而言，礼的意义和价值已发生了重大转变。在当今社会，礼治已不再是规范人们日常生活的主导制度，而应将传统礼仪与人伦道德融入个人的私德修养之中。重建礼仪的过程应当在个人品德培养与私德范畴内展开，使之成为现代人多元化生活方式的一种选择。这种重建，实质上是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相融合的过程，旨在构建一个基于自由平等原则之上的新型家庭伦理秩序。同时，重建传统礼仪必须在尊重个体尊严与价值的基础上进行，摒弃那些与现代社会不相适应的元素，同时保留并弘扬那些能够体现亲情纽带与现代价值观念的内容。因此，当代春节礼俗建设迫切需要与现代生活、时代精神进行融合。在如何进行融合方面，可借鉴礼俗发展历史经验，增强“法”的内容，但是需要明确的是这里的“法”，但它并非指某一具体的法律、法规，而是法律、法规中所体现的自由平等、尊重诚信、和谐友善等当代社会核心价值观念。在具体建设方面，传统礼俗应主动与当代社会核心价值观结合，遵循“援法入礼”与“以礼行法”的原则使得礼与法二者相互渗透、融合，最终促进礼的更新发展及法的普及认同。“援法入礼”旨在将现代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念融入对传统礼仪的革新中，达到时代精神与文化传统的和谐交融。而“以礼行法”则强调借助传统礼俗的教化功能，提升公众的法律意识与道德自觉，使现代法制精神不仅仅是一种外在的强制力，更是一种内在的道德追求。因此，当代春节礼俗的建设将成为一个连通古今的桥梁，消除人们的日常生活实践与现代法制精神之间的隔阂，将新时代的价值观念转化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行为实践。这一过程不仅能促进传统礼仪的更新，还将加速现代价值观的广泛传播与接纳，深化人们对这些观念的理解与认同。

根据“援法入礼”原则，春节礼俗的实践路径主要体现在对礼仪内容和形式的调适上。首先，对于那些依然与时代生活相契合的春节礼俗，应继续保存并弘扬。以宴饮礼中的年夜饭为例，这一习俗不仅承载着家庭团聚的温馨时刻，更是尊老爱幼、孝亲敬老等传统美德的生动体现。在传承这一习俗的过程中，我们可以将现代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念——如平等、尊重、爱与关怀——融入其中，使传统礼俗更加贴近现代人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在传承这一礼俗的过程中，“援法人礼”还体现在加强对青少年的礼仪教育上，让他们了解并遵守传统礼仪，例如教导他们在长辈入席前不得擅自动筷，用餐时要保持安静，不得大声喧哗，以及如何在用餐过程中表达对长辈的敬意和感激。在餐桌上，我们还可以分享彼此的生活感悟和成长经历，从而增进家庭成员之间的情感联系。

其次，对于部分与现代生活节奏和价值观不太契合的春节礼俗，需要进行调适和创新。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坚守核心内涵，创新形式。在“援法入礼”原则的指导下，应该保留那些与社会核心价值观念相契合的春节礼俗，同时通过创新，使这些传统习俗在现代社会中焕发出新的生命力。这一过程中，我们既尊重传统，又勇于创新，旨在实现传统与现代的和谐共生。以祭灶为例，这一礼俗本是表达对灶神的感恩与祭祀，也是对家的认同，其礼仪意义至今仍有积极价值，但是这一传统习俗原本涉及复杂的物品准备和仪式流程，使得它在现代生活中难以实际操作。在现代社会中可以对形式进行创新，采用更为简洁、环保的方式来实现。例如，可以组织家庭成员共同制作象征性的祭品，这样的活动不仅简化了传统流程，还增强了家庭成员之间的互动与参与感。同时，通过讲述祭灶的历史故事和文化内涵，可以让年轻一代在参与中深入了解传统文化的魅力，从而加深他们对这一习俗的理解和认同。这种创新实践不仅成功地保留了祭灶的核心意义，还使其更加符合现代社会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二是保存形式，调整意义。针对那些承载着时代意义的礼俗，我们可以根据时代发展调整其内在含义。以祭神礼俗为例，我们无须局限于对神灵的信仰和崇拜的单一理解，而应将其看作是一种传递感恩之情、延续历史文化的方式。春节期间的祭神、庙会，都是给予人们机会向祖先、自然以及社会表达感激，同时寻求内心的平和与安宁。这种精神内核与现代社会所倡导的感恩、尊重及互助精神高度契合，生动展现了“援法入礼”中传统与现代相融合的智慧。

综上所述，礼俗作为春节的核心构成部分，不仅承载着丰富的历史内涵和文化价值，更是当代社会弘扬传统美德、强化家庭纽带、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载体。在当代春节礼俗建设过程中，应遵循“援法入礼”的原则，将当代社会所倡导的核心价值观念有机地融入春节礼俗实践当中，既保留礼俗的庄重与神圣，又赋予其时代特色与现实意义，促进春节礼俗在现代社会中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进而引导人们将个人的行为举止与家庭荣誉、社会责任相结合，共同营造和谐、美好的社会环境，推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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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凤丽，辽宁大学文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民俗学、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先后在《光明日报》《民俗研究》《文化遗产》等报刊发表论文50余篇，出版《朱子〈家礼〉与传统社会民间祭祖礼仪实践》《家风家训与乡风文明建设：山西闻喜裴柏村的个案研究》等著作。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1项、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子课题2项，以及多项省级科研课题，获辽宁省哲学社会科学成果奖三等奖、中国民俗学会生命树奖、辽宁大学教学成果一等奖等奖项。

原文刊于《民间文化论坛》2025年第3期，注释从略，详见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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